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光才:人类学者视野中的硅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6 次 更新时间:2011-12-08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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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光才  

能够触发人类学学者灵感和旨趣的对象通常不外乎两个特征: 一是“异”,二是“古”。所谓“异”无非是指有别于“我”习以为常的生活,流行于异域中的各种奇风异俗,而“古”则往往是指那些已远离“我”现实生活的传统,尽管这种传统与“我”日常生活的细节也可能不乏某种渊源,但它已经不是“我”的生活本身。也许就是因为这两个特点,在人们的印象中,人类学者似乎生来就是与远离现代城市喧嚣的异族村落和部落打交道的,因而,对于人类学之于当代世界的意义,人们难免产生怀疑。如胡宾格尔(V lav Hubinger)所言:“一般人仍然认为我们是一群古怪的疯子,花了许多气力给博物馆收集物件,研究邻居的边缘群体的奇风异俗,我们当然知道事情并非如此,但足以令人伤心的是,这样的人类学虽然有其妙处,对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却很少有什么话可说。”怀疑是一个学科发展之大忌,尤其在一个人们对“纯粹学术”颇不以为然而更青睐“应用”的当下社会环境中。因此,面对来自外部环境的信任危机和内部共同体的生存窘况,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许多人类学学者便已经开始了诸多旨在“应用”和对现实“有话可说”的探索。其中,用“局内人”的视角来观察自己成长于斯、生活于斯、工作于斯的现代社区,进而阐释社区中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大概是眼下人类学田野研究中的一个最为流行和引人注目的走向。而最能代表这一走向或许莫过于美国人类学者对硅谷的研究计划了。

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美国的硅谷已经成为一个现代科技世界的神话,一个似乎代表先行“科技化”了的人类未来生活模式。一九九一年,位于硅谷的美国加州圣何塞大学人类学学者查尔斯·达尔(Charles N. Darrah)和英吉莉-卢克(J. A. English-lueck)教授启动了一个后来被称为硅谷文化项目的宏大研究计划(费尔曼[James M. Freeman]于一九九二年参与了该计划)。由此,在长达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研究过程中,三位学者以人类学所特有的人种志研究范式对硅谷的种种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刻画和分析,十年间先后推出了十几篇田野考察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两部专著,达尔写了一本《学习与工作:一个工业人种学的探索》;卢克所著为《硅谷文化》。

与一般的有关硅谷现象研究不同,达尔等人极少关注硅谷作为一个高科技工业基地和世界信息科技领头羊的形成和发达史,也抛开一般人类学对地方史志与传统的偏好,而是把硅谷仅仅视为自己参与其中的一个生活社区,用人类学所特有的人种志笔触细腻地勾画出硅谷中人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境况。从而,试图通过对人们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的一系列琐碎关系的探究,来解析出在整个社区之中无所不在、影响广泛的深层文化内因。毫无疑问,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够揣摩到,构成这一深层文化内因的要素就是技术。然而,对于人类学者而言,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他更感兴趣的是: “技术”究竟是如何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并发生作用的?究竟是人在利用技术还是技术在操控着人?作为现代高科技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硅谷的生活方式似乎正被世界所竞相仿效,这种仿效对人类未来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达尔等人的田野工作的场景主要是各种大小高科技公司、家庭和学校等,他们观察的重点是作为现代社会的技术精英,那些白领阶层是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间的关系的?具有不同文化认同的技术移民是如何被整合到硅谷社区文化之中的?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在硅谷浓厚的技术文化熏陶中是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所谓成功的内涵?作为社区中的边缘群体,那些主要承担临时工作的蓝领阶层,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工作境况?

他们发现,硅谷中的白领双职(夫妻都有稳定工作)家庭都很“忙”,繁杂的公司和家庭事务纠缠于一起,往往让他们无法划定工作与家务间的边界。业务上的千头万绪和创新的冲动不断地侵入本属于家庭的传统领地。所以,为了尽量把这“一团乱麻”理顺,他们更青睐于技术设备。便携式计算机、掌上电脑和无线通讯设备都是不可缺少的。更有甚者,卢克发现,一些软件人员还开发出家庭自用的软件将自己的时间、日程安排程序化、秩序化。硅谷中的学生应该说是既备受关注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所谓关注,就是指对他们教育的重视。正如研究人员发现,硅谷人对于教育与个人成功有高度的认同。你可以一贫如洗,但是,人们普遍相信,只要你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硅谷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的机会。然而,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并不意味着父母与子女间存在直接的强互动关系。事实上,研究人员注意到,因为繁重的工作,大多数白领阶层极少对于子女的教育和未来职业提供过指导,甚至,许多学生很少有与父母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父母与子女间的交流主要也是通过技术媒体来实现的。在访谈中,大多数学生直言,家里普遍装备有计算机、多媒体、CD和DVD播放机、传呼机和手机等,这些设备几乎成为学生生活经验的主要来源,也是父母与子女间交流、互动和控制的主要媒介。

硅谷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聚居地,如卢克指出,这里除了本土的美国人以外,还有拉美人、中国人、越南人、印度人和欧洲人等等,相对于这些不同种族人们间的文化差异,硅谷的原住民纳瓦霍人文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身份认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不妨碍人们的合作与交流,构成这一合作的社区文化基础就是硅谷的主导文化——即达尔所谓的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正如达尔提到,硅谷是技术时代的圣地麦加,在此,人们不关心各自的种族和国籍,所有人都忠诚于与技术相关的信念和价值取向。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技术设计是否解决问题即达到目的的最有效途径,能否赢得风险资金并把产品市场化,以及产品不断升级换代,而不是彼此间的倾心交流与对话。技术是人们彼此间展开交流的惟一话题。除此之外,技术文化的另一层内涵是管理的工具化,对此达尔引用硅谷中流传的一个笑话:家庭教师协会(PTA)想卖烤面食,他们第一件需要考虑的不是做馅饼还是蛋糕,而是需要建立一个数据库,而数据库需要有一台电脑来管理,利用电脑计算出谁拥有最好的烤艺,谁来管理全过程等等。

卢克认为,硅谷技术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工具理性。她指出,“硅谷文化之中实际贯穿了两条线索(strand),一是技术无所不在的浸漫(saturation),二是文化认同的多样性。这两条线在技术利用、工作实践、社区联系和家庭关系中相互交缠,便产生了众多的选择。由此,在这些众多的选择中,一种主导文化模式出现了:这就是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正如韦伯所认为的,工具理性只关注手段到目的间可计算的最短距离,它不涉价值即实质理性。然而,如卢克所观察到的,在硅谷,工具理性实际上已经溢出了技术的生产和应用领域,向历来被认为是代表个人价值认同的私人领域全面渗透,这种渗透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也处处留下被技术工具处理后的斑斑印迹。正如一位被访者在问及如何解决家庭生活的难题时说道: “我不是生活在生活中,而是在管理它(I don’t live life:I managed it)。”

换言之,在硅谷,实用的工具理性已远不止于是一种人们处理日常工作、生活问题的方式选择和思维习惯,而成为一种信念或者说信条。这种信念的基本体现:一是对自我创造之物——技术产品的无条件忠诚,如达尔所言,如果你问苹果公司的职员,是否他家中的电脑是苹果品牌,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极其不礼貌而且愚蠢的问题; 二是坚信技术工具和力量能够控制和整合一切分歧,包括家庭关系、社会交往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是说,工具理性不仅体现了硅谷的工作伦理内涵,而且也被赋予了生活伦理意义。正如一位白领女性兴致勃勃说道,因为技术,我可以到任何地方,我可以在回家的路上、去接孩子的途中、在家里、在异国他乡与同事、家人随时保持联系,在我无聊的时候,我可以通过发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与他们交流、倾诉。显然,在此,由于技术的介入,传统的生活时间与空间概念、人际交流内涵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进而人们对人与人间关系的理解和认同也自然地发生了变革,传统意义的情感关系和价值认同在信息的数字还原与转换过程中,也被化约为可算计的经济逻辑。

可以说,在技术无所不在的氛围中,达尔等人眼中的硅谷人对工具理性的追奉几近于一种宗教式的狂热。诸多人群间的文化背景差异不仅没有带来社区中种族文化的冲突,反而促成了一种共同的技术文化认同。正如研究人员注意到,在硅谷,对于种族、等级间的差异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而更关心的是技术上的整合性,“硅谷的噩梦是每个人都独立地开发技术,没有合作,没有标准”。因此,对技术所带来收益的共同诉求,也促成了人们合作的需要。而合作又反过来要求人们摒弃各自的本土文化认同,把技术本身视为惟一的共同价值尺度。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达尔等人认为,硅谷可称得上是一个“地方全球化”的典范,是未来全球化世界中一个预演的微缩“场景”。如卢克所言:“我们把硅谷的生活视为消费者的技术与跨国流动移民间整合的一个实验室,它代表了美国甚至世界文化发展的走向。”

达尔等人似乎从他们对硅谷的人类学研究视角中,看到了人类文化的未来。然而,硅谷的文化本质究竟是什么?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典范而被克隆到世界各国?硅谷文化是否能代表一个未来人类全球化走向?

其实,上述问题的设问本身都隐含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硅谷文化究竟是否是一种能够超越目前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新的文化模式?从达尔的研究中,我们似乎也不难找到答案:硅谷技术文化的工具理性实质似乎并不新鲜。韦伯早就指出,自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便进入了一个由工具理性逐渐取代价值理性的时代,而构成工具理性的价值核心便是新教伦理精神。美国的传统精神就是清教徒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一种白人的精神,如吉卜林诗中的“承担起白人的责任,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让你们的子孙离家远去,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精神,源源不断的欧洲移民从北美的东部新英格兰,踩着原住印第安人的尸骨,践踏着印第安人的文化,一路开到美洲大陆的西海岸,包括如今的硅谷所在地:圣克拉拉山谷。

由清教徒精神引申出一种被美国文艺作品频繁颂赞的所谓个人英雄主义——西部精神,而依靠这种征服精神,美国白人们在把铁路一直修到西海岸的同时,也沿途把西方的工业文明延伸到整个西部。一九○六年,硅谷的第一个信息放大器即三极真空管的发明,标志着美国的西部精神开始实现从土地占有和征服转向技术领地的竞争,此后,伴随着一九七一年的微处理器和一九七六年第一台苹果计算机的相继问世,特别是到如今硅谷进入以资本与技术结合为特征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后,以信息技术发源地著称的硅谷以及硅谷文化开始真正在全世界显露峥嵘,一种所谓的硅谷精神也在技术精英们的包装下横空出世。然而,这种硅谷精神显然算不上是一种超越传统的文化创新,因为它的核心价值是与近代美国清教徒精神、西部精神一脉相承,甚至把美国精神中的工具理性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如今硅谷人中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冒险精神、目的取向、容忍背叛和求变精神等等,与大批流民向西部扩张时的精神动力并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负载主体置换为技术精英,工具性的目的追求由土地置换为技术。

达尔等人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一再表明,硅谷是属于世界的,因为这里实在有太多的中国人、印度人等在从事软硬件开发,这种跨国移民间的合作似乎证明人类完全可以以技术文化来弥合世界文明间的鸿沟,从而,一个全球化的未来景观在硅谷正初显端倪。然而,这种全球化的价值选择意味着什么?是全球化还是美国化?硅谷是否能真正成为那些背井离乡、负笈求学的海外学子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多西尼(Rafiq Dossani)关于硅谷华人和印度工程师的实证研究结果让人感到并不乐观。他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来自同一出生地的人们大都倾向于参与在硅谷中自己的组织活动,如中国大陆的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SCEA),印度人自己的印度企业家协会(TIE);来自中国大陆和印度的人们普遍都有回国的倾向。这或许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所谓技术文化能够整合民族文化差异、甚至构成全球化动力一说,恐怕也只是一个神话,仅此而已。

工具理性作为文化整合的基础,说到实处,无非是利益。而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利益博弈恐怕永远难以达到一种全赢的均衡,更毋论亨廷顿还提到这世界尚存在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文明。硅谷到底是属于美国还是属于世界?当今世界的纷乱对此或许可以做一个绝好的注脚。硅谷的确网罗了大量海外技术精英,这些技术精英的加盟促成了硅谷的成功,但正如一位硅谷研究人员提到,无论这些人的去与留,都符合美国的利益,留下来是人力资源,回去是开拓市场。事实上,美国也从来不允许硅谷的核心技术花落他家、流落异乡,否则,它就难以具备在海外战场上打信息战的绝对优势。因此,它也从不肯放松过对外来人的警惕,由是,各种所谓泄密冤案也就频繁发生,用警惕的目光随时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并永远在博弈中保持主动和强势地位,这大概就是如今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所理解的全球化。

达尔等人关于硅谷的人类学研究的确是对现实“有话可说”了,然而,在与现实或者现代性对话的同时,却多少地忽略了那些有他文化背景的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真实理解。因此,他们也就难免过高地估计了硅谷中技术文化的整合力,过于乐观地评价硅谷文化之于全球化的意义。事实上,技术文化本身在当今社会就是一个存疑的命题。一个由斯尼托(Alan Snitow)与考夫曼(Deborah Kaufman)所制作的教学短片《硅谷的秘密》(Secrets of Silicon Valley),再形象不过地为我们展示了硅谷的真实图景。一边是一位亿万富翁、硅谷风险投资家兴奋的表情:“新经济是全球化的,……它是关于速度与变化,是用户化与选择,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态势。”而另一边是在硅谷城郊,在美国之外的世界,是低待遇和生活无保障; 一方面是硅谷核心社区的贵族化,另一方面是火箭般攀升的房租价位和高科技发展正驱逐着贫民无家可归; 一面是精英们为满足拓新癖好频繁、自由地流动,另一面是弱势者只为果腹地疲于奔命; 一边是拥有斯坦福大学和惠普公司的帕洛阿图(Palo Alto)社区的科技繁荣,另一边是非洲裔和拉美裔集中的东帕洛阿图(East Palo Alto)社区的犯罪与贫穷,横亘于其间的是一道深不可测的“数字鸿沟”;一边是高科技公司生产线上源源不断流出的计算机,另一边是消费者为更新换代而废弃的大量旧电脑,污染了环境,并威胁着人的健康;一边是一个来自印度的社会活动家加雅达夫,坚决强调母文化的价值传承和延续,扶贫救弱,另一边是硅谷工业家、风险投资商密尔坚信:“如果贪婪能够促使人们做好事情,它就不是一个坏东西。”因此,言外之意,我们需要进化论的全球主义竞争,即工具理性的世界主义。

英国社会学家齐尔格特·鲍曼曾言,在当代技术社会中,与其说是我们需要并创造了技术,不如说是技术创造了我们的需要。在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依赖和支撑的今天,或许,达尔等对硅谷的人类学研究的确为我们揭开了未来世界图景之一角,然而,我们还是禁不住要问:技术将把人类引向何方?恐怕从硅谷以及硅谷的技术本身,我们还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J. A. English-lueck, Culture of Silicon Valle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Charles N. Darrah, Learning and Work: An Exploration in Industrial Ethnography,Garland Publishing, 1996;项目有关研究报告发布在圣何塞大学网站上,网址:http://www.sjsu.edu/depts/anthropology/sv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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