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光才:韦伯之后的学术与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9 次 更新时间:2015-08-06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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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光才  

近百年前,在科学与宗教、民主与专制之间高下似已分明的文化语境中,马克斯·韦伯分别以“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为题,发表了在德国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的演说。就严格意义而言,韦伯在此所谓的“学术”主要是指客观性的“科学”,以“学术为业”即指涉以客观性科学为业的学术人,而不涵盖人文知识分子;他所谓的“政治”,如他所言,则是指“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一种支配权,“以政治为业”就是指把政治作为“事业”,以“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安排”来行使支配权的政治家。尽管在两篇演说中,韦伯并没有对“学术”与“政治”、“学术人”与“政治人”间的关系进行专门的阐释,但是,从演说中,我们不难理解他的基本观点或者不妨说是他对两个角色的期待:学术人因为不涉终极关怀,不应过问价值,更不应该卷入政治,而政治家则不同,他们必备三种“前提性”素质,即“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种素质其实比对学术人的要求要高得多,因为他们不仅要遵从“信念伦理”(不在意于行为的后果),而且要恪守“责任伦理”(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世事难料,百年之间,二战、冷战、苏东解体、全球化、反恐和金融危机等足以引发全球政治格局震荡的事件频频发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和贫富分化等一系列关涉人类生活甚至生存的问题频现,且不对这世界的变化是向好还是向坏做价值判断,但至少可以做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就是:向坏也好,向好也罢,百年间的风云流转、世事变迁,大凡由人所带来的变故,也多与韦伯所提到的这两类精英脱不了干系。也就是说,韦伯所期待的学术人,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科学精英,即使真的实现了韦伯的期待,因为其秉持所谓的价值无涉原则,也很可能是在无心中做了好事或者坏事(以后果来评价)。这种无心的行为后果之于人类福祉自不待言,正如当代社会中人们所体会到的技术便利、生活安逸和物质上的富足;不过,无心也有可能办成坏事,如贝克尔和吉登斯通过对专业化的科学人所建立起来的抽象知识系统的后果分析,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十分令人不安的当代风险社会图景。其实,贝克尔等还是从“专业”的和抽象的学理角度,揭示了不为常人所能理解的科学知识进入人类社会和物质环境后所留下的隐患。而我们就是以常人的反思性思维,恐怕也不难体会到科学连带技术,已经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并不能让人愉悦和心安的东西,譬如核辐射,譬如各种不断翻新、名目繁多的技术产品污染。

当然,即便是无心,也未必就能脱离政治。如贝克尔对韦伯式的科学以一种略带嘲讽的口吻说道:“即使在客观的(自然)科学家的手里,自然都变成了政治性的”,因为科学家研究的对象被以所谓极端客观性的数字所控制,“自然科学家就工作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魔法领域中……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已经成为在数字掩饰下的政治性、伦理学、商业和司法实践的分支,尽管它们处在所有的表面客观性的保护下”。贝克尔的说法多少有些含混不清,而且主要从科学的文化批判角度来揭示科学以及科学家行为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批判,多多少少地带着一点后结构主义的风格,因为“政治”行动主体的缺席以及政治运作机制的隐而不显,很容易给人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鸡蛋里挑骨头之感,虽然不乏深刻,但恐怕很难让“无心”的科学人折服。

因此,要理解韦伯意义上的学术与政治,恐怕还要回到真实状态中的“以学术为业者”和“以政治为业者”的各自行动角色和相互关系内涵的角度来解读,即现实中的科学是否真的是价值无涉(无心)?现实中作为领导行为的宏观政治而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痴迷的微观政治,又是否能够真正对价值无涉的科学以及科学人无动于衷?换言之,因为权力政治的强势,韦伯所谓的“以学术为业”的情怀,是否也如他的前辈洪堡一样,陷入既要学者的研究自由又要国家包养的悖论之中?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激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乔姆斯基,世界体系理论的缔造者、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等学者,共同撰写了《冷战和大学: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史》一书,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就冷战期间的大学、大学内部的具体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研究与美国国家政治尤其是军事间的密切关系,予以细致、生动的描述。

哈佛教授雷蒙德·塞维尔认为,二战可谓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变革的开端,在一切为了赢得战争的国家动员中,上世纪四十年代,MIT、芝加哥和哈佛等大学中一大批科学精英都被调集和组织起来,开始组建各种联邦实验室,如著名的曼哈顿工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等,承担各种与战争有关的研究项目。战争赋予学术配合政治以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即所谓“‘科学为战争效力’与武器没有任何关系,而不过是为战时经济做贡献”。然而,问题在于,二战结束后,这种战时学术配合政治的科研合作不仅没有终结,反而逐渐定型为美国最为稳定的学术界与政府间相互联动与协作的国家科研体制。战后尽管美国创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NationalScienuFoundation),以体现政府对纯粹研究的支持,然而,最大的资助部门依旧是与军事相关的部门,如国防部、能源部和后来的航空航天局等,获得大量资助的也主要是有关军事或者存在潜在军事价值的项目。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对军事研究以及与军事相关的研究机构进入大学,也少有异见,因为他们深信为了抗衡苏联,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这种冷战时期所特有的“战时科研体制”,直到六十年代一些大学师生以激进方式表示抵制后才略有改观。

然而,在今天的美国,失去了联邦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科学家们要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塞维尔指出,在今天地质学和矿物学、结构化学和材料研究领域,有一种处于核心地位、用于探测晶体结构的X光衍射仪器,早年一位年轻的矿物学家曾求助于芝加哥大学的联邦研究实验室,希望使用该仪器做纯粹研究时得到的回答是:“自己去筹钱建造吧。”塞维尔认为,在美国战后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体制形成后,美国科学家受益群体在扩大,但是哪些领域收益最大并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却往往取决于政府的资助导向。譬如凝聚态物理和原子物理是美国战后发展最快的两个研究领域,主导美国物理学界几十年,它们之所以能够处于物理学科的主导地位,主要源于国防部基于武器系统、电子监控系统和其他诊断控制系统开发需要而提供的大量资助。塞维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了一个韦伯式的理想科学家(不参与军事研究也不参与五十年代忠诚宣誓)的无奈:他在一九五六年获得哈佛校方资助,建立了一个地球化学实验室,但不久发现校方资助实在有限,工作很难进展下去,为此也不得不正视现实,成为与军事有关项目的参与者。

成为参与者就意味着要通过政治和保密考察,需要在读过间谍法文本后签署清白书,否则就不能进入核心研究机构。塞维尔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他与一位海军项目主管在酒吧闲聊,谈论“冷战”成为“热战”的可能性,该主管告知,政府需要所有海洋学者来为战争服务,需要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他们,并提供一个资助名单。塞维尔反感地表示,他本人是不清白的,不适合参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不料对方大笑并暗示塞维尔,不知他是否知道,他已经被调查过并被“特别关照”过。作为一位希望从事“纯研究”的海洋学家,塞维尔在良心上一直为此挣扎。正如他所说,尽管他可以不直接参与国防部的项目,不接受国防部的资助,但是,因为所有海洋研究领域都已经为国防部所直接或间接控制,如果要做到彻底的清白,除非他完全离开海洋学这个领域。

科学家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还要以事实为据,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这大概是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的底线原则了。但是,这种诚实却未必符合政治原则。塞维尔提起,在他们发现并绘测了新英格兰海岭后,因为考虑到该发现对于海岭起源的一般性理论,尤其对了解西北大西洋的地史有重要价值,海洋学家试图发表他们的成果,但是,因为海军方面担心发表后可能会为苏联潜艇提供精确定位而拒绝。在一番讨价还价后,军方同意发表但要求必须对海岭的位置进行错误地标绘,这无疑是最典型的恶意学术篡改(falsification)。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一九九五年,为便于研究者研究地质变化过程、板块结构以及与全球变暖相关的冰川融化程度,尽管许多由美国卫星侦测的资料被解密,但是,直到今天,更多的依旧作为绝密信息被封存在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档案柜中。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为政治所主宰的时代,塞维尔指出,美国科学界却认为,这是一个科学和科学家的黄金时代。因为政府至少出于冷战政治和安全的考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金,“极少有人会把政府视为邪恶(evil)”。在政府大量资助下,科学精英们的“以学术为业”生涯也因为政治性的输血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元气。塞维尔如此描绘了他熟识的一位哈佛知名科学家的研究生涯:上世纪三十年代,获哈佛资助得到了研究矿石晶体结构的X光衍射设备;战时参与作为武器和通信系统核心元件的晶体生长与合成研究;战后受原子能委员会资助,开始从事与原子武器和核反应堆有关的大量铀矿研究;随后在空军的支持下,开展高温高压下的矿物反应研究;然后接受美国航空航天局资助,从事月球岩石研究,直至荣休。

与作为科学家的塞维尔冷战政治分析视角不同,MIT的哈特(DavidM.Hart)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维克多(DavidG.Victor),他们的学术背景是科技政策和区域研究领域,两人试图从温室效应——一个当下的全球性的政治主题角度,来分析科学精英与政治(政策形成)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哈特与维克多关注的是科学精英的三种行为:第一,为争取到资助和引起关注,他们是如何运用有关科学信息的?第二,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他们如何根据其他人的行动来采取不同策略?第三,他们采取何种控制方法对其他相对缺乏政治力量的科学家施加影响?众所周知,所谓温室效应主要是指由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增多所带来的气候变暖现象,而在当代,人们之所以对其表示关注,使之成为一个全球性政治话题,原因在于精英科学家认为,大气圈中的二氧化碳增加并非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与人为排放有关。关于温室效应的理论假设最早出现于一八二四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开始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辐射强度进行计算,一九○○年有科学家提出无论是自然生成还是人类排放,大气中二氧化碳达到足够量,地球气温就会升高。然而,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人类行为会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效应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使在科学界也少有人关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科学家冯·诺伊曼和有关政界人士认为,核试验所带来的放射性粉尘可能会引起气候变化,于是,在联邦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军方支持下,科学家发明了相关大气检测仪器。虽然最终放射性粉尘能够带来气候变化的推断被否定,但是,该仪器的发明却为后期用于大气中碳循环的追踪和检测创造了条件。随后,在美国,关于大气变化研究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碳循环(关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是否在增加)与大气模拟(如果二氧化碳增加到一定程度,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气候变化)。两个阵营最初的研究都受益于美国军方的资助,主要为军方提供相关信息咨询服务,但是,温室效应研究仅仅是其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部分,或者说不过是一个副产品或研究者的副业,以至于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末,温室效应议题很少为外界尤其是政府所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充其量也只属于一般性的基础研究而不是“任务”,因此,在缺少官方大量研究资助的情况下,它的研究进展也非常迟缓。

哈特和维克多发现,转机突现于七十年代,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欧美兴起了一场广泛的环境主义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各方的竞相亮场与合作表演,使得温室效应议题突然显得醒目并被放大,开始由一个不为人所特别关注的基础研究问题转向了一个政治性的话题。一些精英海洋学家和大气科学家,开始把由人类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定义为环境议题,以期望引起公众和政治人物关注,并获得更多的研究资金。两个著名的报告集《严峻的环境问题研究》和《人类对气候影响研究》也分别于一九七○和一九七一年出版,并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响应。然而,问题在于,哈特等认为,这两个集子中的报告内容在技术上并无新意,要么是对正在进行的研究捧场性文章,要么是以前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但由于它在当下环境中所具有的敏感性,对于身处其中的科学家而言,意义自然非同寻常。譬如,白宫有关部门就承诺,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有关该议题的年度拨款将增加400%。

与此同时,由于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发生了一系列全球气候反常现象,如厄尔尼诺现象让秘鲁渔场大面积受灾、苏联腹地出现干旱、美国本土气候异常所引起的食品价格上涨等等,在环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的背景中,政治人物也开始关注气候问题。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在一九七四年就倡导要开展对气候灾难的全球性研究,而美国要在其中扮演领导者。然而,正如哈特和维克多认为,其实基辛格真正关注的并非是温室效应本身,而是对由气候灾难所引发的第三世界政治不稳定前景担忧。

哈特和维克多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事实上,温室效应议题在七十年代的转机,包括两份报告的公布、联合国一九七二年关于人类环境会议、经费预算大幅增加以及基辛格的高调演讲,都与关于温室效应的科学进展无关,专注于该议题研究的还是同一批科学家,各自观点分歧也依旧。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有了更能够接纳他们观点和拥戴他们的受众。由此,在他们看来,科学、政策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看似松散但又有着实质性互动的联系。科学有时看起来似乎是专业性学者(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孤独的游戏,是波兰尼(MichaelPolanyi)所谓不受任何政治和社会力量左右的专业自主领地,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蛰伏期,它其实始终在等待一个随时有可能到来的良机,即哈特与维克多所称的机遇突现和政策“窗户”的突然敞开。科学精英的行为策略调整,在他们看来,是取决于外在于科学的活动和事件以及政策和政治环境变化,而不是科学发现。

事实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所谓的温室效应究竟主要是由人类行为所导致还是一种自然现象,在科学家中也并不是毫无争议。关键是人类对当下世界中发生的一切更为敏感,正因为如此,气候变化在今天才上升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议题,“碳减排”也成为二○○九年十二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间政治和经济博弈的砝码。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各国间经济和贸易交往中的非均衡性格局的存在,气候变化与政治间的捆绑将进一步收紧,而在气候变化与政治的互动间,未来的受益者绝不仅仅是大气、海洋领域的科学家,一系列与“碳减排”技术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科学领域及其科学家都会从中获益匪浅。如果说,人权、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因为其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还多多少少地为人所反感,那么,把科学解释意义上的气候议题摆在政治和经济交易的谈判桌上,则无论如何都有着理直气壮的合法性。

然而,即使关于温室效应现象的解释确实毫无争议,解决和控制气候问题的根本是否仅仅依赖于科学?恐怕未必,它更有可能是西方社会所主导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及全球发展中的严重失衡问题。上述议题恐怕更需要科学家与并不那么“专业”的其他跨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来参与,正如哈特与维克多所甚为不满的:“直到今天,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性研究议程大都排斥了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无法回避政治,甚至要主动介入和批判政治,但至少直面政治要比声言无涉政治的科学光明磊落得多。韦伯百年前“以学术为业”的召唤,在冷战之后——一个全球政治时代,在科学更具稻粱谋的职业取向,科学与政治、商业联盟格局(所谓官产学合作)已然形成当下社会语境中,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力!

看来,在“祛魅”之后,如果人类社会要有所期待,推崇科学还不如直接祈愿于韦伯理想中的政治和既恪守“信念伦理”又遵从“责任伦理”的“以政治为业”者。

(《学术与政治》,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1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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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10年第10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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