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群:由互利性规则到政府的出现

——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现代政治哲学解读 系列之4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8 次 更新时间:2004-12-14 22:30:16

进入专题: 张晓群  

张晓群 (进入专栏)  

  

  一、政府作为互利性规则的代理执行者出现,她是人民自我管理的机构

  

  上文描述了桃花源的三个阶段,第三阶段只要再向前发展一步,政府就会出现。

  

  在第三阶段,桃花源里的公民基本形成了一些普遍性共识、一些普遍性规则,他们明白这些规范和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但是,如何保证这些规则能正常、有效、顺畅地发挥作用呢?

  

  桃花源的一万人结成了比较稳定的互利性关系,形成了保护个人财产、等价交换、信守合同等规范;每个人都清楚,从长远和总体效果看,自己信守这些规范对自己最有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会自觉遵守规范,当某个人张三在某个时候顾不上从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就会违背规范。李四会指责张三,会破口大骂,但张三有可能执迷不悟,于是双方冲突加剧。张三这一违规行为当然破坏了和他签合同的李四的利益。进一步说,会破坏所有桃花源居民的利益,因为大家的利益都是靠这些规范组合、维系的,如果有人不遵守规范也得不到惩罚,这些规范能否得到切实实行就是一个问号。如果其他人觉得反正张三的行为只影响李四,和自己没有关系,所以对张三的行为不管不问;那么李四的遭遇下一次就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互利性关系的深化使得大家有了公共意识,于是大家看到张三的破坏规范的行为就会一起出手惩罚,张三便遭遇到一股巨大的强制力。这一强制力来自于其他社会成员。张三是合同的一方,李四是合同的另一方,这一强制力是作为第三方出现的。这一强制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合同双方都遵守合同,谁不遵守就用强力惩罚谁。也就是说,当桃花源的某个公民张三违背规范时,其他9999名其他国民必须同时出手惩罚张三。因为如果张三的行为不得到惩罚,就意味着规范得不到真正实行,那么所有桃花源公民的利益都会受损。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我们的足球中超联赛。这一联赛有12个队。假如甲队和乙队比赛时,甲队贿赂了裁判获得了胜利,那么其他10个队就一定要和乙队一起,对这一事件作彻底调查,掌握确凿证据后对甲队作出惩罚。如果其他10个队觉得反正吃亏的是乙队,和自己没关系,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下一次自己的对手就也会贿赂裁判,自己也吃亏。当然,如果大家都对规则抱着阳奉阴违的态度,都贿赂裁判,都贿赂对方球员,都打假球。看起来谁也不比谁吃亏,事实上大家都吃亏了。因为观众对于这种假的联赛会始而义愤、继而麻木、最后不看。分工协作的工商业也是这样,如果大家都互相作假、都不遵守合同、都不保护别人的财产,那只会使工商业萎缩,大家都退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如果桃花源的居民都已有了充分的公共意识,那么张三只要违规,其余9999名其他公民就会群起而攻之,但这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做一段时间的警察、法官,因为没有专职的。这会耽误各成员的正常工作,而且因为毕竟是临时担当,技术不熟练,效率也不高。其二,虽然有了普遍性规则,但其统一的、明确的含义是什么,在各种具体情况下如何运用,对违规者施以什么程度的惩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又会反过来损害其统一、明确性。这两者都呼唤着政府的出现。大家自愿把立法和司法的工作(当然还有行政)交给专职人员和机构去做,就像大家自愿把扫雪的活儿交给专业扫雪队去做,各家就不要再自己扫了;由专业扫雪队来做,效果比各家自己扫强得多。这样,既然大家有这个要求,总会有人接这个活。于是,政府就在大家的一致赞同下,挂牌成立了。政府担当起专门的司法工作,大家把相互监督的任务交付给政府,这种交付是自愿的,只是为了提高相互监督的效率和效益。

  

  在这里,规则形成在先,政府发挥职能在后。所以西蒙斯在《无政府主义的边界》中说:人们可以不服从专制政府,但这不是说:人们就可以随意而为。即使政府不存在,社会道义仍然存在,人们仍然要服从社会规范的约束。所以,不是政府制定规范由人民执行,而是人民相互间制定规范,由专职的政府人员来履行监督之责(Simmons ,1993)。

  

  因此,桃花源里的这个政府的建立,是桃花源居民的社会博弈状态及其相互关系进化到第三阶段时,再向前进化一步的产物。

  假设有两个地区,一个是桃花源,另一个是菊花源,它俩都到了第三阶段;但这不意味着两者会同时建立维护互利性社会的政府。十七世纪的英法两国可以说都在某种意义上处于第三阶段,但两者建立民主政府的进程却各不相同;同样,20世纪的巴西和阿根廷也是不同的。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这种不同。但我们大致可以说:这时,哪一国早点建立起维护互利性社会的民主政府,哪一国很可能会更多受益。

  

  另一方面,如果桃花源还处在第二阶段,或者刚刚进入第三阶段,那么也不太可能建立这样的政府;即使建立了,也不太会发挥作用。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对河南的乡、县政府进行深入调研,发现在这一层面实行民主制,不一定现实、也不一定明智。印度在独立后,全社会还处于第二阶段,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十分激烈,虽然建立了民主政体,但并不能发挥多少社会功能。因此,只有在这个社会体的成员们已经在互利性社会生活中,意识到了各自相互间的道德收益,成员们可以预期周围绝大多数同袍都能按照这种规范处事待人,都能基本遵守这些互利性道德责任,上述互利性政治体才能建立(Sartorius,1975)。

  

  回到我们的桃花源。政府是在桃花源全体人民的推举下成立的,所以对全体人民负责,对普遍性的规则负责。在我们的“牵脚比赛”中,政府就是大家专门推举出来喊口令的人,专门出来监督纠正那些不按照口令跑步的人,当然,官员自己也要按照口令做。如果政府在某时某地偏袒某个局部的社会成员,或者不对普遍性规则负责,社会成员们对它的信任就会下降;就好比那个专职扫雪队只扫某些路段的雪,对其他路段则马马虎虎、敷衍了事,那自然会激起大家不满;这种不满既指向政府,也指向那些特权路段。大家一定会要求政府纠正这样的行为。

  

  桃花源里的政府显然是人民自我管理的机构。可是每个人都是有劣根性的,当人民有了管理权,他们很可能会偏心于自己及自己的亲朋好友;在自己受某人损害时,会过分地报复;当政府的某项决定不符合自己意愿时,会反对这项决定。这时,主持公道的似乎是政府,但因为政府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和行使者,所以当某些人作出偏心之举、违规之事时,其他人必须要表达出对政府的支持、对这些举动的反对。由第一阶段进化到第三阶段是不容易的,是大家经过反反复复的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监督的博弈,才达成了对一些规则的共识;从长期看和整体看,这些共识对每个成员都是有利的。如果有人出于一时的糊涂、或者出于侥幸的心理,想偏离乃至违反这些规则,将会遭到其他人的普遍反对,这种普遍反对通过政府来表达和行使。因此,这样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一个外在的强力权威,所以是人民的自我管理;但这种自我管理一定是通过人民的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进行的;没有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互利性规则就难以实行,这个桃花源的社会状况就会倒退,退回到第二阶段乃至第一阶段,那将使每个人利益受损。

  

  所以洛克在《政府论•第二篇》中说:人性的善只有在相互监督中才能被培养出来(Locke,1960)。如果我们把“善”定义为:自觉服从互利性规则,自觉为他人多做贡献;那么,在一个互利性的、同时又是相互监督的社会中,一个人越善,他的马斯洛意义上的五个需求就越能得到满足;一个人越恶,他的五个需求就越不能得到满足。这时,他就很可能变善,除非他是个傻瓜。相反,如果很多善良的人都希望别人也变善,但又不去监督别人,那只能说明这些善良的人全是傻瓜。

  

  二、百姓之间先签契约,然后去和政府签契约。人有契约能力

  

  从洛克、卢梭以来,不少思想家都对政府的性质持一种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这到了罗尔斯那里又有了新的发扬。张三和李四为什么要签订契约合伙开一家餐馆呢?因为开了这家餐馆,双方的生活都有了提高。桃花源的人民为什么要共同形成一系列规则,并自觉放弃一定的自由和利益以服从这些规则呢?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比以前有了提高。M•沃尔茨在《成员性与社会体》中说(M.Walzer,1983):

  

  组成一个集体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一个人就可以得到某些特定的其他人的帮助、合作,从而获得安全和福利。如果我们不需要互相帮助,我们就没有理由和必要去组成一个社会体。我们都是理性的人,我们聚合在一起,签订合同,仅仅是出于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衡量、判断这个合同的标准仅仅是:它有没有更好地、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满足了我们各自的需要?

  

  社会合同是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约定,以决定什么共同的东西对于每个成员的福利是必要的,然后为大家提供这些福利。社会成员们因此相互有了义务和责任,他们对其他社会体的成员并没有这些义务和责任。

  

  社会契约论为我们去深入思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提供了一种思路。

  

  契约性规范在两人关系的起点上,设定这一规范是由签约双方自由自愿地签署而成的。在这之前,双方之间是没有统一行为规范的,也没有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安排。可是,一旦双方签约,就有了双方行为的统一规范,有了道德义务。这种契约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国民之间签约;第二步是已经相互签约的国民作为一方,去和政府公务员队伍签约。这就好比,第一步是某地全部100家居民相互契约,每家每月拿出十元扫雪钱;第二步是集体去请一家扫雪公司,该公司的收入是每月1000元,工作是为该社区扫雪。

  问题是:当完全不存在一个外在强制力量的情况下,让一个人自觉自愿地去和别人签订契约,然后自觉自愿地服从契约所作出的法律法规、行为规范,有没有可能?当清朝灭亡后,我们看到了军阀混战;当罗马帝国覆灭后,我们看到的是欧洲各小国纷起,烽火连连;我们看到15、16世纪蔓延在欧洲的宗教战争,看到英法等国持续几百年激烈的劳资冲突,看到印度延绵不断的民族矛盾,看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不共戴天,看到台湾闹哄哄的选举,看到美国NBA几年前因为老板们和球员们在待遇上谈不拢、差一点令联赛停止。看到这些事实,很多人对人性失望,认为除非依靠外来强力,否则人们不可能自觉建立并服从规范。

  

  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乐观主义者,罗尔斯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中(Rawls,1985),这样表达对人性的信任:

  

  我们不能说:只要一群人在一起共同生产生活,那就是合作。合作仅仅指:各方从这种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得到的好处,必须大于不进行这种共同的生产生活得到的好处。人们要组成一个合作性的社会体,就要有相应的规范。我们预设、而且认定人有这种能力,它包括:

  

  对合作性社会中正义观念的理解能力,能按其行动的能力。人能够意识到共同利益及相应规范,这种共同利益既意味着一个人的合理利益,也意味着所有社会成员和组织的繁荣、利益。人们能够追求这种共同利益,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我们预设并肯定人们有成为合作性社会成员的道德能力。我们预设并肯定公民们有能力对他们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在一个安排良好的社会体中,公民们有能力按照社会规范来调节自己的目的、期望和行为,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社会规范所允许的范围内。当他们在某时某地体验到自己的某种强烈需求时,他们自己有能力克制这种需求。

  

  当罗尔斯说:人有这样的能力,他说的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猴子、海豚可以被训练得认字,而鸡或者牛再训练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说:鸡或者牛没有认字的能力。人有能力和别人合作开餐馆;人有能力和另一个人合作组成一对乒乓球双打、对方打得不好自己也不会去责骂对方;人有能力和一位非亲非故的异性结婚、进行全方位的生活合作;人作为工人有能力和老板合作、为他打工、看到老板开奔驰住别墅自己骑单车睡架子床、处之泰然;人作为工人有能力和其他工人合作、精诚团结、以向老板施压每人每月增加一百元工资;人作为公司管理者有能力和消费者合作、自觉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人作为老板有能力和其他老板合作、共同呼吁政府降低对企业的税收;人有能力和家人合作搞好家庭卫生、和邻居合作搞好走廊卫生、和市民合作搞好街道卫生、和其他国家的国民合作防止空气污染。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军阀混战还是让位给了国家统一,欧洲各国间的频繁战争还是让位给了和平共处、以致要制定一部欧洲宪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晓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张晓群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6.html
文章来源:燕南首发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