郭建: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49 次 更新时间:2017-05-31 11: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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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 (进入专栏)  

  

   编者按:本文曾以《“造反派情结”的缘起、延伸及影响》为题首发于《思想》季刊第32期。本刊发表的是作者做过部分修改、补充的新稿。

  

   作者简介:郭建,现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白水校区英文教授。研究着重于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六十年代世界思想史、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及中国现代史。著作及合作包括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及《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还是杨继绳的《墓碑》、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及谭合成的《血的神话》三部书的英文版合作译者。

  

   在多年的文革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始终令我感动,那就是:从事文革研究的中国学者大部分都不是在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受过专门训练,将史学研究当作职业的专家,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一般都另有所在,从世俗的职业观来说,文革研究不过是他们的业余项目。但是从人对意义的追求这个角度看,文革研究却是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并自觉不自觉地被他们视为一种使命。英文的表达可能更清楚一些:前者是job或profession,后者是vocation或calling;前者是谋生的手段,后者是人生的召唤或天职。

  

   这些“业余”文革专家多半都是在青年时代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那些年的经历如此刻骨铭心,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为了让自己搞清楚当年灾难的真相和前因后果,也为了抗拒人为的历史遗忘,挽救国人的集体记忆,以便后人仍能以史为鉴,不会重蹈覆辙,这些学者在他们专业之外的文革研究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们大部分都是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都曾对所谓的阶级敌人义愤填膺,为某种理想而热血沸腾,后来却为自己上当受骗而懊悔,也在幻灭中开始独立思考。

  

   直接参与、投身文革的经历是他们研究文革得天独厚的条件,读他们的著作常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真切、地道、在行,以至于阅读有关文革的著作,读者经常可以从字里行间猜出作者的年龄。但是,个人感情的沉迷有时会影响对他人境遇和全局经验的理性思考和判断,深深的卷入也往往会因为“身在此山中”而产生观察上的局限,所谓“造反派情结”就是我在不少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隐约感到的一种局限。作者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同道和朋友,我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的资源和智慧,但因为篇幅的限制,我将免于说项,专注于提问和批评。

  

   造反派情结与“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

  

   的确如徐友渔所说,文革中有过“形形色色的造反”,“造反”这个词在文革语境中有多种含义。[1]我这里所说的造反派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指在1966年10月(以《红旗》13期社论及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明显标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兴起并壮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红卫兵)。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造反的具体目标和意义是什么。我这里所指的造反是文革中的第二次造反。第一次造反,以毛泽东“造反有理”语录(1939)的重新发表(1966年6月5日)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起点,并没有按照毛所设想的方向发展。在第一次造反浪潮中,后来被称为“老兵”的“红五类”红卫兵打着造反的旗号在学校里批斗校领导,迫害老师,到社会上破坏传统文化(“破四旧”),残害那些在政治上被划入另类的无辜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在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于8月9日发表以后,红卫兵也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此文件明确界定的文革主要打击对象,即“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因此,1966年秋天兴起的造反运动实际上是文革的第二次启动。这一次造反派确实听命于领袖,把矛头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很快被称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老红卫兵已经落伍,趋向保守,其中的一些高干子弟已经因为父母被清洗而怨恨文革,准备成立挑战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而此时的造反派组织则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很多在第一次造反中被老红卫兵和工作组迫害的学生和老师。1967年上海造反派发动“一月革命”,奉旨夺权,此后曾出现过一段老干部抵制文革的“逆流”(当时称“二月逆流”),其间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受到打击甚至镇压。但由于毛和中央文革派的支持,他们多半东山再起,最后作为包括军代表和老干部在内的“三结合”权力机构的一部分进入文革新建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研究文革,研究造反派,造反的正义性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文革期间,毛泽东支持、利用造反派打击政敌,冲击国家各层权力机构,然后,以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为标志,开始抛弃、放逐甚至镇压(如1968年“七·三布告”前后在广西)造反派。周恩来不喜欢造反派,曾以乱军和破坏外交的罪名削弱造反派的后台力量(使已经开始对造反派不听话感到烦恼的毛泽东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逐出中央文革小组,送进秦城监狱),并借“清查五·一六”打击造反派领袖人物。文革以后,造反被否定。在清查“帮派体系成员、骨干”和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的运动中造反派头头及其激进成员被整肃,官方媒体称他们为“四人帮”马前卒、打手、社会基础,常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之类尚未脱离文革语境的丑化描述。文革后民间的文革研究在对造反派的评价上多半以较为客观的描述挑战官方结论,如在香港出版的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和唐少杰的《一叶知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官方史学针锋相对、更具当事人主观色彩、从正面肯定造反的文章和专著,这样的主张中,“人民文革”或“两个文革”的说法似乎最有影响。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王希哲。1974年在赵紫阳主政的广州曾出现过一篇借批林彪而质疑文革、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王希哲是三位作者之一。王在七十年代末就说过,实际上有两个文革:一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个“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3]此后,郑义推出群众利用毛的号召而“趁机造反”的看法,“两个文革”的内容于是更为具体化:“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攫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和政治的压迫。——这是两个互相利用、同时又互相冲突的文革。”[4]刘国凯在文革期间对这个问题就有所意识,起初他称其为文革的“两条线索”,后来便更明确地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而与此相对的官方文革,其“施行者是共产党的整个国家机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党内异己势力均属其中。这个机器的延伸物——保守派(这是个历史名词。更贴切的称谓应是保党派、保权派、保既定统治秩序派) 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众组织。”[5]

  

   “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例如,徐贲认为:“人民文革”夸大了极权统治下个人反抗意识的自觉性,并将文革中的某些“杂异因素”等同于抹杀杂异的“人民”。徐贲在《群众和“人民文革”》一文中写道:“文革中确实存在多种个人动机因素,这些因素中也确实有许多与冠冕堂皇的文革话语不相一致,如对上级领导的怨恨,对不公待遇的宿怨,个人泄私愤,乘机报复,以至发泄对共产党或政府的不满,等等。但所有这些怨愤的发泄对象都是极为局部的,根本不可能明目张胆地相互联系为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运动’或‘革命’。将那些局部的怨恨、报复和发泄上升为‘人民文革’是不妥当的。”其结果是,“就在破坏那个一元官方文革的神话的同时,‘人民文革’不知不觉地又制造出另一个一元的另类文革的神话。”[6]

  

   我同意徐贲的看法,当年的造反派都是奉旨造反,在领袖的号令之下斗争所谓“走资派”,被领袖所“运动”,并没有诸如“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之类的意识。当时的极权主义的统治和渗透已经达到极致,很难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更不用说自觉的社会运动了。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趁机”为自己争取权利、并几乎成为群众运动的事件,就是1966年冬天很多临时工、合同工组织起来要求转正的活动。但这一活动很快就作为“经济主义黑风”的一种表现被压制下去了。

  

   我还觉得“人民文革”论的提出实际上正是 “造反派情结”的反映。提出“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当年的造反派。他们当年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奋斗,在发现自己被欺骗、理想幻灭之后,他们仍然愿意在过去的黑暗中找出一些亮点,不愿意完全否定造反年代的自己。再说,人的记忆并不可靠,不自觉的选择性是常规,对青年时代的回忆更是如此,甚至连痛苦的记忆都有可能蒙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此乃人之常情,在心理学上也有解释,但未必有利于我们记忆文革,反思文革。

  

   而且,“人民文革”论并没有摆脱文革派性思维:按照刘国凯的说法推论,造反派是人民,而同样是群众组织的“保守派”就不是。

  

   郑义在《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一文中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官方学者很愿意把文革描写成一场大疯狂,但这是经不起讨论的。我们很难想象,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人民在一瞬之间患了集体疯狂。”[7]为什么很难想象?想象上亿人的集体疯狂,而且想象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这的确很不容易。但事实又的确如此,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当理想与某种从一个观念推导出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得以实施的时候,“人民”就可能集体疯狂(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专节讨论)。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世界一流文化教育水平、而且原本有多党民主体制的德国发生了,在六十年代经过十七年一党制政治洗礼的中国也发生了。从理性的角度看,当年卷入文革狂潮的中国人确实不可理喻,确实疯了。我觉得,敢于想象并承认这一点比回避或否认它更有利于我们反思文革。

  

   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及其在当下的涵义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造反派情结还显示在一些当年的造反派与毛泽东以及被毛打击的老干部(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微妙关系上,这个老干部群体在如今造反派学者的研究著作中一般被指称为官僚集团或旧政府官僚。尽管在意识层面,在理性层面,毛对文革灾难应负主要责任这一结论如今在造反派学者中已是共识,但由于在文革造反时期,他们全心赞同过毛的激进理念,而且毛使他们相信那些“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老干部是共同敌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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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大漠孤雁 2017-06-02 08:28:54

  赞同作者的某些观点。

郑慈 2017-06-01 09:29:45

  打倒刘少奇时在刘的头上扣了三个屎盆子:1、实行资反路线大搞“血统论”,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暴行便源于此;2、推行分裂工人阶级的“临时工、合同工”用工制度;3、奴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企业管理制度。因此当时刘少奇被打倒,同情的人并不多,即使张志新这样冷静的思想者也只能往组织程序这个层面去考虑对刘的处理。三条中,光是最惹人恨的“血统论”就够刘少奇消受的了,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能够走红中国,并不是其有多高的艺术价值,而电影只是摒击了“血统论”,便可以说明。后来毛泽东杀害了反对“血统论”的青年工人遇罗克,表明其与资反路线并无原则区别,从而佐证了刘少奇的无辜。为争得平等的生存权而造反的“临时工、合同工”建立了有经济诉求的人数众多的群众组织,光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和“巴黎公社”这两个组织人数的零头,比全国正式工组成的群众组织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后来中央发文件取缔了全国性组织和跨行业、跨地区的组织,这些人可以参加本单位的群众组织搞文化大革命。而历次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自觉政治无问题的人也是造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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