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围之略：里应外合

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政府全局把握、整体规划，已成舆论主流。当前争论的焦点是，顶层设计由图纸到体制的实现机制。许耀桐先生“顶层设计，基层做起”的主张，是很有启发性的：权力金字塔的底层是权力稀薄、改革阻力微弱的地带；以基层改革先行从而倒逼高层做出改革。张卓元先生则主张“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顶层推动”，认为中国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实际上，无论是许先生的“底层做起”，还是张先生的“更需要顶层推动”，一定程度上，都揭示了中国转方式、调结构所面临的政治瓶颈，即政府内部权力、利益之争。在《中国改革：突围资本链条，构建中国社会精神》一文中，我将制约中国改革的政治瓶颈，概括为资本链条围堵、渗透乃至分裂了中国政府。中国转方式、调结构能否成功，不仅需要政府内部的自我抗争，自觉维护执政为民的政党精神，更需要社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产阶层与工薪阶层的行为支持与舆论推动。

中国当前的改革局面，类似一场“突围之战”。突围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里应”与社会的“外合”。然而，此战之艰难，不是此消彼长的敌我交战，而是共存共赢的兄弟交锋。在顶层设计的问题上，我们研究既得利集团与民众的对抗性太多，研究他们内在利益的一致性太少。这是零和博弈论思维惯性的结果。中国的改革，简言之，是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探寻可继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以求在共赢的前提下，有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在就业机会、财富分配等方面上的公平与公正。

中国改革的当前僵局，更多的是政府内部既得利益集团对峙的结果，而不是来自民众的督政与阻挠。问题是，僵局的持续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错失优化良机，还是中国政府公信力的丧失、社会秩序的混乱。

执政为民的政党精神与民众督政的社会精神是相一致的。中国的民族众多、幅员辽阔，地区环境、发展差异大等基本要素，决定了中国社会需要一个统筹兼顾、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党精神，同时也需要一个强大的行使主权在民、民众督政的社会精神。绝对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不存在的，因而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无论是体制机制缺失导致的消极腐败，还是官员利己心导致的贪污、权钱交易，社会精神的监督职能相对而言，比政党精神的自觉能力具有更有效的防腐、反腐功能。因此，仅有党内的竞争、民主机制是不够的。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与维持，需要与民众督政的社会精神接轨。民怨的消除力，既得利者集结的离心力，如果在多党制的国家里，主要来自政党的轮流执政，那么在一党长期专政的中国，应当来自政府主动地将自身的执政运作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因此，中国当前僵化的改革局势，就政府方面而言，其突破之口是接应舆论监督的民众，促成主权在民、民众督政的社会精神；其所依靠的力量之源是民营企业、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然，三股力量之流能否汇聚，以成中国当前改革的中坚力量，既需要政府内部开明人士的内应，更需要社会精神的外援。“里应外合”，中国之航船方可突破资本链条之围堵，继续乘浪前行。

二、突破之口：“里应”督政民众，塑造阳光政府

顶层设计的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政府提升自身公信力的自我解救。执政为民的政党精神，在各种形式的资本的侵扰下正走在弱化的路上，而履行督政职能的社会精神尚未走完自发向自觉过渡的路程。中国社会精神的发展路径，在互联网上找到自己的具体形式，但无论是“人肉搜索网”，还是时行的“微博网”，现在看来，还不能说是督政意识的自觉，更多的是仇官、仇富等“仇”心理的情绪化发作。这种发作的情绪化，表现于只乐见而不追问贪官、色官、高官落网背后的原因，攻击、质疑凡是富人的富人。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精神自觉意识，正走在成熟的路上。以下，我将主要从与中国社会精神“接应”的角度，来谈谈政府在某些领域的应当作为。

税收体制的改革理念：税收的支出，主要用于社会福利建设领域。中央财政的导向作用，是福利平等原则，即确保普及全国的统一的福利水平线；地方财政的调节作用，是福利差别原则，即福利额的阶梯分布，应当与劳动贡献度（如按工龄长短计算）相对应，应当与财富贡献度（如按纳税总额计算）相对应。税收的来源及调节作用，应当转向取于资本存量和利于资本存量的分流。针对资本存量的税种应当这样设计：税款不直接流入国库，而是直接纳入第三次分配领域。如遗产税（当前可以实行自愿原则），所征得的税款，以被征者的私人名义成立助学基金，直接流入地方小学、中学甚至高等院校。如物业税，所征得的税款，比例地记入私人的财富贡献度，即最终以相应的福利待遇回馈被征者。

第三次分配体制的构建理念：富人捐资的权利与社会认可的义务相平衡。社会认可，不仅需要一个自觉履行“认可”义务的社会精神，还要需要政府能提供规范机制的支撑。欧美国家，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主要是富豪、企业家等富裕人士，但是中国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主要不是个人而是企业。企业捐资，不是出于慈善家的心理，而是出于资本的本性。体现富豪、企业家等富裕人士社会价值的第三次分配，单靠政府号召的“道德心”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富人捐资受到质疑，不捐资则受辱骂的社会舆论里，富人的依然热心应当是谩骂者的羞愧，富人的冷漠应当得到理智民众的理解。如果富人的捐赠是其义务，那么获得社会认可则是其权利。就捐资而言，富人的义务与权利的平衡，是中国第三次分配的财富源泉的内在动力。

官员财产公开体制的改革理念：财产公开，作为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应当由边缘指标渐进式地向核心指标过渡。这是一个导向廉政的理念。导向作用，决定了它不是对现有的抵制财产公开的官员赶尽杀绝，而是更侧重引导官员，尤其对刚入仕途的年轻官员走向廉政。因此，初期，财产公开机制应是多元的，即对不同官阶或官龄的官员，实行自愿公开原则（凸现清廉者的导向作用），选择性公开原则（针对某一公务员级别以上的升职者）以及强制公开原则（针对所有初入仕途者）。

政绩考核体制的改革理念：政府的考核机制要与民众督政的趋势接轨。如何接轨，就政绩的考核指标而言，应当以民生工程为主兼顾其他。民生工程，简言之，扩大就业渠道，普及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就政绩的监督而言，应当畅通督政通道，里应督政民众，引导点滴民众之监督以促成社会精神，从而借社会精神的督政之力，塑造公开、公正、公平的阳光政府。

三、力量之源：“外合”主权在民的社会精神

在《顶层设计不如公开辨论》一文中，邓聿文先生将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主体归结于既得利者，进而认为“与其在缺乏基本共识和足够动力的条件下，强行推行所谓的“顶层设计，不如把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等让全社会公开辩论，在辩论中明辨是非”。这一点是很深刻的。主权在民、督政在民的中国社会精神，是需要这样一场辩论的，尤其是在中国面临体制改革拐点的时候。在三十多年前，“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无不得益于全国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然，邓先生将工农、大学生等工薪阶层划入中国改革的阻力之范围，是存在商榷空间的。

我们不能因为，工薪阶层对政府改革所宣泄的消极情绪乃至情感抗议式的发作，从而认为他们也是中国改革的阻力。群众生存发展的诉求，当碰到社会制度的刚性，并且在政府所谓的改革议而不决、或者流于形式的时候，那么这种诉求的表达往往是以变相的形式出现的，即不满、不信任政府作为，消极抵制社会秩序。一个社会的理性，其首要任务在于，能洞见群众情绪化背后的根源，并启示和帮助民众认识这个根源，使得情绪波动的民众也能分清哪些是他们权益的真正捍卫者，哪些是他们权益获得与发展的阻碍者。

郑永年先生将顶层设计理解为：从执政党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有效吸纳社会的力量，从而消弱、制衡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态势的主导权。这无疑是深刻的。问题是，中国改革的中坚力量在哪？ 我以为，组织力量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要求；精神力量是知识分子的发展要求；基本动力是工农群体的发展要求。但是现在，这三股力量不是团结一致的，而是相互矛盾，即民营企业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对抗，大学生与农民工之间就业机会的争夺等。这种对抗，由于看不到垄断企业对社会财富的挤占，对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挤压，从而也意识不到他们团结一致的意义。并且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国有名义，以及资本与权力的勾结，使得在官员腐败、贪污的舆论声中，民众失去对政府推行改革的信任。对政府的抵牾情绪，也导致了民众较少地去关注和思考政府所推行的转方式、调结构是否有利于自身。因此，这就需要社会精神，能够运用它的理性，客观分析改革的原因、改革的现状以及预测改革的结果，从引导民众的舆论趋势，围观改革政策的制定，推动改革政策的执行，促使改革结果朝向有利于民众自身的方向发展。

任何一个政府，首先是一个集合，然后才是整体。一个社会精神，它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够运用它的理性，揭露、打压政府阴暗的元素，呈扬、声援政府阳光的元素，从而促使政府的本质朝向执政为民的方向发展。因而，就当前的改革局势而言，民营企业，作为广泛的集结民众力量的组织，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在于利用自身的力量，搭建民众舆论的平台，坚决捍卫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艰苦卓越地催生和壮大中国社会精神的理性。而工农自身的社会认知的不足，也决定了他们需要替他们立身、立言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引导。因此，中国政府的阳光元素与中国社会精神的理性，在突破当前改革的僵局上，更需要“里应外合”。

谋一国之事业，如理一家之业务。在一个多子家庭中，如果父母意见不一，那么在面对家庭产业发展方式、财富分配方式之调整时，孩子们会出于自身权益的考虑而选择性地支持父亲或者母亲，抑或直接反对或间接阻碍家庭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如果兄长想私吞家业且势力强大，那么整个家业最终是否集团化，主要取决于其它兄弟姐妹是否团结一致，是否借助舆论乃至行动来捍卫“家业是所有成员共同持有”的家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