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忠:论伍德命题的误导性及其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19-06-07 16: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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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  

  

   [内容提要]马克思视域中的正义既涉及生产产品的分配领域,也涉及生产条件的分配领域。因为混淆这两个层面的正义,所以伍德命题即“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不仅以令人反感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严重误导了人们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解。由此,揭示伍德命题的误导性及其根源既需要梳理马克思视域中的正义内涵,也需要证明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剥削;正义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提出的一种关于理解马克思正义概念的观点及其论证引发了英语学术界的广泛争论。30年后,这些争论中的重要论文被国内学者较为系统地编译到国内[②]。事实上,编译研究工作至少在2000年初就开始了。[③]以“马克思与正义”为摘要输入知网,2004年之前显示的相关文献不足50篇,而2005年显示的相关文献已达100篇,并基本上展示出逐年上升趋势,2018年达到468篇。据此而言,国内学者的编译研究工作不仅为国内引进了西马前沿的学术成果,也推动了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进展。但从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工作侧重对伍德等人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式研究或者吸取相关思想阐发自己对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理解,缺乏与伍德等人展开批判性对话的维度。[④]这种研究现状在2018年得到明显改观。

  

   段忠桥在《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发表了《对“伍德命题”文本依据的辨析与回应》(以下简称“段文”)一文,以辨析文本为切入点驳斥了伍德命题——“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⑤]随后伍德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发表了《马克思反对从正义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对段忠桥教授的回应》(以下简称“伍文”)一文对它进行了回应。段、伍的交锋不仅推动中西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交流,也为我们思考“马克思如何批判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提供了理想的切入点。

  

   本文行文结构安排如下:一是评述段、伍的争论,由此引出本文要处理的主要议题。二是区分涉及生产产品的分配与涉及生产条件的分配,由此探析马克思视域中的正义。三是阐明伍德命题由于割裂了不正义与剥削的关系,因而严重误导了人们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解。四是证明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从而揭示伍德命题的误导性的根源。

  

   一、问题

  

   段、伍的争论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理解伍德命题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段文”基于伍德两篇论文中的观点[⑥],提炼出支撑伍德命题的三个理由:“(1)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正义概念是从司法角度对社会事实的合理性的最高表示;(2)对马克思来说,一种经济交易或社会制度如果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3)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占有剩余价值不包含不平等或不正义的交换”。[⑦]而后分别证明伍德用做其理由的那些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是不能成立的,原因是伍德对这些文本的解读都是错误的,而如果作为其理由的文本依据都不能成立,那么他的那个命题自然也不能成立。这是一个构思严密的论证链条。问题是,我们如何验证这个论证链条的正确性?

  

   段忠桥采用的方法是将伍德征引的三段文本,“即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的一段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一段论述和在《资本论》第1卷的一段论述”[⑧],放置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具体语境中,由此在结合上下文的基础上还原这些论述的真正含义,并据此说明伍德对这些文本的解释背离了它们的真正含义。从文献的细致分析上,段忠桥的方法颇具说服力,但是在细致分析过程中,段忠桥也加入自己对文本的阐释性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他的解释就一定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吗?同理,他对伍德观点及其论证的提炼一定符合伍德的本意吗?

  

   对于这两个问题,伍德在其回应性论文中,首先以一种尊重或委婉方式避开了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上与段忠桥的正面交锋,他如此写道,“在很多地方,我承认我跟不上‘段文’的论证,或者说,我无法理解他是如何解读那些马克思明确表示资本主义并非不正义的文本的”,[⑨]而后直接进入对自己观点或论证的澄清性说明之中,或者用他在回应“段文”第一个批判时说的但也基本适合用作其全文核心思想的话来说:“‘段文’肯定误解了我的意思,至少,该文只是部分地理解了我的意思。因此,我将尽力解释观点……”[⑩]然而,“段文”是否真如伍德所言,误解他的意思?这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基于主题原因,本文不打算直接介入到段、伍的争论之中。简单地否定伍德命题是不明智的,充分的论证过程远比观点更重要。关于伍德命题的复杂性、坚固性及其积极面向,已有学者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1]在本文中,我要处理的主要议题是揭示伍德命题的消极面向或误导性及其根源,并展示支撑我观点的论证过程。但在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马克思视域中的正义。

  

   二、马克思视域中的正义

  

   马克思慎用正义、权利等概念,如果使用,他也要对这些概念进行妥善处理,以免它们带来消极影响。伍德有意抹去马克思使用正义、权利等概念时的复杂心理和谨慎,直接提出“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样的在我看来颇具误导性的命题。其误导性何在?对此的阐述,自然涉及对马克思视域中的正义的理解。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正义概念的使用与罗尔斯不同。在罗尔斯那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它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核心部分(以宪法及法律体系为存在形式),而不仅仅是人们思想的观念性存在;并且经历原初状态的选择后,作为观念形式的正义与作为法形式的正义得到了统一。[12]就理论价值而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于为民主社会中的人们完善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一种指导。但是这种指导在现实社会中,尤其在非民主的现实社会中,其实践价值是非常微弱的。

  

   与此不同,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即从进行社会物质生产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出发,从而不是抽象地讨论正义,而是历史地分析具体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能动反映它的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注意到,在不同社会中,作为上层建筑内容的以正义观念等为形式的意识形态,总是为内嵌于其中的现存的宪法及法律体系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并且连同它所辩护的对象都受制约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因为在社会结构中,上层建筑受制约于并能动地反映经济基础的性质和状况,因此包括正义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不仅不是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而且不具有独立性。[13]然而,作为经济基础部分内容的生产关系,它自身也涉及生产条件的分配问题,由此在这个原初的分配层面,我们应如何判断分配原则的合理性或正义性?[14]

  

   马克思没有直接或正面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不仅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在多个场合以不同方式加以探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分配,即生产产品的分配和生产条件的分配,以及两者的关系。他如此写道:

  

   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15]

  

   因为忽视生产条件的分配,所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做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16]现在,伍德也和李嘉图一样忽视了生产条件的分配,或者更准确地说,忽视生产条件分配的正义问题。直到2018年发表的“伍文”中,伍德依然将正义概念严格限制在生产产品的分配领域(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既割裂了它与生产条件分配领域的关系,也忽视后者中的分配正义问题,以便辩护他的主张:“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种忽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伍德的主张及其辩护片面地理解马克思视域中的正义。对此,冯颜利做出了明确的辩驳或澄清:“伍德认为,马克思拒斥以正义作为评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正义的标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绝对地排斥正义,而是说明马克思是在另外的层面,比如生产方式的层面来看待正义问题的。”[17]

  

   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历史的既定事实,人们确实不能跳过它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但是,认识其发展规律并揭示其自身的缺陷,并不是完全无关价值判断或正义的事情。否则,马克思不会在说完“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后,紧接着补上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8]因此,那种完全将正义视角从马克思视域撇除出去的做法会导致一个道德贫乏的分裂僵化的马克思。相反,我们只有注意到生产条件的分配正义问题,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向往,和两者的非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关联,以及对其论敌的批评。

  

   实际上,私有制范畴、公有制范畴就是关于生产条件的两种不同分配方式的概括,它们涉及整个社会的原初分配。私有制是指这样的分配方式,生产资料并非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即其中一部分成员分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成员没分有生产资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尽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奴役性以及它最终被自身生产出来的严重不平等所摧毁的命运。在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起源时,马克思也对它做了强烈的道德控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它“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9]公有制是指这样的分配方式,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在共产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每个劳动者按照其劳动量从社会总产品中领取等价的作为生活资料的东西,在其高级阶段,由于劳动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人们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所以每个人按照自己需要来分有相应的东西,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0]在这里,马克思给我们框架性地展示了未来社会的平等性、分配原则(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及其合理性。

  

在关于私有制、公有制的分析或论述中,马克思确实尽量避免使用正义或不正义这样的词汇,而转用剥削、奴役、偷窃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私有制、公有制缺乏正义维度的考量。马克思这种看似矛盾的心理其实并不难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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