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忠:以可行能力看待不正义:论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18-03-25 22: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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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  

  

   摘要:森的正义理论有三个关键的部分或问题,以可行能力而非益品或效用作为评价不正义的信息基础,而这涉及评价空间的选取问题;因为基本的可行能力的严重缺失(或不平等)是不正义的,因此,正义的要求应当旨在消除这种不正义,而这涉及正义原则的形式问题;无论最终选取哪种正义原则,都应当对之进行辩护,而这涉及公共理性的界定问题。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正义;充分性;公共理性

  

   一、前言:选题及其依据

   阿马蒂亚·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印度籍学者,他著作甚丰,其中他因在社会选择理论等五个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他的学术贡献远不止于经济学领域,他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的研究,也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且影响深远。森在该领域的成名作,可以追溯到1979年他讲演于塔纳德讲座上的那篇论文——《什么的平等?》,而2009年出版的《正义的理念》大致可被视为其在该领域的代表作。[①]

   在《正义的理念》一书中,森在具体阐发其正义理论时,他的论述风格不仅迥异于罗尔斯,而且表现出“详略不当”。基于主题原因,本文不讨论两人的论述风格的差异性。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详略不当”的缘由。从可行能力概念的提出(1979年)到系统地构建自己的正义理念(2009年),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在这个过程中,森关于正义问题的一些思考,已经在一些作品中得到详实的阐发。这样,在《正义的理念》中涉及到这些问题时,即便极其重要,他也概论其要甚至一笔带过,而一些我们看似不够重要的问题反而得到相对详细的论述。这也许是森的正义理论被批评较多的地方。但我觉得这类批评有失公允。因为至少有两个理由回应这类批评,一是避免重复,二是不能就《正义的理念》一书本身来评价森的正义理论。这两个理由共同指向一点,就是研究森的正义理论必须同时参阅他的其它相关作品,方能得到更为清晰而全面的图景。森的正义理论所具有的这个特质,构成本文选题的主要依据。也正因此,本文的主要工作是考察和梳理文本,或者说,本文的写作目的或意义不是提出和论证笔者“独立的思想性观念”,而是以梳理森的正义理论的关键部分或议题为主线,同时也论及其他能力主义者或批评者的基本主张,以期标示或呈现它们各自在能力主义理论版图中的大致位置。

   二、正义的信息基础:可行能力

   从森的作品发表次序来看,我们可以将森的正义理论粗略地区分为三个时期,即创立时期、发展时期和体系时期(暂且不考虑这个区分是否准确)。在创立时期,森首次提出在其正义理论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可行能力概念,并阐述一个影响深远的观念,即可行能力的严重缺失(或不平等)是不正义的。在发展时期,论及以可行能力信息为内容来构建其正义原则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也许受到玛莎·努斯鲍姆等人的批评或影响,在构建正义原则问题上,森虽没有明确地拒斥同一性理念,但也没有毫无保留地拥抱充分性理念,而是采取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②]在体系时期,则系统地为其正义理论提供正当性论证,在这个时期,森发展的一种具有规范性或辩护性功能的公共理性。以下,我将分别阐述这三个时期森的所进行的主要工作。先谈森在创立时期的工作。

   这个阶段的工作,即可行能力在概念层面的辨析工作,主要是由森本人来完成的。这个工作集中体现这两篇代表性论文中,一是1979年森在坦纳德讲座上讲演并于1980年出版的论文《什么的平等?》,另一是1984年森在杜威讲座上讲演并于1985年出版的论文《良态,能动性与自由》[③]。前者预备性地提出可行能力概念,而后者则丰富该概念的内部细节。此二篇论文后,森便着重运用可行能力概念来看待或重释诸如“贫困”、“生活水平”、“发展”等其它概念,尽管期间也对可行能力概念做些细微调整,但是在以可行能力概念作为其所建构的概念网络的基础(或核心)这一点上,森前后始终保持一致。这里,注意这个区分,即可行能力概念本身与可行能力概念的运用之区分,是极其关键的。把握这个区分将有助于理解和理清(具有经济学背景的)森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思想脉络以及他与别人纷争的焦点。也正是基于这个区分,本文从分析上将森的正义理论分成三个时期,即提出可行能力概念的创立时期,将运用可行能力概念来重释其它概念的发展时期(这个重释工作为构想其正义理论提供理论上的准备),以及为其正义理论提供正当性论证的体系时期。(有趣的是这个区分也大致吻合森的作品发表次序)在这一小节,我将从两个方面来展示森的工作。

   先看第一个方面。在与现存的信息空间(主要是功利主义的“效用”,罗尔斯的“基本益品”)的批判性对话中,森确定“可行能力”信息空间的大致轮廓。[④]

   在理论版图上有所建树的学者,几乎都表现出这样卓越的学术品格,即直面时代难题并在元理论层面取得突破。森无疑是这类学者之一。森注意到世界范围内的贫穷与饥荒不是源于资源严重匮乏,并且尽管有人道主义的援助,但是即便获得同样救助资源的人群,有的人可以摆脱贫穷而有的人依旧贫穷;这些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人们默认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难题,如发展难题,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平等与效率是不可兼得的,因此若要脱贫就要允许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带着这些靠经济学本身无法给出合理解答的问题,森将其视野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哲学,并在罗尔斯那里同时找到问题的根源及其突破口。

   当回头去审视森的系列作品时,我们会发现,森实际上用可行能力信息空间作为评价域(或用他的话说“元伦理学”、“信息基础”)来重释诸如“贫困”、“生活水平”等其它概念。

   [⑤]在森展开重释工作之前,这些概念在经济领域中被局限在狭窄的效用信息空间之中,这个局限直到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现才被打破,即效用信息空间被益品信息空间所取代。但是,在森看来,无论是以效用信息还是以益品信息为评价域,都不能系统而合理地解答上面提及的困扰他的问题。因为以效用信息来看待这些概念,会使得这些概念过于关注或依赖人的精神反应而无视人的其它方面(如能力),而以益品信息来看待这些概念,会使得这些概念过于关注或依赖外在于人的资源而具有拜物教倾向。在名为“什么的平等?”的坦纳德讲座中,森对此进行详细的剖析;并且以一个跛足者事例来同时挫败以效用信息或益品信息为评价域来看待“平等”的主张,即如果我们在直觉上认为具有开朗快乐性情的但残疾的跛足者也拥有补偿的要求权,“那么这个要求权的基础明显地既不在于高的边际效用,也不在于低的总效用,当然也不在于依据基本益品所界定的剥夺”[⑥],而是在于残疾本身。

   这个跛足者事例同时被森用来证明“在所有这个框架中所缺失的东西是关于‘基本可行能力’的某种概念:个人能够做某些基本事情。”[⑦]不过在这个演讲中,森只是列举式地阐述基本的可行能力(注意“基本的”这个限定词,它与可行能力是可以分离的),如“四处走动的能力”、“满足营养需要的能力”、“获取居所与衣物的能力”、“参与共同体社会生活的能力”,[⑧]但是毋庸违言,依据这些列举性说明,我们依然只是依稀地看到由可行能力概念所引向的那个极有价值却被昔日忽视的信息空间。

   对这个信息空间的依稀印象,直到森于1984年的名为《良态、能动性与自由》的杜威讲演中,才得以丰满起来。在这篇长达52页的讲座性论文中,森详细地说明这个信息空间的内部细节。森首先区分人的两个不同但相互联系的方面,即良态[⑨](well-being)与能动性(agency),并论述信息空间的选取对道德判断具有根本的影响。[⑩]其次,逐次论述良态与效用、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富裕(opulence)的区分与联系,以及良态与自由、自由与能动性之间的区分与联系。在森看来,可行能力信息空间包括两个基本方向的内容,一是作为良态的可行能力,具有这样或那样的能力本身就是好的;我们可以运用它们也可以不运用它们。二是作为能动性的可行能力,个人运用这样或那样的能力去促进个人良态的实现或者个人目标的实现(它不一定是与个人良态正相关,比如为了X目标而斋戒就可能有损个人良态)。并相应地,森发展出两种实质的自由概念,即良态自由(well-being freedom)与能动性自由(agency freedom)。不过与此同时,可行能力与自由之间的边界也变得极其模糊,而这使得个人责任问题也随之变得难以处理。森注意到这点。但是他的处理方式[11]是否减轻而非加重个人责任问题的解决困难,依然是一个问题。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遭遇来自科恩等人的批评。[12]

   如果说在第一方面的工作中,森侧重批评主流理论并且辨析可行能力与功能、良态、能动性等其它概念(以元素的形式)的家族相似性及其差异性,那么在第二个方面的工作中,森则在与科恩等人的争论之中,将“可行能力”作为度量“自由”的一个可欲工具。当然,森的这个举动招致诸多批评,比如会消解个人责任问题,存在不确定性问题等。针对这些批评,森也给予相应回应[13],但森的回应是否全都有道理,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正义原则的形式

   在创立时期,森的工作主要是提出可行能力概念并且丰富其内部细节。在第二时期,森及其追随者的主要工作是运用可行能力信息作为评价域来看待各种社会问题或诸概念(问题的提炼即是概念)。但是在具体工作上,森与其追随者存在诸多分歧,例如森侧重运用可行能力信息作为评价域来重释“贫穷”、“生活水平”等概念,以打破现存的牢固却有内在缺陷的概念家族,力图为新的概念家族的形成提供可能性空间;而玛莎·努斯鲍姆、伊丽莎白·安德森等人则直接地在更具体的问题上运用可行能力概念,或者说,她们更关心的是,在社会正义这个问题上,哪些可行能力才是与正义原则相关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存在三种路径,一是努斯鲍姆(1992)构造包含10项能力的“充分原则”(即所谓的“能力清单”)[14],以此为参照,二是安德森(1999)稍后沿着膨胀方向,构造包含广泛而非完备的能力的厚版“充分原则”,[15]三是陈晓旭(2011)则沿着收缩方向,构造仅包括4项能力的薄版“充分原则”。[16]这三种路向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批评森的工作,森本人只对努斯鲍姆的批评有所回应,而对后两者缺乏具体的评述。但缺乏评述,不代表森本人完全认同这些批评。以下,我将结合可行能力概念本身与可行能力概念的运用这个区分,勾画以上三种利用可行能力信息(而既非效用信息也非资源信息)来构造正义原则的进路,而后考察森是否会认同这三种路向中的任何一种,以及若森都不认同,那么其理由会是什么。

   无论是效用方法、资源方法还是可行能力方法,它们作为评价方法,都具有这样的规范性特征,即在将一些价值信息包括进来的同时,也将另外一些被视为无关的价值信息排除出去。因此,对为何要选取这个而非那个信息空间所进行的说明或争论,依然是在方法论的概念层面的说明或争论。但是,当我们开始利用可行能力方法所指示的那个信息空间,来分析和评价社会正义问题并且构造相应具有规范性的正义原则时,我们便从可行能力方法的概念层面下移到该方法的应用层面。

   在对个人的优势进行评价时,很显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可行能力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在能力的排序问题上,伯纳德·威廉姆斯

   [17]、理查德·阿尼森[18]等人批评森在分析相关问题时给可行能力方法留下太多不确定性。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制定出一套固定的能力清单,以供使用呢?对此,可行能力方法的支持者,意见并不统一。

努斯鲍姆主张,能力主义者应当模仿罗尔斯的基本益品清单,也制定出一份能力清单,并且她本人也在这方面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森认可了努斯鲍姆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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