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忠 何小嫄:关系性平等

——对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的一种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 次 更新时间:2018-03-22 14: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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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   何小嫄  

  

   内容摘要:在平等主义的讨论框架中,以效用(或益品)作为平等物(equalisandum)会面临着过分关注人的精神反应(或外在益品)而忽视关系的困境。Amartya Sen提供了摆脱这个困境的一种新思路,即主张平等物应该由关注人的精神反应或外在益品转向关注介于两者间的东西,但是Sen本人对此的能力分析路径可能窄化这些东西的范围。阐释介于人与益品间的关系,将会敞开一种平等主义者应该给予充分关注的关系性平等。

   关键词:阿玛蒂亚·森;G.A.科恩;可行能力;关系性平等

  

秦子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何小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一、引言:平等的内容与平等的形式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平等问题,一是平等的内容,另一是平等的形式。当回过头去审查主题涉及平等的那些文献时,我们大致可以提取出两种平等的形式,即由同一性规定的平等形式,和由对称性规定的平等形式。[②]因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构想的两个正义原则的形式及其推理过程,以及使用的“平等”、“不平等”、“平均主义”等相关术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预设或者依赖由同一性所规定的平等主义语境,所以由罗尔斯的《正义论》所引发的关于平等问题的大部分争论,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③]在这个意义上,Sen(1980)在其著名论文“什么的平等?”中所处理的主议题只涉及平等的内容,即平等主义者应当主张哪个方面的平等(同样、平均、一样)。在该文中,Sen详细地揭露功利主义者主张的效用(utilities)方面(包括边际效用和总效用)的平等和罗尔斯主张的益品(goods)方面的平等,都存在严重缺陷(下文以及第二节会论及),并且首次提出他的主张,即可行能力(capabilities)方面的平等。

  

   在平等应当落实在哪个方面的问题上,与效用方法或益品方法相比,可行能力方法至少具有如下三点优势:一是它不像关注人的精神反应的效用方法那样过于主观,也不像关注外在于人的益品方法那样过于客观,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兼具能动性与客观性的特征或者优势(因为它兼具前两者各自所注重的价值或者说它避开前两者各自具有的不足);二是人的效用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但是其信息面过于狭窄以至于忽视像功能性活动和能力等这些人们有理由珍视的东西;而外在于人的益品只具有工具价值,因而对它的过分关注也会导致对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的忽视;可行能力方面能够同时很好地克服这两者的不足,即具有能力本身就是好的(内在价值),与此同时能力可以作为获取其它东西的有效手段(具有工具价值)。三是与作为成就的效用集合不同,可行能力集合能够表示自由;与作为手段物的益品集合不同,可行能力集合可以直接地表述自由的缺乏与充分。[④]也许正因为可行能力方法具有如上所述的优势,G.A.Cohen对Sen的平等主张给予极高的赞誉:“在我看来,森对其问题的回答是在这个论题的当代反思上的一个巨大飞跃”(1990,p.358)。[⑤]不过必须立刻指出G.A.Cohen也对Sen的可行能力平等主张给予深刻而细致入微的批评。G.A.Cohen及其他学者的批评表明,Sen的可行能力平等主张,至少存在两个内在性的不足或缺陷,一是它依然不恰当地处理个人责任问题(G.A.Cohen,1989,1990),二是它没能区分由社会性因素(如压迫关系)引起的能力缺失与由自然性因素(如遗传)引起的能力缺失,因而不能关注到乃至根除由社会性因素引起的能力缺失。(Xiaoxu Chen, 2010)

  

   Sen一定程度认可这些批评,并通过限制或澄清其可行能力平等主张的应用范围来回应这些批评,即“作为公正要求的一个部分,可行能力平等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Sen的这一修正或者澄清,从其论述以及所引用的相关文献来看,他显然注意到由同一性规定的平等形式所具有的弊病或困境。(森,2012a,pp.274-278)以下,我们的话题将从平等在内容上遭遇的困难转向它在形式上的困难。

  

   一般而言,在分配正义问题上,由同一性规定的平等主张,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出现,但是每一种都遭遇困境。设想这样的社会,其中A群体处境好,B群体处境坏。这样,在资源的分配中,无差别对待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之一:

  

   一是某方面向上同一,即将B群体处境提高到和A群体处境一样好的水平上;但是这种方式遭遇自然资源承载力不足的瓶颈。二是某方面向下同一,即将A群体处境拉低到和B群体处境一样差的水平上;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资源瓶颈问题,但是它却难以回应由 Derek Parfit(1991, pp.16-17)所展示的“拉平反驳”(leveling down)。三是某方面局部同一,即同一地对待某一群体而与另一群体无关。这种方式既可以避免资源瓶颈问题也可以避免拉平反驳,但是它依然遭遇困难,比如它没有很好地处理个人责任问题。[⑥]

  

   为了回应批评或避免困境,当无差别对待从第一种方式退回到第三种方式时,由同一性规定的平等主张实际上已经从其绝对的价值立场(即平等具有内在的价值)退回到相对的价值立场(即平等的价值在于它促进其它价值的实现)。(Jeremy Moss, 2014, pp.33-40)如果(同一性)平等的价值仅是作为工具价值而非内在价值,那么,在资源的分配中,它的道德重要性就是非常可疑的。也正因如此,有学者主张用其它理念来替代平等理念,比如Harry Frankfurt(1987,pp.21-22)如此写道,“经济平等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道德重要性。从道德观点来看,就经济财物的分配而言,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应当具有相同的(the same),而是每个人应当具有足够的(enough)……我把这种对平等主义的替代物……称为‘充分性(sufficiency)学说’。”但如引文所示,Frankfurt要超越的“平等”,其内容是“经济财物”方面,其形式是由同一性规定的。本文将阐述的关系性平等,其内容不是人或物方面而是将两者关联起来的关系,其形式是由对称性所规定的[⑦]。由此而言,充分理念所超越的只是由同一性规定的平等理念而非由对称性规定的平等理念。

  

   于是,对于可行能力方法的支持者而言,在处理G.A.Cohen等人的批评意见时,可供选择的处理方式有三种:一是将可行能力方法与同一性平等理念脱钩,并与充分理念关联起来;二是重释平等理念,然后将可行能力方法与新的平等理念关联起来。三是将可行能力方法与平等理念脱钩,但允许它与多个理念关联起来。E. S. Anderson(1999)等人[⑧]选择了第一种方式。Sen在其近期作品《正义的理念》(英文原文2009年出版)中似乎[⑨]选择了第三种方式。本文选择第二种方式。因主题原因,本文的议题只限于讨论第二种方式。依循第二种方式,本文将论证关系性平等能够很好地处理上文提及的两个批评,即当可行能力方法不仅仅作为能力维度而且还同时作为关系维度来理解时,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把能力视为其诸元素之一的关系维度来理解时,它既能恰当地处理个人责任问题也能够处理由社会制度等社会性因素引起的能力不足或缺失问题。但在具体展开第二种方式之前,扼要勾画第一方式及其不足是必要的。

  

   Anderson(1999)认为,人能够过自由生活的前提条件在于人们共享平等的社会关系,因此为了消除压迫性关系或者为了获得平等的社会关系,国家应当保障或者促进每个人作为社会平等者而言“充分的可行能力集合”的有效可及性。因为这种有效可及性的缺乏,个人就会生活在或者滑落到压迫性社会关系之中,从而会遭遇被奴役、被边缘化、被歧视等的处境。因此,不管个人对其行为是否负有责任,只要他的可行能力集合低于门槛水平,那么国家就有权利和义务将他救助到门槛之上。很显然,在不考虑资源承载力问题下,Anderson的这一主张,即保障和促进每个人作为社会平等者而言充分的可行能力集合的有效可及性,可以有效地回应这个批评,即可行能力方法不能合理关注和处理由社会性因素引起的能力缺失。但是这个主张同时也极其粗暴地处理个人责任问题。换言之,在处理援助问题中的个人责任问题上,Anderson的处理方式的不足在于“矫枉过正”。

  

   究其根源,也许是因为Anderson注意到德沃金等人提倡的“敏于抱负钝于禀赋”的平等主义主张没有真正支持他们所认可的要平等对待每个公民的道德理想,并且她本人欲图根本上消除这个不协调性。具体而言,在“敏于抱负“这边,他们允许那些坏的选项运气(option luck)的受害者滑落到悲惨境遇而不会施加援手,这很难说是对这些不幸者表达平等尊重和关切;而在“钝于禀赋”这边,他们对于那些坏的原生运气(brute luck)的不幸者的补偿所基于的那些理由,对这些不幸者表达的是可怜而非尊重。Anderson将这类平等主张称之为“运气平等”(equality of fortune),而将她的替代性主张称之为“民主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但是,运气平等存在的这些不足并不意味着,在补偿问题上完全放弃对个人责任的考虑是合理的。这里,引入R.J.Arneson的批评来加以说明。

  

   R.J. Arneson(2000)指出,Anderson对运气平等所做的那些批评并没有直接支持她的民主平等主张,而是支持运气平等主义者转向他所谓的“迎合责任的优先主义”(responsibility-catering Prioritarianism)。这个优先论是运气平等的一个修正版本[⑩]。按照这个优先论,“正义要求最大化人类福利的函数,这个函数给予提高那些处境差者的福利以优先性,在这些处境差者中间,根据他们先前的行动,对其状况不负有实质性责任的人又享有优先性。”(R.J. Arneson, 2000, p.340)显然,运气平等主义者承认这个事实——事态中的选择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区别于有无问题)——并没有使自己的主张黯然失色。考虑以下两个方案,如下表1:[11]

  

  

  

按照方案1,可责备不幸者将面临滑向毁灭境遇的威胁。按照方案2,运气平等主义者不给予可责备不幸者和先天性不幸者一样多的补偿份额的主要理由是,他的不幸明显由于他的自主选择的冒险行为。R.J. Arneson的优先论支持方案2。通过对x数值进行适当设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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