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重重危机夹击下的人类还有未来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6 次 更新时间:2020-07-13 12:21:21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道德哲学   人性   人类学  

邓安庆 (进入专栏)  

  

   我们这代人再次见证了什么叫世道无常,沧海桑田。

  

   谁也不会想到,庚子新年之交“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c)的爆发和流行竟然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世界已经不再是那个世界,中国也不再是那个中国了;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悄无声息潜入人体的病毒会具有如此肆虐的杀伤力,把所有自鸣得意的“体制”“主义”和“高调”统统打回原形,令其狼狈不堪。汶川地震时人们带着泪水守望相助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而如今同样的天灾人祸却被各种莫名其妙的隐瞒、不负责任的“甩锅”和不明是非的争吵、蛮不讲理的谩骂和上纲上线的口水战所淹没,人情与社会的“撕裂”甚至比病毒的蔓延更为可怕地在摧毁着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人类本来就随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工智能的崛起而被逼到了“穷途末路”,政客之间的剑拔弩张,将给人类带来一个更加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未来。这是哲学不得不为之焦虑的当下困境。哲学想着的永远是一个问题:人类还有未来吗?这就是所谓的“存在问题”的致思方向,它的思想力量为的是催生未来之“到来”,而绝不乐意贸然宣称,根本就没有未来。

  

   这当然需要基于对人性本身的深刻理解,但理解人与人性简直太难了。自从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的课题提出来之后,哲学上虽然得出了种种“人是什么”的答案,但大多数真正的智慧都止于承认苏格拉底式的“自知无知”。

  

   对于过分相信现代工具理性的人,是不可能理解“自知无知”之智慧的。我们不会看不见,有多少人类悲剧和灾难都基于人对自身的神化和不自知。近日我们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还在讨论一位学生提交的《无知与道德责任》,她依据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些思考素材,试图为某种“无知”辩护,免去其道德责任。但在我看来,这是很难辩护成功的。对于一般个人,无知,各种无知,没有例外,必将令其承受生活中的各种打击和挫折,自己默默承受由此带来的各种责任,当然包括道德责任。对于那些能主宰他人命运的人而言,其无知,各种无知,同样没有例外,都将带来对他人和自己的各种伤害,甚至可能会带来生灵涂炭式的灾难。虽然当事人并不承认,人们在某个时刻也无法追究其什么责任,但历史是个法庭,不会放过谁的过错,不管是否故意,道德上的责任追究在人民的心中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当然,如果不是“无知”,而是某种意义上的“不知”,古人所言的“不知者不为错”是否适用,这确实可以探讨。

  

   正因为对人的认识和自知如此艰难,所以对人(人性)的认识才构成了哲学永恒的难题。康德把哲学的三大主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最终都归结为一个人类学问题:人是什么?他因此把伦理学区分为两个部分:伦理形而上学和道德人类学。前者为所有伦理确立其伦理性的最终标准,后者在个人的道德立法中成就有德性品质的人。因此道德哲学与人类学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是,恰恰在康德这里,人类学与哲学,包括道德哲学的关系并不总是清晰的。他一方面说,哲学总的问题可归结为人是什么的人类学问题,因而“人们可以把一切都称之为人类学”;另一方面又说,“一门纯粹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形而上学,必须把一切只是经验性的或仅仅属于人类学的东西清除干净”,这常常被认为是康德道德哲学通向形式主义的根源而遭人诟病。许多人觉得,伦理法则与道德法则如果不从经验人性中,因而不从人类学关于人的知识中确立起来,就将是无效的,它将导致伦理法则是无法落实的单纯善良意志,是空洞的形式主义等,而真正理解康德苦心的人,如伽达默尔就能断言,对康德的指摘其实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为了阐明伦理义务无条件的实践性,哲学必须脱离人的本性的一切条件性,才能超越“单纯质朴”的日常伦理理性易受蛊惑的不确定性和自相矛盾性,摆脱聪明的道德要求充满不幸的不纯粹性和功用动机之间的“令人厌恶的混杂”,在这些方面“康德具有无限的功劳”。诚然,就人类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而言,在康德这里依然非常复杂而没有定论。

  

   这就是本期《伦理学术》以“道德哲学与人类学”为主题的原因。

  

   谁都会承认,道德哲学以人类善良生活和个人“成为一个人”(ein Mensch sein:是一个人)为核心,因此必须以人性为基础,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但康德为什么要把属于“人类学的东西”剔除干净,在建立起了纯粹实践的伦理法则之后再运用于人以落实于实践人类学呢?这确实有对“人类学”的不同理解在。“人类学”从其在19世纪诞生时起就属于经验科学,而不属于思辨哲学,哲学伦理学以之为基础的人类学,当然不是那种在原始部落和非洲丛林中寻找头盖骨的人类学,它也不能把伦理知识建立在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这种特殊关系中的人的知识上,当然也并非是建立在作为某个国族意义上的人的知识,即关于中国人、美国人、犹太人、德国人,如此等等,都不是一门哲学伦理学所考虑的人的知识。对于伦理学研究而言,最为可怕的一方面或者只停留在关于人性具善的或人性是恶的或人性非善非恶这样一些形而上学的假设上,而不知人性善恶或非善非恶具备哪些可能的经验性条件。就像这次新冠疫情所爆发出来的人性善良和人性丑恶,以及关于人性善良和人性丑恶的异常激烈的观念冲突,形而上学的人性假设统统失效了。另一方面,从事伦理学最为可怕的也表现在,只知道从这样一些具体经验条件下的人性知识出发,只见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而看不见人本身。人之为人的本性被淹没在家庭、出身、地位、角色这样一些特殊性东西之中了。

  

   真正的伦理学,无论中外,都不从人的殊相论人,而是从是不是一个人的角度论人。孟子在讲善心四端、讲恻隐之心时,虽然是从一个具有思想实验性质的“孺子入井”来讲,在这一特殊情境下,你会不会救他,你救他是看“孺子”是谁家的小孩才去救的吗?显然不是,“孺子”表现的是一个“抽象的”小孩,而不是具体谁家的小孩,哪国的小孩。因而,他也就是人之为人的人,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唯有如此,孟子才能把“设想中”没有恻隐之心去救人的人称为“非人也”。其他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莫不如此,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该有的善心,就该本着这样的善心而该做的,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人”。孟子最后才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处的人,绝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意义上的人,而是普遍的、抽象的人。唯有在人的意义上得出的结论,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以之为基础的人类学,不是作为科学的经验人类学,而是哲学人类学。

  

   只是,哲学人类学实际上也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区分,有先验的和经验的区分。理论的哲学人类学,是从人性的各种经验表象中把握关于人的知识,在这种关于人的知识中,要确立人与非人的界限。孟子“四端说”就起着为人确立一个底线的人类学意义。亚里士多德在思考伦理学时,也是从人本性上区别于动物的兽性和神物的神性来把握人之为人的人性特征,因而在亚里士多德眼中,人是非神非兽的动物。非神,因为人的知识、智力和才能都不及神,因此神可生活在天界,对外在物质性的东西一无所需,就能过上其所意愿的永恒的极乐生活。而人的人性表现在理性能力和性情能力上,都是有限的,尤其在生存本领上,人类不能独存,在自然独存敌不过禽兽,在天独存,不具有神的神性,因而本质上人类只能作为政治动物,过城邦生活。但是城邦需要伦理才能共存,需要财富才能生活。诚然,人可以把人性发挥到完善以接近于神,譬如在思辨生活中;也可能堕落为只有兽性,如在追求财富的生活中。至于最终是神是兽,不单纯取决于天然的人性,而取决于人的美德,是否能以正义为伦理原则建立起一个好的城邦制度。好的城邦制度能激发和造就人的美德,人的美德也完全可能被坏的城邦制度所毁坏而变得禽兽不如。因而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政治学基于自然人性的伦理化。城邦与人在自然人性从潜能到实现的自由造化基础上相互生成与完善。这实际上也就过渡到人的德性自由造化的实践人类学上了。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是要把在柏拉图那里作为至高存在的善的理念限定于“属人的善”(Gut für Mensch),而康德在伦理形而上学中却彻底清除了仅仅属于经验性的和人类学的东西,之后才把普遍有效的伦理法则落实于“实践的人类学”(die praktische Anthropologie),才得以最终回答人是什么这一最终的或全部的哲学问题。所谓实践的人类学,在康德这里最核心的要义,就是通过“实践立法”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通过实践立法,人将自己的行动设立在实现成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自我造就的道路上。我们生而为人只是一个自然人,一个自然人如果不能自我造化为一个自由存在者,那就很容易失去人性,甚至可能成为一个禽兽不如的动物。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道德的使命,把自己塑造成为真正的德性人格。

  

   在此意义上,法权哲学为行动立法,实现人作为一个具有外在自由的法权意义上的人,法权意义上的法是解决行动的正当性,其标准在于你的自由任性和他人的自由任性能在一个普遍法则之下相互一致而共存。法权意义上的正当性,是伦理关系正义性的保证,体现在尊重他人与自己一样的自由及其权利,这种权利的实现只要是基于普遍法则,那么我的自由任性和你的自由任性就能相生而不相害。基于法权的正当性的行为者就会将自身塑造成为一个具有伦理正义的社会人格。

  

   德性哲学为个人的行为准则立法,要解决行为的道德性,以确立自我的内在自由,其标准是自我立法的主观准则能同所有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法则相一致。因此,德性法则的道德性将把不要求道德动机的法权义务变成自觉自愿践行的德性义务,以此实现人的自我完善的自由德性。于是,康德的实践人类学分别从法权人格和德性人格,即伦理人格和道德人格实现了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道德使命。完成了人的道德使命,一个人才真正地自我造就为一个人了。这就如同哲学人类学家盖伦(Arnold Gehlen)所言:“人出自本性地是一个文化存在者(der Mensch von Natur ein Kulturwesen ist)。”实践人类学最终会成为文化人类学。

  

   为了真正展现康德人类学的伦理与道德之维度,本期特别约请了当代两位著名康德专家和一位人类学专家专门为我们撰写文章,在我们这里首发,他们是:《康德研究》主编克勒梅教授,专门撰写了《康德论医学与人的健康》;美国著名康德专家罗伯特·B. 劳登(Robert B. Louden),专门撰写了《康德人类学的伦理维度》;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西格丽德·罗辛(Sigrid Rausing)头衔教授、剑桥马普伦理经济社会变革研究中心主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约珥·罗宾斯(Joel Robbins),撰写了《论善的比较研究的前景:对人类学相对主义的阴郁主题的超越》。这三位中的两位,即克勒梅和罗宾斯,是我们《伦理学术》的学术委员。此三文论,各有侧重,相得益彰。

  

《康德论医学与人的健康》论述了康德一生都致力于掌握当时前沿的医学专业知识,使自己具备必要能力审查其医学科学提出的有效性或真实性诉求,以厘清哲学与医学对于人的健康,对于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关系。显然,医学不只是治疗身体的疾病,同时也医治精神的疾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邓安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道德哲学   人性   人类学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伦理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088.html
文章来源:《伦理学术8——道德哲学与人类学》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