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群:国有资产要不要转换及如何转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0 次 更新时间:2004-10-19 00: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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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群 (进入专栏)  

  

  朗咸平的观点引来多方争论,各种观点交汇碰撞,我认为焦点是两个,一个是国有资产要不要转换所有制形式,将其卖给特定的私人,比如原公司的管理层或者职工,或者是其他愿意出钱的人。另一个是如果要做上述转换,如何运作;也就是如果要卖要分,怎么卖怎么分。

  

  一、要不要对国有资产进行所有制转换

  

  1.企业国有在分配上的优越性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制度的出发点就是满足全国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也正因这一点,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如何更好地满足全国人民的利益?假设有一笔1000万的生产性资本,一种情况是国有,另一种是私有,一年后都产出了1200万的销售收入,那么毛利润都是200万;这时,如果这笔资金是国有的,国家可以把这200万全部收归国库、作为财政收入;而如果这笔资金是私有的,国家就只能收回200万中的33%企业所得税和20%股息红利类个人所得税,大概为100万,作为财政收入。我们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当资产利润率或者说投资回报率一样时,国有资产对于国家财政的贡献比私有资产大很多。当然这个模型十分简化,忽略了扩大再生产等等因素,可是不影响我们的结论。

  

  所以说,从国民财富分配的意义上说,国有制显然比私有制更对广大国民有利。当国家通过国有制多收入了100万后,可以拿去办奥运、建公路、办大学、办敬老院;而如果那笔资金是私有的,国家就拿不到多出的那100万,那100万就名正言顺地完全归那位私人老板所有,她如果愿意发善心,再捐出50万给国家修路灯,那我这个普通国民当然欢迎;可是,她如果按照法律规定交完了税后就一毛不拔了,我也没有办法。美国最富的1%的人口拥有全美总财富的37%,我可不希望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有人会说:“虽然公有制下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许比私有制国家多,但是政府拿着那么多钱怎么花,我一个平头百姓没有说话权。比如我认为对于奥运冠军只能奖励10万,但国家要奖100万;我奶奶住在敬老院,我认为我这个城市的敬老院应该每年得到100万的财政拨款,而不是现在的50万,可是我的话没有人听。”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国家如何倾听国民的意见,如何将财政收入在不同国民的不同需求之间进行轻重缓急的分配。但不管怎么说,政府财政收入200万而不是100万,肯定对于广大国民更为有利(但对资本家不利)。我想,这就是我们当初全面实行国有制而不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原因。

  

  2.企业国有在效益创造上的弊端。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发现当初的考虑并不周全。如果不论国有私有,投入1000万生产资金都能有1200万的销售收入,那当然我们都倾向于企业国有(除了少数潜在的资本家)。可是,如果在企业私有的情况下,投入1000万能有1200万的销售收入,国家能因此有100万的税收;而在企业国有的情况下,投入1000万只能有1010万的销售收入,那么即使我们一分钱都不去做扩大再生产,而将毛利润全部上交国库,也只有10万。如果是这样,我们也许会想:是不是企业私有对大家更有利?这当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模型,可是,这一假想性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建国以后,历经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都是“阶级斗争为纲”,大家忙于相互间的革命斗争,没有什么心事搞经济建设。终于结束了“文革”,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却发现国有企业效益总是难以提高。虽然学校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说计划经济体制比市场经济更能提高效益,说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会周期性地出现经济危机。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反正大家就是感到国有企业经营起来总是别扭,效益总是上不去,乃至亏损。于是在1980年代搞承包制,但导致了企业短期行为严重。到了1990年代,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下问题日益严重,此时,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已经是如何解决国企的生存问题。当时,出现了很多亏损的国有企业,甚至需要靠银行贷款开工资,这些国企不仅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还成了国家的包袱。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地方政府将地方国企卖给民企的现象。

  

  到今天,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3年1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说:国有工业占工业总资产的一半,占总工业贷款的三分之二,却只创造了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这种局面长期不改变,必将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作出的“2004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在资产利润率方面,500强中的民营企业和港澳台外资企业,分别比500强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出5.57倍和10.19倍。更重要的是,500强中的这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多集中在行政垄断性行业,比如电信、钢铁、石油、电力和石化等,它们能赚钱,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禁止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得来的,没有得天独厚的行政资源,实在难以说它们就能赚钱。

  

  如果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只是我国特有的情况,而其他国家却有很多成功经验,这表明也许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那么可以坚持资产国有的形式,然后在这个框架内进行改革;可事实是,其他各国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所以为了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各国都普遍实施生产性资产由私人所有,即使有些国家在1950年代被前苏联取得的经济成就所倾倒而将一些企业国有化,结果效益还是很差,于是又转回私有制;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前苏联曾经的繁荣只不过是虚假繁荣,后来众所周知它自己也搞私有制了。所以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国有企业的总量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山东社会科学院鲁仁研究员承担的2000年立项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治性制约因素及梳理对策”表明,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外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20%,美国不到5%,法国是西欧国家中最高的,为18%。复旦大学华民教授说,1995年世界银行有一份全球性的调查报告,其基本结论是:国有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效益低下,因为它不是盈利的工具,而是政府安定社会、解决就业问题的工具。这是由它产权的公共性所决定的。既然国有企业不是盈利的工具,所以它的数量就不能多,否则一个国家就将没有能力来负担国有企业的资金消耗。

  

  为什么从中国到外国,生产性资金由政府经营运作,效益都比较差呢?对此,从外国到中国的大量学者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分析,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张维迎是十分突出的一位。张维迎的一些其他观点我觉得有严重问题,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可就这方面的探索和分析而言,张维迎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他早在1986年就发表了论文,论述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五个不可能——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所有权约束的不可能、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他认为,只要不改革企业国家所有制本身,就不可能解决上述困扰国企的问题。我是在前年读他的书的,我被他的见解折服,十分赞同他在这方面的真知灼见。

  

  3.国有企业必须改制

  

  面对我国国有企业效益持续低靡的情况,1997年开始,政府开始逐渐放开中小型国企的所有制转换,而调动国家资源帮助国有大型企业,这也是现在政府采取的政策:保住大型企业的国有性质,保住它们的经营效益;至于中小型国有企业,则可以探索以适当的形式进行所有制转换。而地方政府则在国有资产所有制转换上表现出日益高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大B类项目“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变迁与创新”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现象做了调查分析,该成果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存在着先天性体制缺陷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越来越糟,国有企业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以及地方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小,并且日益成为地方财政的包袱。随着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逐步硬化,维持这些无效率国有企业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已经得不偿失并逐渐难以为继。而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贡献则日益增大,我们的实证模型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出发,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就成为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该报告说地方政府的这一举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这不无道理;可是,它们的这一做法不也对于该省该市的公民有利吗?如果它们不进行改制,任由自己省市的国有生产性资产越亏越多,不是对大家都不好吗?就这个意义而言——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张维迎下面的话是对的:“一个企业的效率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如果在原来国有的条件下生存不下了,市场份额不断缩小,而卖给民营企业,它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营业额不断增长,国家的税收不断增加,你怎么能说这种改革不对呢?”“检验一个企业所有制的标准,就是在竞争中有没有竞争能力。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改革都是在寻求尽量对大家都有益的结果。”

  

  现在国家重点力保的大型国有企业,大多是盈利的;可是对于它们,学者中还是有人持批评态度,主要是认为它们得到了很多国家行政上的支持,而民企等则没有得到同等待遇,甚至有些领域不让民企进入,实行行政性行业垄断。耶鲁大学金融基金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在9月30日《赢周刊》上说: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既有国企,也有民企,可是两者并无可比性,因为国企拥有融资特权、行业垄断权及方方面面的政府照顾,而民企都没有。而只要有了行业垄断权,即使产品差、效率低也没关系,反正可以多收费。奇怪的是,即使这样,香港上市的垄断国企其业绩也只比民企高出一丁点,而没有高出许多。复旦大学的华民教授则说:一些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做大并不是靠经营有方,而是靠政府存量,靠权力,靠垄断,它们的利润不是财富的增值,而是财富的转移,是以牺牲老百姓和其他企业的财富获得的。看看中国几家大的通讯公司,至今还在向手机消费者双向收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利润合理吗?

  

  2004年8月31日《信息时报》报道: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博士日前表示:“资费政策仍然需要考虑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投资者的利益。”他透露:“电信业在所有中央企业总利润中,所占份额高达1/3至1/4。所以,站在中央的角度,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非常重要的。”针对他的这番话,9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盛大林的文章,文章说:

  

  “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经济效益从总体上说很不理想。但就局部而言,中央所属的近200家国有大企业的效益却普遍较好。中央大企业上缴的利税也占了数以万计国有企业利税总额的绝大部分。然而,就在这为数不多的中央企业中,电信行业又是鹤立鸡群,几家企业竟然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不能不让人吃惊。 电信业为何能获得如此超额的利润?显然是因为垄断。虽然电信分家后形成了几家企业,但由于这几家企业都是一个老板即政府,因此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有限。事实上,电信服务价格至今仍由政府定价,而没有市场价格。 如果电信业是微利甚至赔本经营,消费者当然没有理由要求进一步降低资费。但现实情况是,电信行业暴利滚滚,凭什么维持如此高的服务价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当然要考虑,可是‘保值增值’就必然等于‘暴利’吗?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石油等行业。最新的公报显示,中国石油行业的三家国有大企业(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今年上半年就“狂赚”了670亿元。其中中石化的利润同比增长超过50%,中石油也增长了两成。而这个纪录是在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创造的(8月30日《北京晨报》)。中国石油大部分依赖进口,按理说,原材料价格上涨会挤压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经济效益下降。近一年来,我国的出租车行业叫苦连天,即为明证。然而,中国石油行业的利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大幅增长,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中国国内的油价也会随着国际油价的涨落而浮动,但人们看到的情况是:一旦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了,中国国内的油价就会马上跟进;而如果国际油价回落了,中国国内的油价却往往动作迟缓;而且涨幅总是高于跌幅。

  

  在几家石油企业先后发出的新闻稿上,都不约而同地用‘创纪录’这样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欣喜。石油商们赚了个盆满钵满,他们当然高兴了。可对下游的消费者以及宏观经济来说,这是好事吗?据有关国际组织统计,每桶石油价格上涨10美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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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燕南首发(http://www.yann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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