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忠:顶层设计:定位突围之口,开辟力量之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7 次 更新时间:2011-11-28 14: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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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  

  

  一、突围之略:里应外合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政府全局把握、整体规划,已成舆论主流。当前争论的焦点是,顶层设计由图纸到体制的实现机制。许耀桐先生“顶层设计,基层做起”的主张,是很有启发性的:权力金字塔的底层是权力稀薄、改革阻力微弱的地带;以基层改革先行从而倒逼高层做出改革。张卓元先生则主张“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顶层推动”,认为中国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实际上,无论是许先生的“底层做起”,还是张先生的“更需要顶层推动”,一定程度上,都揭示了中国转方式、调结构所面临的政治瓶颈,即政府内部权力、利益之争。在《中国改革:突围资本链条,构建中国社会精神》一文中,我将制约中国改革的政治瓶颈,概括为资本链条围堵、渗透乃至分裂了中国政府。中国转方式、调结构能否成功,不仅需要政府内部的自我抗争,自觉维护执政为民的政党精神,更需要社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产阶层与工薪阶层的行为支持与舆论推动。

  中国当前的改革局面,类似一场“突围之战”。突围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里应”与社会的“外合”。然而,此战之艰难,不是此消彼长的敌我交战,而是共存共赢的兄弟交锋。在顶层设计的问题上,我们研究既得利集团与民众的对抗性太多,研究他们内在利益的一致性太少。这是零和博弈论思维惯性的结果。中国的改革,简言之,是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探寻可继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以求在共赢的前提下,有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在就业机会、财富分配等方面上的公平与公正。

  中国改革的当前僵局,更多的是政府内部既得利益集团对峙的结果,而不是来自民众的督政与阻挠。问题是,僵局的持续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错失优化良机,还是中国政府公信力的丧失、社会秩序的混乱。

  执政为民的政党精神与民众督政的社会精神是相一致的。中国的民族众多、幅员辽阔,地区环境、发展差异大等基本要素,决定了中国社会需要一个统筹兼顾、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党精神,同时也需要一个强大的行使主权在民、民众督政的社会精神。绝对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不存在的,因而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无论是体制机制缺失导致的消极腐败,还是官员利己心导致的贪污、权钱交易,社会精神的监督职能相对而言,比政党精神的自觉能力具有更有效的防腐、反腐功能。因此,仅有党内的竞争、民主机制是不够的。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与维持,需要与民众督政的社会精神接轨。民怨的消除力,既得利者集结的离心力,如果在多党制的国家里,主要来自政党的轮流执政,那么在一党长期专政的中国,应当来自政府主动地将自身的执政运作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因此,中国当前僵化的改革局势,就政府方面而言,其突破之口是接应舆论监督的民众,促成主权在民、民众督政的社会精神;其所依靠的力量之源是民营企业、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然,三股力量之流能否汇聚,以成中国当前改革的中坚力量,既需要政府内部开明人士的内应,更需要社会精神的外援。“里应外合”,中国之航船方可突破资本链条之围堵,继续乘浪前行。

  

  二、突破之口:“里应”督政民众,塑造阳光政府

  

  顶层设计的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政府提升自身公信力的自我解救。执政为民的政党精神,在各种形式的资本的侵扰下正走在弱化的路上,而履行督政职能的社会精神尚未走完自发向自觉过渡的路程。中国社会精神的发展路径,在互联网上找到自己的具体形式,但无论是“人肉搜索网”,还是时行的“微博网”,现在看来,还不能说是督政意识的自觉,更多的是仇官、仇富等“仇”心理的情绪化发作。这种发作的情绪化,表现于只乐见而不追问贪官、色官、高官落网背后的原因,攻击、质疑凡是富人的富人。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精神自觉意识,正走在成熟的路上。以下,我将主要从与中国社会精神“接应”的角度,来谈谈政府在某些领域的应当作为。

  税收体制的改革理念:税收的支出,主要用于社会福利建设领域。中央财政的导向作用,是福利平等原则,即确保普及全国的统一的福利水平线;地方财政的调节作用,是福利差别原则,即福利额的阶梯分布,应当与劳动贡献度(如按工龄长短计算)相对应,应当与财富贡献度(如按纳税总额计算)相对应。税收的来源及调节作用,应当转向取于资本存量和利于资本存量的分流。针对资本存量的税种应当这样设计:税款不直接流入国库,而是直接纳入第三次分配领域。如遗产税(当前可以实行自愿原则),所征得的税款,以被征者的私人名义成立助学基金,直接流入地方小学、中学甚至高等院校。如物业税,所征得的税款,比例地记入私人的财富贡献度,即最终以相应的福利待遇回馈被征者。

  第三次分配体制的构建理念:富人捐资的权利与社会认可的义务相平衡。社会认可,不仅需要一个自觉履行“认可”义务的社会精神,还要需要政府能提供规范机制的支撑。欧美国家,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主要是富豪、企业家等富裕人士,但是中国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主要不是个人而是企业。企业捐资,不是出于慈善家的心理,而是出于资本的本性。体现富豪、企业家等富裕人士社会价值的第三次分配,单靠政府号召的“道德心”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富人捐资受到质疑,不捐资则受辱骂的社会舆论里,富人的依然热心应当是谩骂者的羞愧,富人的冷漠应当得到理智民众的理解。如果富人的捐赠是其义务,那么获得社会认可则是其权利。就捐资而言,富人的义务与权利的平衡,是中国第三次分配的财富源泉的内在动力。

  官员财产公开体制的改革理念:财产公开,作为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应当由边缘指标渐进式地向核心指标过渡。这是一个导向廉政的理念。导向作用,决定了它不是对现有的抵制财产公开的官员赶尽杀绝,而是更侧重引导官员,尤其对刚入仕途的年轻官员走向廉政。因此,初期,财产公开机制应是多元的,即对不同官阶或官龄的官员,实行自愿公开原则(凸现清廉者的导向作用),选择性公开原则(针对某一公务员级别以上的升职者)以及强制公开原则(针对所有初入仕途者)。

  政绩考核体制的改革理念:政府的考核机制要与民众督政的趋势接轨。如何接轨,就政绩的考核指标而言,应当以民生工程为主兼顾其他。民生工程,简言之,扩大就业渠道,普及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就政绩的监督而言,应当畅通督政通道,里应督政民众,引导点滴民众之监督以促成社会精神,从而借社会精神的督政之力,塑造公开、公正、公平的阳光政府。

  

  三、力量之源:“外合”主权在民的社会精神

  

  在《顶层设计不如公开辨论》一文中,邓聿文先生将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主体归结于既得利者,进而认为“与其在缺乏基本共识和足够动力的条件下,强行推行所谓的“顶层设计,不如把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等让全社会公开辩论,在辩论中明辨是非”。这一点是很深刻的。主权在民、督政在民的中国社会精神,是需要这样一场辩论的,尤其是在中国面临体制改革拐点的时候。在三十多年前,“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无不得益于全国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然,邓先生将工农、大学生等工薪阶层划入中国改革的阻力之范围,是存在商榷空间的。

  我们不能因为,工薪阶层对政府改革所宣泄的消极情绪乃至情感抗议式的发作,从而认为他们也是中国改革的阻力。群众生存发展的诉求,当碰到社会制度的刚性,并且在政府所谓的改革议而不决、或者流于形式的时候,那么这种诉求的表达往往是以变相的形式出现的,即不满、不信任政府作为,消极抵制社会秩序。一个社会的理性,其首要任务在于,能洞见群众情绪化背后的根源,并启示和帮助民众认识这个根源,使得情绪波动的民众也能分清哪些是他们权益的真正捍卫者,哪些是他们权益获得与发展的阻碍者。

  郑永年先生将顶层设计理解为:从执政党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有效吸纳社会的力量,从而消弱、制衡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态势的主导权。这无疑是深刻的。问题是,中国改革的中坚力量在哪? 我以为,组织力量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要求;精神力量是知识分子的发展要求;基本动力是工农群体的发展要求。但是现在,这三股力量不是团结一致的,而是相互矛盾,即民营企业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对抗,大学生与农民工之间就业机会的争夺等。这种对抗,由于看不到垄断企业对社会财富的挤占,对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挤压,从而也意识不到他们团结一致的意义。并且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国有名义,以及资本与权力的勾结,使得在官员腐败、贪污的舆论声中,民众失去对政府推行改革的信任。对政府的抵牾情绪,也导致了民众较少地去关注和思考政府所推行的转方式、调结构是否有利于自身。因此,这就需要社会精神,能够运用它的理性,客观分析改革的原因、改革的现状以及预测改革的结果,从引导民众的舆论趋势,围观改革政策的制定,推动改革政策的执行,促使改革结果朝向有利于民众自身的方向发展。

  任何一个政府,首先是一个集合,然后才是整体。一个社会精神,它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够运用它的理性,揭露、打压政府阴暗的元素,呈扬、声援政府阳光的元素,从而促使政府的本质朝向执政为民的方向发展。因而,就当前的改革局势而言,民营企业,作为广泛的集结民众力量的组织,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在于利用自身的力量,搭建民众舆论的平台,坚决捍卫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艰苦卓越地催生和壮大中国社会精神的理性。而工农自身的社会认知的不足,也决定了他们需要替他们立身、立言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引导。因此,中国政府的阳光元素与中国社会精神的理性,在突破当前改革的僵局上,更需要“里应外合”。

  谋一国之事业,如理一家之业务。在一个多子家庭中,如果父母意见不一,那么在面对家庭产业发展方式、财富分配方式之调整时,孩子们会出于自身权益的考虑而选择性地支持父亲或者母亲,抑或直接反对或间接阻碍家庭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如果兄长想私吞家业且势力强大,那么整个家业最终是否集团化,主要取决于其它兄弟姐妹是否团结一致,是否借助舆论乃至行动来捍卫“家业是所有成员共同持有”的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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