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忠:纠正不平等的道德力量及其根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 次 更新时间:2018-03-25 22: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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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  

  

   摘要:如果给予诺齐克的资格理论以精细的解读,那么它并不拒斥一切模式化分配,而只是拒斥基于平等主义理由的模式分配。据此,就纠正不平等而言,与那些论诉诸于强制性再分配的理论不同,资格理论诉诸于个人的以自我所权为根基的道德援助。

   关键词:诺齐克;柯亨;资格理论;再分配;道德援助

  

   在政治哲学领域,诺齐克大致与罗尔斯齐名,但是就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在国内所受到的关注而言前者远不及后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如国内学者所揭示那样)诺齐克持有的右翼立场以及他反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言论。[1][2][3]但从理论研究层面而言,面对像诺齐克这样重量级学者,更合理的研究方式不应仅是证明他持有根本不值得辩护的立场,而应是考察他持有这个立场所诉诸的那些理由并试图把握他真正想传达的积极信息。在我看来,这些信息将为探析“何为社会主义平等原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行文结构如下,首先概述柯亨对诺齐克的两个批评(第一节),其次依据诺齐克的文本来设想他可能做出的两个回应,由此展示一些我们在思考纠正不平等的问题时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信息(第二、三节),最后是结束语(第四节)。

   一、柯亨的两个批评:从张伯伦案例到自我所有权

   诺齐克的张伯伦案例的核心观念是:即便原初分配原则D1是人们想要实现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人们自由交换的活动也会倾向于打乱它,或者说自由交换会导致违背D1的新分配原则D2,除非对自由交换强制禁止。在这个案例所展示的论证中,诺齐克指控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必须通过干预自由交易活动才能得以维持。因此为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辩护工作也应首先反驳诺齐克的张伯伦论证。事实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G.A.柯亨对诺齐克所做的第一个批评也正是如此。柯亨这个批评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表明一种原则是否是正义的,不仅取决于它得以产生的条件是否正义,也取决于它引起的结果是否正义;其次表明在诺齐克展示的张伯伦例证中从原则D1过渡到原则D2并不是出于人们的自愿,或者说D2得以产生的条件是不正义的,因而新原则D2是不正义的;最后表明诺齐克用以替代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持有正义原则不仅得不到多数人的同意,而且它反对对私有财产的任何干预损害了那些没有财产的人们的自由,或者说新原则D2产生的结果是不正义的,因而是不正义的。[4](第1章)

   然而,诚如柯亨自己所意识到的,仅仅指出诺齐克的持有正义原则的不正义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原则只不过是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概念的一种推导。为此,更深入的批评需要深入到自我所有权概念。我称之为第二个批评。在该批评中,针对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命题,柯亨从三个不同但相关的视角展开其批评:在暂不拒绝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概念的前提下,柯亨批评诺齐克用以赋予对某无主物的占有以正当性的限制性条款过于宽松,以至于它不能保证相应的未占有者的处境不变坏,并且论证诺齐克关于外部世界最初是无主物的这一假定是不值得辩护的;[4](第3章)最后,柯亨深入到对自我所有权概念进行批判。[4](P229)

   二、何为社会主义平等原则?

   如果柯亨的上述观点能成立,那么除非诺齐克能够提供更合理的证据或者理由,否则他对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必定干预个人自由的指控就是不能成立的。以下,笔者假定诺齐克在遵循他的自由至上主义立场的前提下,可能会做出的回应或者澄清式陈述,换言之,针对柯亨的两个批评,笔者相应地构想两个诺齐克式回应。[②]这个构想性工作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

   因为与第二个批评相比,第一个批评相对浅层。因此柯亨的第一个批评尽管从两个层面——前提性批评和后果性批评——揭示张伯伦事例没有成功地证明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是与自由不相兼容的,但是它至多只算是为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进行了某种辩护,而尚未能摧毁诺齐克的持有正义原则(或资格理论),除非柯亨的第二个批评是成立的。问题是柯亨的第二个批评能够成立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诺齐克式的第二个回应的内容(见第三节讨论)。

   在本节,我将展示诺齐克式的第一个回应。在该回应中,诺齐克会承认张伯伦案例的夸张成分并且表明他的资格体系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拒斥一切模式化分配,目的是为更充分地捍卫他在第二个回应中坚持的自我所有权命题。[③][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让我们假定诺齐克在综合考虑后采用如下的回应方式。该回应由两个层面构成:第一个层面是对柯亨的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进行多重解读,而后接受一些解读而拒绝其它解读;第二个层面是区分纠正社会主义平等原则所允许的那些不平等的两种类型主体,即基于制度性征税的国家和基于道德性援助的个人,而后表明在纠正这些不平等上个人的联合式的道德力量的贡献并不一定逊色于依赖征税的国家。这个诺齐克式回应是试图通过澄清诺齐克的资格理论的一些表述来抵消柯亨的第一个批评。

   先看第一个层面。针对柯亨的第一个批评,诺齐克的如下这段话[④]应当值得注意:

   说每一种模式化的(或最终-状态)原则都注定被个人的自发行为所破坏,而这些个人自发地转让他们在这种原则下所得到的一些份额,这也许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也许某些非常弱的模式没有被这样的自发行为所破坏。……由于这种模式化越弱,资格体系本身就越有可能满足它,所以合理的推测是,任何一种模式化或者是不稳定的,或者能够为资格体系所满足。(引文中的黑体字为笔者标注)[6](P197)

   这段话表明,诺齐克并非拒斥一切模式化分配,他拒斥的只是那些基于不合理限度或者平等主义的模式化分配。因此,如果社会主义的模式分配的限度是合理的或者是非平等主义的,那么它就可能与资格体系相容。据此,诺齐克可以声称,他的指控与其说是针对社会主义社会,不如说是针对那些赋予国家更多的干预自由市场的权力并由此可能引来暴政或奴役的社会。[7](P188-189)由此而来的适当问题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一定需要赋予国家更多的干预自由市场的权力吗?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可以进行两种基本的解答:

   (1)社会主义平等原则,是以国家强制性再分配为基础的(1a)基于非平等主义理由的原则,或者(1b)基于平等主义理由的原则。

   (2)社会主义平等原则,是以国家强制力(不涉及再分配)为基础的基于程序性规则理由的的原则。

   在涉及社会主义平等原则有无再分配这一功能上,与(2)相比,(1)需要赋予国家更多干预自由市场的权力;在涉及运用该原则的理由是否具有平等主义特征上,与(1a)相比,(1b)需要赋予国家更多干预自由市场的权力。依据以上的区分,诺齐克可以声称,(2)中的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实际上就是他的资格体系的某种形式;当(1a)中的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是由赋予对外部世界的合法性占有的那些条件即洛克式限制条款所规定时,那么它也就与他的资格体系相容;否则它就是基于非平等主义的另外一些理由(比如任何人的生活前景都不应当受累于自己的非选择的不利条件),而不一定与他的资格体系相容(这需要具体的分析)。至于(1b),它基于平等主义的理由而对个人的合法持有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即纠正不平等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比如天赋、收入、财富等的不平等本身,因此明显地与资格体系不相容。借助一个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是有益的。

   张三为先天性失明者而李四为健全者,基于残疾的非选择性而对张三进行补偿1,与基于残疾本身而对张三进行补偿2,是两种可以区分的补偿。就纠正的或者补偿的理由而言,补偿1强调的是造成不平等的道德原因,而补偿2强调的是“不平等本身就是错误的”[8](P215);就纠正或补偿的对象而言,补偿1只针对个人不可以为之负责的那些劣势,而不针对个人为之负责的另一些劣势;而补偿2针对所有的劣势。就补偿的限度而言,假定由于某种原因,张三和李四的收入只与努力程度有关,那么当张三的收入远远大于李四时,补偿1自身并不能提出对这种收入上的不平等进行纠正的要求,而补偿2自身则可以提出这种要求。显然,补偿1是(1a)中的某种形式,而补偿2则是(1b)中的某种形式。据此,我们也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不仅在对象范围上还是在补偿限度上,维持补偿2比维持补偿1需要更多的干预自由市场的权力资源。

   如果我们以资格体系所赋予国家干预自由市场的权力限度为基准,那么当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分别是(2)、(1a)、(1b)中的某种形式时,它赋予国家干预自由市场的权力限度,相应的是最小(如果不是为零的话)、次之和最大。此外,如果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是(2)和(1)的某种组合,那么(2)和(1a)的组合比(2)和(1b)的组合需要赋予国家干预自由市场更少的权力。由此观之,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一定赋予国家干预自由市场的权力,但是并不一定需要更多的权力。

   问题是,柯亨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是(1b)的某种形式吗?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根据柯亨的这一表述,“我认为社会主义者承认如下一点做得对:平等主义原则应该不是持有的正义(justice)的唯一指导,或者如果是,那么正义应该不是持有的道德正当性(moral legitimacy)的唯一指导。”[9](P6),和他对该表述的注释,“我倾向于第二种规定,确信正义(justice)大致是平等”[9](P16)[⑤],以及他在其他文本中的相关表述[⑥][10](P27、30、39、40);我们可以确定柯亨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仅仅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正义原则之一,并且与共享原则一起支配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因此,柯亨的如下表达,

   “不管一个人如何持有都要对他可以持有多少加以限制,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要阻止他通过自己的持有来获得对于他人的许多无法接受的权力。”[9](6)

   “除了最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之外,任何一位社会主义者在某些条件下都必定愿意为了另一些人而限制某些人的自由。”[9](P11)

   不能被看作是基于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本身而要求的纠正,而是应当被看作是基于共享原则而要求的纠正,即如果不阻止某些行为或者不限制某些人的自由,那么整个社会的由共享原则调节的那种社会生活方式就被严重破坏。因为持有的正当性是由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所规定的,因此即使一个人的正当性持有数额过于巨大,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也不能再提出纠正的要求。但是共享原则却可以提出纠正的要求,只要这种持有数额过于巨大以至于可能威胁或破坏其他重要的价值——共享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不同,共享原则可以依据共享的理由而对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所允许的那些不平等提出纠正的要求,即“上述不平等虽然不能以社会主义机会平等的名义加以禁止,却应以共享的名义加以禁止。”[11](P230)

   综上所述,基于这两个理由(即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只纠正那些非选择的不平等,它自身并没有提出对收入、财富等的不平等进行纠正的要求),我们有理由判断,柯亨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不是基于(1b)平等主义理由的原则,更可能是基于(1a)非平等主义理由的原则——“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即支持这个平等主张的理由是道德性的。对此,柯亨在《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一书中的一段表述,亦可引来作为佐证。柯亨如此写道:

“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纠正的则是这样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由作为非正义的更深层根源的天赋差异引起的,它超出了由非选择的社会背景强加的不平等,因为天赋的差异同样是非选择的。……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试图纠正所有非选择的不利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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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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