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群:互利性社会规则形成的三个阶段

——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现代政治哲学解读 系列之3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1 次 更新时间:2004-12-07 10: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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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试图说明互利性规则在人群中的产生机制。我们将首先描述这种规则及其意识是如何在人群中慢慢扩散并逐步深化,然后我们将说明这种状况就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洛克的“自然状态”、卢梭康德和罗尔斯的“契约论”。

  

  一、互利性规则在人群中的产生机制

  

  让我们假设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这个桃花源自己没有政府,也没有外地的政府去管她;方圆十公里左右,人口一万上下;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这方人民个个性情温和,人人敦厚有礼;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这样,我们就排除了他们中间会有人利用暴力性力量为自己谋利益的可能。他们中间90%以农业为生,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另有一些简单的手工业者,他们各自制造锄头、镰刀、碗、茶杯、桌椅板凳等,卖给其他人或者和其他人做以物易物的交换。

  

  第一阶段。

  

  有一个人,比如张三,做的茶杯比其他做茶杯的人做得好,而且信守承诺,交货迅速,要价又比较低;其他人做的茶杯的质量不如张三,或者不讲信用、交货慢。要做到这些,张三就要自觉地比其他人多付出劳动,要多动脑筋,要自我约束。同时,张三在买其他人货品的时候,比如买粮食、衣服时,会仔细地挑选;如果有人在卖给张三货品时,以次充好,缺斤少两,张三一定会严词指责,甚至把那人打一顿,反正也没有政府存在;他会尽量去买有信誉、质量有保障的人提供的商品。和张三相比,其他人即使自己做的商品质量不错,但在买别人商品时,因为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对方出了什么问题,也不去指责。总之,在这个没有政府、没有暴力的阶段,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的理性之举,就必须是:提高自己利他的能力并自觉按照自愿交换的约定以获利,以及纠正别人违背交换约定的行为;两者缺一不可。也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时间长了,经过和他人反复的博弈,这些人也会慢慢明白。

  

  在这种社会情形下,真正具有互利性市场意识、并自觉去做的人,只有张三一个。这时,人际间互利性规则的建立,还处于初级阶段;可能只是以货易货,不会有赊欠行为,更不会有合作行为。可能张三会有积极性去建议大家使用货币、建立信用机制,但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意志和兴趣,也只能作罢。

  

  在这种社会情形下,张三很可能会是做茶杯的人中获利最多者;当然,他的收获和他的自觉付出是成正比的,他自觉地勤劳、守信誉、克勤克俭、兢兢业业,从而挣下一份较好的家产。这就像豹子为了生存在等待猎物时,有的因为怕热等不了多长时间就走开了,有的则忍耐力很强,所以等到猎物的机会就会多一些;这也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没有忍耐力的豹子在生物进化中会处于劣势,有忍耐力的则会处于优势。同时,张三又是在做茶杯的人中,对他人贡献最大者。一个月前我去一个全国著名风景区旅游,有去过的朋友告诫我不要在那里轻易买东西,因为定价混乱,而且质量无保证。确实,在一次性强的互利性场合中,理性的行动者不必很关注自己的商品很耐用、自己很讲信誉;而是讲究随机应变,见一个宰一个,能宰多少宰多少。因此,当一种互利性关系是一次性的话,其互骗性就会很强,那就会导致关系的萎缩,大家会尽量不发生关系。所幸的是,一次性的互利关系在人群中不是常态,全国著名的风景区为数并不多;商品生产者也不可能第一天在这里卖东西,第二天就一定要换地方,只因为第一天已经骗了十个人,如果不换地方,很可能会有人来找自己算帐。所以,一次性互利关系是少数情况,长期性互利关系才是多数情况。这样,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长期利益考虑,就必须长期为他人利益考虑;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去长期提高他人利益,他也就没有能力去长期提高自己的利益。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看作是:对一种真实人际关系的描述和概括。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概括和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没有考虑争利性人际关系的情况,它把争利性人际关系排除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商品关系都是大量存在的,看不见的手在普遍起着作用;但是,由于争利性关系的更强大存在,所以“看不见的手”起的作用又是很有限的。当然,在我们这篇短文中,也只谈互利性关系,也是暂时假设人们之间不会发生争利性关系。

  

  第二阶段。

  

  张三的先进事迹对周围的人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当然也可能有其他人不用去学习张三,自己从生活经验中就知道了:只有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只有讲信用,才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利益。这样,就涌现了一大批张三这样的人。他们都自觉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广受欢迎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比如鲁迅笔下的“社戏”);而当买其他人的产品时,他们也都会像张三那样,精心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其他人对他们以次充好,缺斤少两,他们一定会严词指责,而且以后会尽量去买有信誉、质量有保障的人提供的商品。

  在这种社会情形下,具有市场意识、并且自觉去做的,就是一大批人,他们之间开始寻求建立相互间的规则;这时,他们的互利行为主要还是发生在一个个局部,可能是这七、八十人互利性交往比较多,那么他们之间会发明一种交易用的符号——比如一种贝壳,他们间会有赊帐,因为相互间比较信任,甚至会有经济合作行为。虽然这七、八十人中间会有人出于机会主义考虑,会赖帐,会向其他人卖假货,但他很快就会发现这样得不偿失,他不用多长时间就学会了去自觉服从这种规则,因为这样对自己有利。在博弈论的“囚徒困境”中,如果那两个囚徒不考虑对方的想法,也不相互交流协商,两人都不会作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但只要两人交流协商并且相互约定,就能得到对双方都是最好的结果。

  

  这七、八十人是这种关系状况,另外七、八十人之间,第三堆七、八十人之间,第四堆、第五堆,也是这种状况。但是,在各堆人之间则还是缺乏规则意识,因为各堆人之间的互利性交往还是很少的,这样大家就缺乏出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去相约建立规则的动力。这意味着在他们之间,行为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间会经常发生争吵,纠缠不清。不论是在欧洲的中世纪后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间不长的中国,当工商业的协作交往发展得还不充分时,各地人民在发生利益关系时,就会缺乏自觉建立规则并自觉服从的意识。

  

  如果在两堆人之间发生了纠纷,比如有一方欠债不还,另一方只有自己想办法讨回这笔钱;注意,在我们的假设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政府,所以他们可能会自己动用武力去向对方讨回钱来,这样就有可能发生暴力冲突。

  

  在这种社会情形下,张三的利益比上一阶段有了更好的满足。周围现在有了七、八十人和自己志同道合,办事情自觉地讲规则,自己就省下了很多交易成本。虽然可能其他做茶杯的人对自己构成了竞争压力,但可以通过扩大销路来弥补这方面的损失。而且周围七、八十人现在还生产了更为价廉物美的产品:衣服、枕头、鞋子、铁锅等等,自己可以交换到这些产品好好享用。

  

  第三阶段。

  

  互利性交往在我们设想的这个桃花源里继续蔓延、增长。为数共计一千人左右的手工业者们和服务行业的人广泛而密切地相互联系了起来,有了专业化的分工,有了紧密的合作,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每个人效率效益的提高;而且还把九千农民也纳入到分工协作的市场经济中来,农民的加入也是自愿的,因为加入后自己的收益增加了。这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贸易的比较优势”在起作用。正如涂尔干说的:“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工作越是分化,产品就越多。••••••因为,人们似乎只有在占有更多财富的时候,才觉得更加幸福。••••••因此,人们当然会尽可能扩大分工的范围,努力去获得最大的利益。” 曾经看到山东一位女市长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她说我们城市要打造诚信形象,因为这有利于本市的根本利益。当她说:对外讲求诚信有助于本市利益,这一说法的前提就是:自己和外部有了较多的互利性来往,自己和外部在利益上有了更多的融合性。否则,自己和外部没有什么互利性来往,没有什么利益上的融合性,自己讲不讲诚信、要不要和对方建立规则,对自己并不重要。

  

  现在,原来以七、八十人为单位的组合扩大了,这一千人乃至一万人之间有了密切的互利性,每个人就都有了建立共同规则的动力;一些规则建立了起来,有了大家共同的货币符号、度量衡单位,有了一定的信用机制,有了一些合伙企业,等等。这些规则必须在这一万人中具普遍性,但又以这一万人为边界;就像今天美国的商业法必须运用于全美国,但不会超出美国国境之外。这一万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只有服从这些规则,才能获得这一万人的经济体系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每个人也都知道,如果这些规则不被大家普遍遵守,这一经济体系就不能运转、不能产生它的效益和成果,这样自己就会退回到第二阶段。所以,他们会自觉遵守这一规则,而且碰到有人不遵守时,会指责并敦促他改正其错误行为。他们从各自长期的社会博弈经验中,真切感受到这些规则对自己的重要,他们齐心协力,慢慢地编织起互利性规则之网。

  

  这会有一个过程,会有一部分人首先感觉到:如果实行某种规则,对大家都有益。他们会主张这种规则,并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在某一局部人群率先运用这一规则,比如准时偿还贷款;而那些后知后觉的人会看到这一规则的优越性,于是也加入到赞成、支持的队伍中来。当社会成员们基本上都认同了这一规则,这一规则也就得以实行。相反,如果某些规则被一些人设计出来,但经过在某一程度、或某个局部、某一时段的实验,对大家的互利性效果不好,它就会被大家淘汰。

  

  一个人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维护一种公益性规则,似乎很难而且得不偿失;但如果大家经过反复的社会博弈,已经都明确地意识到这一规则的实行对自己一定有利,已经形成了共识,一呼百应、异口同声,那么这一公益性规则的实行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比如,你走在今天中国的大街上看见一个人随地吐痰,你出于公德心上前指责,对方可能朝你翻白眼,然后再吐一口;而你如果正在一个小电影厅里看《手机》,一共有三十多人和你一起看,这时有人响亮地对着手机说话,你大义凛然地请他小声一点,他很可能会同意,因为否则其他人一定也会指责他,他承受不了众人的指责,打起架来也不行。为什么你的公德心在两种情形下有两种遭遇?为什么公益性规则有时建立不起来、有时又能建立起来?因为所处的社会博弈的状况不同。只有在社会成员们普遍地达到:一呼百应、异口同声、共同行动,互利性的公益性规则才能在社会中确立。这既需要大家普遍意识到这一规则的建立和维护,对自己有利;还要意识到自己出来一提议,一定会得到普遍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是个人在私下里说几句支持的话,而是要在社会上明确表达这种支持。

  

  很多人对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很多人认为关键是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制度好了,坏人可以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可以变坏人。可是如何建立良好制度呢?建立良好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构想的问题,也是一个大众意识发展程度的问题。比如领导干部应该公布自己的财产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构想,但为什么迟迟得不到真正落实呢?因为广大官员公务员以及百姓,双方博弈的均衡点还没有落在这个构想之上,因而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异口同声的意识状况,还没有达到那个小电影厅里众人的意识状态。一个人意识到一个规则如果建立肯定会对自己有利,但他不一定会为这个规则的建立出力,因为出力的个人成本和代价很可能会大于个人从这个规则得到的收益,这时“搭便车”对于他就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只有当社会博弈(X)发展到:每个人为建立规则所付出的成本、和他由规则的实行所分摊到的收益差不太多时,大家才会普遍出力去建立那个规则。因此,为了一个互利性规则的确立,我们不仅要去构想这一规则的内容,更要去促进社会博弈状态(X)的出现。

  

  回到我们的张三那里。他现在进入到第三阶段,自己的合作范围、销售范围和交往范围扩大到一万人,“全球化”来临了。他的利益比以前又有了提高。他享受到他人提供的(当然不是白给)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自己和他人的交易成本也大大降低,自己的销售范围也大为扩展,自己的生产更专业化了:只做高腰细脚杯。他衷心拥护市场经济、拥护它的各种规则。

  

  二、互利性规则与罗尔斯的契约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洛克的“自然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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