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宏: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方法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0-08-04 05: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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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宏  

   内容提要:人类学在中国经历近百年的发展,成就斐然,对历史学提供了诸多理论及方法上的启示,但也面临学科被泛化的局面。当越来越多的学科被冠以“人类学”头衔时,人类学究竟是什么也随之成为问题。在操作层面,人类学从心理学那里借取的“移情”以及从语言学那里借取的将研究者作为“参与者”的“主位”角色强调,对学者确定研究立场裨益良多,对历史研究尤具启发意义。但学者毕竟是象牙塔中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移情”或“参与”研究对象,值得怀疑。另外,人类学者重视“田野作业”,对历史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田野”亦有类“文本”,存在人为制作的成分。这些因素迫使人类学者在方法上做新的探索。人类学面临的困境和人类学者在理论方法上的探索,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借鉴。

   关 键 词:人类学;历史学;方法论;吴文藻;费孝通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纳入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研究项目。

   人类学(Anthropology)旨在从生物和文化等角度对人类群体进行比较研究。按照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定义,人类学是研究人及人的文化在不同水平线上发展的科学。①由于学术传统有别,各国学者对“人类学”名称及各分支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在欧洲大陆,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学”多被狭义解释,特指对人类体质方面的研究,对人类文化的研究则称“民族学”。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学”更多指的是与“民族学”概念极易混淆的“文化人类学”。

   不过,文化人类学并不能与民族学简单划等号。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才特指民族学。民族学偏重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文化人类学者最有成就的工作是对人类的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巫术、原始艺术等方面的研究。英国学术界倾向于将这部分内容称为“社会人类学”,有时又笼统称“社会文化人类学”。19世纪中叶以后,发掘并研究人类社会“原生形态”一度成为人类学的学科主流。

   人类学自从传到中国,并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就呈现某种程度的学科交叉融合状态。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界常将“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视为内涵相同的概念。凌纯声解释说:“因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②基于民族识别主要是依据“文化”的而非“种族”的认知,学者们致力于不同族群文化异同的探讨。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类似,当时社会学与人类学在大学的学科设置上也严重交叉。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培养学生,在专业设置上就不区分社会学还是人类学,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同时也被认为是在从事社会学研究。

   学科交叉重叠使人类学的学科疆域逐渐宽广,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很少有哪个与人相关的学科未被纳入人类学范畴。③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种人类学之外,还有历史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甚至饮食人类学等,不一而足。在五花八门的“人类学”中,一些体现学科交叉特征的“人类学”值得历史学者重视。例如,医学人类学作为已创立的最具活力和最成功的人类学分支,它的大多数研究路线都欣欣向荣,这得益于跨学科的支持,不同学科学者的参与使它在人类学中赢得声誉。而生态人类学,经过学者的积极探索,也已取得一定成绩,并受到关注。

   学科交叉能促进学科发展,但也存在异化的潜在危险。当一个学科涵盖了其他一切学科时,人们也可说它什么也不是。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曾指出:“人类学领域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分配到多个邻近学科中去”,“当前形式的人类学将经历‘一种彩虹般的变形’。”④这绝非危言耸听。要确定一个学科的性状,必须有一个“亲本”(parental stock)。以植物嫁接为例,无论你怎么嫁接,首先要找到一个用作嫁接的砧木。以梨嫁接苹果产生梨苹果,以苹果嫁接梨产生苹果梨。“亲本”决定植物的基本性状和品质。学科交叉融合也一样。一个冠以“人类学”的学科,你叫它文学人类学也好、历史人类学也好、医学人类学也好、生态人类学也好,不管如何吸纳别的学科质性,其“亲本”都应该是人类学,这一点不能忽略。但我总感觉现在学界一些人多少忽略了这一点,使人弄不清“亲本”是什么,实际做成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文学、生态、医学等,却仍然叫“人类学”,好像人类学比较时髦,故而用之,然而这还是不是原初意义上的人类学,已成问题。

   人类学这一学科现状导致了人类学者的认同困境。有不少身边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大家知道,由于目前国内设置人类学系的高校不多,一些在国内外受过良好人类学学科训练的优秀学者到了历史系工作。入境随俗,在方法上自然选择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走上“历史人类学”的路线。然而,在“双一流”学科建设中,他们的成果归类却发生了问题。貌似“正宗”的史学同仁并不怎么认同他们用人类学“田野”方法“调查”出的本属史学范畴的研究成果,而人类学界对他们在研究中用了太多历史文献的做法也未必首肯,致使他们进退失据,甚至职称评定都受到影响。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不一定是因为这些学者的“跨界”研究出了问题,而可能是目前人类学的学科生态尚难适应他们在研究中对人类学与历史学学科元素的双重吸纳。但即便从这个立场观察,人类学的“异化”仍隐约可见。因而今天的人类学,至少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应该有一个回归人类学本体的问题。⑤

   中国人类学面临的另一困境是传统人类学者往往习惯以“原始部落”为研究对象,“将高等文明交给社会学去研究”,这与19世纪西方人类学者对“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崇拜有关。⑥而中国境内有无或有多少“原始部落”却是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有一本书,是乔治·彼得·穆达克写的,30年前由童恩正翻译成中文出版,名叫《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其中涉及澳洲的阿兰达人、马来半岛的色曼人、印度南部的图达人、中亚的哈萨克人、日本北部的虾夷人、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北美的易洛魁人、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秘鲁的印加人、亚马逊河的威图土人、乌干达的干达人、西非的达荷美人等,全书共18章,每章写一个“原始民族”,却没有收录中国境内的少数族群。⑦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境内没有“原始部落”,像鄂伦春人、摩梭人等,当其被“发现”时,文明发展相对滞后,近乎“原始”,但类似的族群在中国境内数量较少,而且是否够得上是独立的“民族”也存在争议。将习惯用于原始族群研究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及方法用来研究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究竟是否适合?⑧换言之,如果人类学者囿于传统,在中国“原始部落”如此稀少的情况下,其用武之地究竟何在?这个问题,中国的人类学者没有理由回避。

   突破传统人类学设定的学科边界的努力因此而展开。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的人类学者将主要精力用于境内并非“原始”的少数民族的研究,甚至有学者将注意力转向汉族社会。费孝通在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教授(A.R.Radcliffe-Brown)鼓励下所作“江村调查”以及后来在“云南三村”(禄村、易村、玉村)展开的研究,在我看来就不是传统意义上被用于汉族学者眼中属于“他者”(the other)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因其接触到文明发达程度较高的民族,方法上接近社会学路数,体现了与传统人类学的区别。而林耀华的《金翼》,更是堪称研究汉族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典范。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费、林等前辈学者选择的正确性。原因很简单,“人类”是一个内涵看似固定实则变动不居的概念,既包括“原始”的存在,也包括其“现代”形态,“人类学”怎么能够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只研究“少数民族”呢?⑩事实上,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的发展已越来越多地以现代人类及其文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本民族眼中的“他者”。(11)然而不管是要突破传统还是要固守传统,人类学究竟应当如何确定自己学科边界与研究内涵的问题,已摆在每个人类学者面前。(12)

   在方法上,大概除了吴文藻相对谨守西方人类学轨范之外,包括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在内的早期研究都给人以学科性质不甚明确的印象。今天学界将二人视为人类学学者,实际上二人的研究更贴近社会学、民俗学的理路。费先生说:“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13)这显然不是自嘲,而是客观反映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初期发展状况。

   不过这种从一开始就呈现的看似混沌的状况并不一定是坏事,或许正预示了人类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某种程度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在中国已形成综合性研究取向。多学科的融合,对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无疑能奠定更加厚实的发展基础。然而无论如何融合吸纳其他学科的因子,人类学自身的基本元素不应该变化,这是必须坚守的学科底线。如果没有底线,中国就将失去可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人类学,中国的“人类学”就会异化到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地步。人类学如此,其学科近邻历史学当然不能例外。人类学走学科交叉路线,历史学者自然也应从其他学科尤其是人类学那里汲取营养,丰富自身的学术内涵,但历史学基于深厚学术传统形成的自身学科认同,也同样不能忘怀。

   在人类学诸多分支中,与历史学内涵最为接近的是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按照美国人类学家S·南达的说法,文化人类学是以人类群体间的共性和相异性为研究对象并加以描述、分析、解释的独立学科。人类学家的兴趣在于社会群体的特点,而不是某种畸形的现象或个人的独特性。因此,在研究人类进化时,人类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群体差异上,而不甚关注个体的不同。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有相通之处。杨希枚在给S·南达所著《文化人类学》中译本写序时称:文化人类学不仅是最具现代科学代表性的一门社会科学,而且是最具广泛性和综合性的一门史学。所不同的是,一般史学只是研究具体国家、地区或民族的物质及精神生活的发展演变,主要限于有文字以来的人类活动,而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世界所有民族或人种(灭绝的和未灭绝的)数百万年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学科。(14)

   在研究立场和方法上,文化人类学对历史学亦启示良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从心理学借鉴而来的“移情”(empathy)。所谓“移情”,简单定义,就是“把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上的能力”。(15)“民族志学者的个人经验,尤其是参与和移情,被视为(人类学)调查过程的核心。”(16)文化人类学诸多学派中受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影响至深的“精神分析学派”最擅长这一方法,尽管人类学者更多将其表述为从语言学家派克(K.L.Pike)那里借用过来的体现“参与导向”的“主位描述”法。(17)历史学者明显受此影响。陈寅恪强调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持“了解之同情”,主张研究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18),实际上就是对“移情”或“主位描述”的强调。人们通常说的“设身处地”观察认知人事,也类似文化人类学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保罗·柯文(Paul A.Cohen)主张“在中国发现历史”,一定程度上就是鉴于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文化中心”立场的局限而提出,其中明显包含“移情”主张,绝不是简单的地理学意义上观察位置的变化。(19)

   不仅如此,人类学的某些知识还有助于理解传统史学难以认知的社会历史现象。比如《国语》记载黄帝四妃之子与黄帝异姓的传说,历代经师在注释《国语》时均无法理解,清人崔述甚至认为这是“污古圣而惑后儒”。(20)作为父系社会中人,崔述自然无法理解父子异姓,但若以文化人类学所描述的母系氏族社会“子从母姓”的习俗来认知,则父子异姓就不是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了。

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也十分有效。如义和团运动中,拳民标榜“刀枪不入”,其“神术”含有气功与巫术成分,以往学者从纯历史学视角观察说不出究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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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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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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