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军:地方“一把手”不可公器私用违法止“谤”

——评山西稷山“诽谤”案的侦检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5 次 更新时间:2007-06-20 23: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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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延军  

  

  【作者声明】本文发表在《法学》2007年第6期,已获得编辑部的上网特许。任何人引用此文,务请尊重《法学》对本文的专有使用权和作者的意愿,在注释中注明有关文字引自“《法学》2007年第6期”。

  

  【内容摘要】山西稷山“诽谤”案3名被告的行为应定性为举报而非“诽谤”,不构成犯罪。即使“受害人认定3位干部的行为构成诽谤罪,也只能自己亲自起诉,不能由公安部门侦查、检察院公诉。将自诉案办成公诉案,县委书记涉嫌滥用职权,公检法三家涉嫌违法办案。利用职权法办举报自己的党员干部违反党纪。稷山“诽谤”案传递出地方“一把手”专制集权的多项警讯。防止地方“一把手”专制集权破坏法治应推进几点改革。

  【关键词】地方“一把手” 稷山“诽谤”案 公器私用 推进改革

  

  本文所称的“地方”主要指县级行政区域,包括县、自治县、县级市和旗,以及除直辖市之外的设区的市下边的区。在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过程中,解决县一级的问题具有影响全局的和基础性的意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特别重视在县一级解决宪政建设问题。1924年中山先生亲自起草、亲笔誊写,提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大会宣言一起并案审议通过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总共25条,其中有8条的内容是以县为基本单位、以县的情况为主要考量的。[1]

  地方“一把手”受到“诽谤”或某种超出常规方式的批评,就利用职权,动用自己领导、掌控的公检法系统,将“诽谤者”逮捕下狱,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情况,近年来时有所闻。仅最近几个月,这类事件中全国闻名的就有三起:秦中飞“诽谤”县委书记案(即所谓彭水诗案)[2],安徽五河两中学教师“诽谤”县领导案[3],以及最近又曝光的山西稷山3名科级干部“诽谤”县委书记被定罪判刑案。数月前,为呼吁社会遏止地方“一把手”涉嫌公器私用、利用职权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风气,笔者曾就秦中飞案作过评论,[4]现在看来,法学人士区区一篇文章,对众多的地方“一把手”们的行为方式和有关制度,似乎不可能有什么触动。但学者有学者的社会责任,该说的还是得说,尽管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就山西稷山“诽谤”案再做评说。

  让我们首先根据有关报导来回顾一下山西稷山“诽谤”案的基本案情。

  事情起源于2006年3月。那年那月的某一天,时任山西省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的杨秦玉和原县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退居二线的南回荣先后来到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家串门聊天。在这次聊天中,他们谈到一些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意见很大,越聊越激动,最后决定把近几年稷山县的众多问题整理归纳成文,由南回荣执笔,薛志敬和杨秦玉在旁边补充修改。在随后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们3人收集证据,斟酌词句,几易其稿完成了一份《众口责问李润山》的举报材料(以下简称《责问》),该举报材料对县委李书记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责问: 1、在县委对面有一块地,县里原本承诺要在此建“稷山标志性建筑”,后却突然卖给个人搞房地产开发,“朝令夕改为那般”;2、县纪检委、检察院接连不断对一些开发项目、招商引资的事抓住不放,“为啥引资遭祸端”? 3、县财政上去了,而一个月87.5块的职工午餐补助却始终没有下文,为何“财力涨而工资老不动”?4、据说李书记常住当地宾馆中2680元一天的706号总统套间,以及前往打乒乓球时通常是多名服务小姐在旁侍候一事,他们问住“总统套间办啥公”?。文中每个“问”下,都有详尽的论证,全文总共2500多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吃住、休闲、娱乐一条龙,李书记定居‘办公’706,总统套间日房费2980元,仅房费至今已达百万元之多。稷山‘皇帝’享受总统套间待遇,专职‘女秘书’殷勤侍陪,久而久之,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就连李书记外出考察,专职‘女秘书’暗中随从,秘密服务,恪尽职守。”——据报导后来这段话成为3名被告以“诽谤罪”被定罪判刑的惟一理由。材料写成后,由南回荣到几十公里外的侯马市的一家打字复印部将该材料打印,并复印了40份,交给杨秦玉,杨在家写好信封邮寄地址,以“稷山笨嘴笨舌人”的名义分别邮寄给了稷山县的上级行政区域运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稷山县四大班子及各局办部分领导,共计37份。材料寄出后,很快招来了警方调查,3天破案。随后,杨秦玉、南回荣因涉嫌诽谤罪被刑事拘留,2006年8月8日,稷山县检察院以诽谤罪对杨秦玉、南回荣提起公诉,8月21日,稷山县法院判决杨秦玉和南回荣犯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其时,薛志敬闻讯逃亡,随即遭警方网络通缉,于2006年9月3日在太原被捕。2007年5月17日,该县法院判决薛志敬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5]此案的后续发展人们正在等待中。

  综合到2007年6月1日为止各媒体发出的各种报道看,山西稷山举报书记案的大致情况就是如此。根据以上基本情况,结合媒体其他相关报导,笔者想对此案发表如下数点评论。

  

  一、《责问》的主流是举报而非“诽谤”,不构成犯罪

  

  稷山3位干部的“责问”行为是“诽谤”还是举报,这是涉及罪与非罪的原则问题,不能不详察。“诽谤”是指故意捏造事实并加以散播,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的行为,这是宪法和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举报是指公民对于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向有关机关揭发事实、请求依照法律或相关纪律处理的行为。举报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而且,为了防止无辜者受过,我国刑法的精神还区分了诬告陷害与错告、举报失实。《刑法》的这种精神从该法第243条可以看出,该条在用两款规定诬告陷害罪的同时又规定:“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举报失实的,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也就是说,错告、举报失实不能以犯罪论处。

  从《责问》的内容来看,这份材料反映的四个问题中,关于稷山县城市建设的问题、干部工资待遇的问题和招商引资的问题基本上确有其事,至少谁也没认为那是诬告陷害或诽谤,引起争议的被认为有捏造事实嫌疑的主要是《责问》一文中的以下47个字:“专职‘女秘书’殷勤侍陪,久而久之,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就连李书记外出考察,专职‘女秘书’暗中随从,秘密服务,恪尽职守”。这40多个字确有在李书记的生活作风方面捕风捉影、推测过度的成分,但从报导介绍的情况看,这些说法还不能说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制造。不过,单纯从这句话看,它若传播开来确实是或多或少有损李先生声誉的。只是,这句话在性质上是一般的不负责任举报,是民法上的名誉侵权,还是触及诽谤罪,有可以讨论的余地。

  从法律上看,《责问》材料作者的那47个字无论如何构不成“诽谤罪”。《刑法》第246条规定,“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见,“捏造事实”和“情节严重”是构成诽谤罪不可或缺的两个要件。《责问》作者的那47个字没有捏造具体明确的两性不正当关系事实,显然只是对一种并非完全不存在的人际关系依据道听途说做了不负责任的推测或转述。特别是,这项责问是否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并没有人进行过调查,按现行体制,稷山县侦检两方面也很难实施调查。而既然没有调查,侦检方面凭什么断定这是捏造事实呢?而不能断定举报材料所言是否事实,又如何能够确定举报的这部分内容是诽谤呢?侦检两方面或许会说,后来他们自己承认是捏造的。但是,这种说法犯了常识性错误:一个被举报人投入看守所与杀人嫌犯住在一起的人还敢坚持说对被举报者不利的话吗?处在这种险境的人违心说出来的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话能够反过来证明李书记的清白吗?举报者如果有这种勇气,他们当初写举报材料时就不会匿名。

  至于说举报人诽谤李书记“情节严重”,也是谈不上的事情。构成诽谤罪的行为,“都必须是‘情节严重’的行为。这里所说的情结严重,主要是指……诽谤他人手段恶劣、后果严重或者影响很坏。”[6]从手段看,举报具有基本的正当性,内容多半绝大部分属实;从后果和影响看,人们并没有看到侦检方面完全提出“严重”和“很坏”的确凿证据,相反倒是被告方提出了其行为没有对李书记的声誉造成“严重后果”和“很坏影响”的证据——2006年6月稷山县党代会召开,李书记继续当选,2007年4月25日李书记被稷山县人大授予“最佳人民公仆”荣誉称号。再说,《责问》作者与李书记并无私怨,针对李书记所发的言论主要还是冲着后者在本地的工作来的。

  如果我们再考虑进民主、法治国家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的保护水平均低于普通公民这一世界性法治惯例的话,那么《责问》作者的行为就更谈不上什么诽谤罪了。在本县,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就不能怕批评和曝光。试想,哪个国家的和地区的领导人和政治人物不是被公众盯着,他们的什么暧昧事情和一星半点行为倾向不是被人捕风捉影、夸大其词到处报道、传扬,而这些报道和传扬又有几件其影响不是负面的!中国公众人物不是也开始面临类似考验了么!远的不说,前几天新浪网上还挂着一张一男一女的照片,下面赫然写着“巩俐和外国男人偷情”,笔者写到此处时(5月31日)新浪网上就有一篇“王朔曝谢东为侯宝林私生子,侯家两兄弟拒绝采访”的文章。[7]试想,巩俐会去告新浪和贴照片的人侵犯其隐私权、侯家兄弟会去起诉王朔“诽谤罪”吗?所以,今日和今后之中国,全国性公众人物要有全国性公众人物的包容度,地方性公众人物要有地方性公众人物的包容度,不可过分计较。

  此外,在走向民主、法治的社会,公众人物的行为举止只要稍有不当,引起非议和不恭的评论,就几乎是必然的,只能怨自己。这类行为显然也包括“一有闲时间,就把红楼钻,打起乒乓球,不觉大半天,服务小姐一个班。有的递上热毛巾、有的专换新毛巾、有的捡球跑得勤”等当事人自己认为无伤大雅但实际上是特权十足的做法。

  或许有人认为,我们社会可不能像西方民众和媒体那样对待国家的领袖人物!对此,笔者想说两句:第一,一个县处级或什么其他级别的领导工作人员不要自比国家领袖人物;第二,在我国,随着民主、法治的进步,在普通百姓隐私权、名誉权法律保护水平逐渐提升的同时,各种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名誉权的保护水平实际上已经较之从前降低了,并且将来还会进一步降低,这是进步的历史趋势。在历史上,我国对政治领袖名誉权保护的最高水平是刑法确认了一个“恶攻罪”的罪名,历史上这个罪名的取消同时也就意味着相应保护水平的降低,而这也正是我国民主、法治有了进步的生动写照。

  稷山那3位干部书写并向上级和同级领导干部匿名寄送的举报材料中那句大家都关注并议论不休的话显然是根据不足、不够负责的,但被定为犯罪很离谱,甚至是荒唐的,它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恶攻罪”。细想它甚至比“恶攻罪”犹有过之,因为,文革时公民只有涉及国家最高政治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性”言论才会获罪,决不会因举报一个县处级干部的文字材料中有很少一部分内容失实就逮捕、公诉3公民,判3个公民徒刑!

  

  二、稷山“诽谤”案公诉不合法

  

  退一步说,从该案的具体情况看,在实体法上即使那3个干部的《责问》行为有罪,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理由将这个“诽谤”案办成公诉案件,只能由“受害人”自己向法院起诉。

  《刑法》第246条规定,“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就是说,对于诽谤案,自诉是原则,公诉是例外。只有被诽谤人亲自向法院控告的,法院才能受理,对于被诽谤人不控告的,法院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和法工委刑法室主任郎胜主持编写的刑法释义在谈到《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罪和诽谤罪应该自诉,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才能例外公诉时写道:“这里所说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主要是指侮辱、诽谤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侮辱、诽谤外交使节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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