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军:美国《1964年民权法》与女性平等就业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4 次 更新时间:2011-12-05 10: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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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延军  

  

  据报道,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11月,美国女性雇员占全美所有雇员的49.1%。而在本次的经济衰退中,美国女性职工人数或首次超过男性。[1]这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历史上,就业领域歧视女性的现象极为严重,绝不亚于种族歧视。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除了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权运动的推动有关外,还应归因于美国女性就业权平等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尽管这个制度是在美国整个社会歧视女性的风气还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时候因为极为偶然的因素而建立,但它开启了美国女性就业权平等保护的大门。本文欲展示美国从否定女性的平等就业权转变为平等保护女性就业权的独特历史过程,以及《1964年民权法》实施对美国女性就业权平等保护的最初效果。

  

  一、历史上美国宪法判例对女性平等就业权的否定

  

  可以说美国建国后近两百年的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是女性遭受歧视的辛酸史。1848年7月19日和20日,在纽约的西尼卡弗尔斯举行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上发布的《情感宣言》对严重歧视女性的现象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控诉,它仿效《独立宣言》针对英王乔治所列举的不平等,历数女性从家庭到社会、从政治生活领域到经济生活领域所遭遇到的各种不平等对待,其中在女性所遭受的就业歧视问题上,《情感宣言》指出:男人“几乎垄断了所有有利可图的工作,而在那些她被允许从事的工作中,她只能收到不充分的报酬。他对她关闭了一切他认为最能使他荣耀的,通往财富和荣誉的大道。作为一名神学、医学或法律教师,她不为人知。”[2]女性在就业领域被排斥的状况一直延续并为宪法和法律所肯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此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女性就业权的几个重要宪法判例足资证明。

  (一)1872年布拉德韦尔诉伊利诺伊州案

  该案的上诉人迈拉•科尔比•布拉德韦尔于1869年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向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申请律师执照,但遭到拒绝,原因只在于她是女性。该法院认为:“上帝设计不同性别以从事不同范围的事。从事法律工作是属于男子的事,这差不多被视为公理。当立法机关赋予本法院负责颁发法律执照的权力的时候,并不期望从事法律工作的权利扩展到妇女。”布拉德韦尔不服,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法院的决定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联邦最高法院以八比一的多数通过塞缪尔•米勒法官撰写的裁决,维持了州法院的裁判,只有首席大法官蔡斯提出了唯一的反对意见,但没有对此做出解释。[3]

  在裁判书中,米勒法官否定了从事法律工作的权利属于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合众国公民的特权和豁免的范围,并援引屠宰场案拒绝适用第十四修正案来保护女性的平等就业权,[4]而是放任州禁止女性从事法律职业的做法。更具破坏性的是,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判书中布拉德利法官代表斯温和菲尔德法官撰写的附议公然采用男性至上主义的态度,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女性从事律师职业的权利。他在附议中写道:“女性天生胆怯和柔弱,不适合从事市民生活中的许多职业。建立在神的旨意和事物本性之上的家庭组织结构表明,家务完全属于女性的领域和职能。家庭利益和观点的和谐与妇女从事独立于其丈夫的职业是相冲突的。普通法创始人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它已成为法律制度的真理:妇女脱离其丈夫,便失去其法律存在的根据;在社会生活中,男人是妇女的主宰和代表。”“妇女的最高命运和使命是担当母亲和妻子的高贵的和仁慈的职责。这是造物主的法则。”[5]

  无论是基于怎样的理由,总而言之,在不想肯定女性的平等就业权这一点上,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是相当统一的,布拉德利法官只不过是“更为直接地反映了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要保护的社会学”,[6]这种社会学就是:男女有别,男尊女卑,女人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家庭,女人应该担当的角色是贤妻良母。尽管各州和美国律师协会在1920年相继允许女性会员加入,但直到1957年,联邦最高法院才在Konigsbergv.StateBar案[7]和Schwarev.BoardofExaminers案[8]中,正式否定州关于律师许可的规定。从布拉德韦尔诉伊利诺伊州案可以看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仅通过对第十四修正案最狭窄的解释支持了州的治安权,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各州将女性划分成公民中的特殊类型的做法,“‘性别’因此像‘种族’一样正式地成为了执行歧视性立法的合理理由”。[9]

  (二)1908年穆勒诉俄勒冈州案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一些州出现了专门针对女性的所谓“保护性”立法,有限制女性劳动时间的,有规定女性最低工资的,还有限制女性职业范围的。在限制女性劳动时间方面,1852年,俄亥俄州制定了第一个有关女性工时的法律,规定女性的最高工时为10小时。[10]。俄勒冈州于1903年制定了限制女性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的法律,该法规定,不得雇用任何女性在该州的机器制造企业、工厂或洗衣房1天工作超过10小时,违者被处以不少于10美元不多于25美元的罚款。1905年,俄勒冈州一洗衣房的所有者穆勒违反了州法的规定,被州的巡回法院处以10美元的罚款。穆勒不服,认为该州法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并试图利用Lochnerv.NewYork案的司法先例推翻该州法。[11]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一致通过大法官布鲁尔撰写的裁定,维持该州法,支持各州对就业女性差别对待的做法。[12]

  不过与19世纪不同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在支持这些立法时不再是从造物主或上帝那里寻找依据,而是接受了被上诉人州的辩护律师布兰代斯辩护词中的各种证据和观点,依据所谓的两性本质的差异和人类生活中男女作用的差异,来解释限制女性工作时间和条件的特别立法的合理性,肯定基于性别的立法分类,维护就业中对女性的差别对待。

  这个案件的判决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保护女性的权益,使她们免于承受极端艰苦的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过是在三年前,联邦最高法院在Lochnerv.NewYork案中还裁定纽约州限制面包工人劳动时间的“面包房法”违宪。两个案件的判决可谓大相径庭,联邦最高法院对女性差别对待的意图是一目了然。从该案的判决我们可以看到,法院根据女性和男性在生物学上的差别、尤其是女性与男性在人类生育和繁衍功能上的差别,将女性的角色固定为母亲和妻子,这实际上本末倒置地将“一系列本由社会产生,部分也是法律的产物的任务,归因为‘自然的’”。[13]联邦最高法院对男女差异的刻意强调,实际上反映了法院所要维护的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对于女性的刻板成见,这是对女性的歧视而不是保护。

  联邦最高法院对穆勒案的裁判立刻对立法和司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立法方面看,由于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州保护性立法的合宪性,有关州保护性立法的争议就此结束,一些曾经反对保护性立法的州也因此转变了对州保护性立法的态度。在1909年到1917年之间,有19个州首次通过了适用女性的工时法,有20个州使已有的法律变得更加严格。[14]一些州将男女有别的原则广泛应用,除了工时法,还专为女性设定最低工资标准,禁止女性从事危险的有害的工作,限制就业女性举重的重量,等等。从司法方面看,该案很快作为权威性的判例在以后涉及的州保护性立法的相关案件中被广泛引用,成为法院支持州保护性立法的重要依据。更为有趣的是,同一个法院针对同一个州立法在穆勒案前后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这足见穆勒案的影响。

  然而,对于女性就业权的平等实现来说,单独给予女性而不给予男性的特别保护不仅未能给女性带来好处,相反使女性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妇女被排斥在“男人”的工作之外的理由更加充分。在穆勒案后,美国劳动联合会立即停止了他们原先对男性、女性和童工的保护性立法的支持,转而根据两性生理上的差别来减少女性在某些行业与男性的竞争。[15]实际上美国劳工组织和雇主一样是歧视女性的,一些组织不接受女性成员,还有一些组织将女性限制在学徒和帮工的职位上。[16]女性很快被排除在所谓的男人的工作之外,通往高薪水

  和高职位工作的道路完全被阻断。不仅如此,以前一直是妇女从事的开街道清洁车、邮递员、开电梯等工作,由于工作时间都比法律规定的妇女工作时间长,被转手给了男工。难怪有美国学者把该案描写成“实现女性完全平等的绊脚石”。[17]

  (三)1937年西岸宾馆诉帕里什案

  1912年马萨诸塞州颁布了第一部最低工资法,到1920年时就有14个州紧随其后制定了这样的法律。[18]规定女性最低工资的州法在1920年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获得通过后受到挑战,曾一度被联邦最高法院在艾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中宣布为违宪。[19]在该案中,哥伦比亚特区于1918年制定最低工资法,该法成立了一个代表雇主、雇员和公众的工资委员会,为女性和未成年人雇工查明和确定适当的工资,以保护女性和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免受工资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所导致的危害。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对3票的多数判决,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要求给妇女(而非男人)提供最低工资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中有关生命、自由和财产所做出的保证,侵犯了女性的契约自由。[20]

  不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影响非常短暂,14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就于1937年在西岸宾馆诉帕里什案中推翻了其在艾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中的判决,支持了华盛顿州女性最低工资法。

  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改变了他们历来对契约自由的态度,认为契约自由不是绝对的,“宪法上的自由必然受到正当程序的制约”。[21]联邦最高法院同时指出:“在处理劳动者和雇佣者的关系时,为了维护人们的健康与安全,保障健全的劳动条件以及免受压抑的自由,以促成和平的和良好的秩序,立法机关具有广泛的裁量权。”[22]如果单从联邦最高法院对经济自由的态度从放任转变为适当干预的角度看,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本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对待女性的态度还是遵循了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特别强调女性的社会角色的不同和竞争中的弱势。联邦最高法院引用了支持限制女性工时的州法的穆勒案,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强调应考虑女性身体结构和做母亲的职能使女性在生存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应考虑为保持人种的强壮和活力而将女性的身体健康作为重要的公共利益加以关照。我们强调尽管女性拥有签订合同的权利但也存在保护女性使其免受压迫的需要。”[23]在本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事实上对女性和男性做了区分,而且对于性别分类采用的是合理性审查的标准,这透露出最高法院仍然坚持了在穆勒案中所支持的对女性的刻板成见,即女性的主要角色是母亲,女性比男性弱。

  (四)1948年乔伊莎特诉克蕾拉、密西根州控酒委员会案

  对于女性的职业领域,一些州法根据“适合于女性”的活动和“不适合于女性”的活动的社会观念,禁止女性从事某些职业,比如采矿和冶炼、酒吧招待、职业摔跤手、清洗运动的机器等,在1908年有14个州通过了这样的法律。联邦最高法院在1948年乔伊莎特案中支持了限制女性职业的州法。在该案中,密西根州的一项法律规定,在拥有5万及其以上人口的城市所有的酒吧男招待都必须得到许可。女性不能当酒吧招待,除非她是酒吧店主的妻子或女儿。本案当事人是母女俩,母亲开酒吧,女儿做招待。根据州法的规定,她们的经营将面临困境。于是,她们向法院起诉,质疑这一州法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案件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院以六比三的多数通过了大法官法兰克福特撰写的裁定,维持州法。[24]

  大法官法兰克福特在判决书中首先就承认,“密西根州禁止所有女性在酒吧工作毫无问题,无论女性的社会和法律地位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认为,“女性现在可以表现出男子的美德,也可能沉湎于男子的恶习,这个事实不能禁止州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25]至于男酒吧店主的妻子和女儿可以做酒吧招待、女酒吧店主自己和女儿不能做酒吧招待的问题,法兰克福特陈述的意见是:“联邦宪法要求州实施法律的平等保护时,禁止在人或人群之间实行不合理的歧视,但没有要求把事实上或认识上不同的情况,在法律上处理得好像它们是一样的。女性做酒吧招待,在立法者看来,可能会造成道德和社会问题,对此立法者必须采取措施防范。如果议会相信,某一类女性和一些因素能消除或减少本应加以禁止的道德和社会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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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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