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早期儒家的人性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2 次 更新时间:2011-10-26 21: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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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摘要】人性观是政治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之一。之前对中国古代思想家人性观的研究常局限于对他们的系统人性论述,有时还混淆了他们的理想道德人格和一般人性观。鉴于人们对日常具体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评论可能隐含关于人性的一般判断和看法,从利益、自然情感、认知和实践四个方面对孔、孟隐含于人、事评述中的人性观的梳理表明,尽管孔、孟心中有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和规范,但他们对一般人性的看法非常现实;与现代社会科学的人性假定和经验研究发现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现实的人性观可以有效揭示中国传统政治“儒表法里”的内在逻辑;对政治法律思想的实践可能也有所启示。

  

  【关键词】早期儒家;人性观;儒表法里

  

  一、问题和方法

  

  本文试图对早期儒家,主要是孔子与孟子的人性观做一个梳理,并予以阐释。目的在于展示并论证,儒家对一般人性的看法其实是非常现实的,与现代社会科学的人性假定和经验研究发现高度一致,尽管孔孟有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和规范。

  关于人性,如今人们日常实际上大致有两种基本用法。一种是传统哲学的用法,强调的是概念上人同其他事物或物种的根本区别(“本质”或英文的“essense”),因此隐含了较强的规范意义。孟子说人性善、批评他人“禽兽不如”,我们说“侵略者灭绝人性”,大致就是这种用法。另一种更多是伴随着社会科学发展起来的,是对人生来就有、稳定不变的自然特性或潜质的经验描述或概括,英文的说法是nature,一般不带有道德意味。但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可能重叠,因为所谓人的本质完全可能是对人的某一特性的概括;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混淆这两种用法。本文探讨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人性。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的进路与之前许多这类研究有所不同。第一,我拒绝孟子首创、并被后代学者习惯沿用的那种侧重于伦理(善、恶)分析的视角。这种视角很容易湮灭对人性的多维度考察,特别是经验的考察,结果常常沦为关于“何为儒家的理想人格”,甚至夹杂了“何为我(作者)的理想人格”的争论;这种争论往往没有———也不会有———结果,因为关于“理想人格”没有稳定且公认的参照系。也因此,第二,我并不十分关心孔、孟对人性的直接评论、断言和讨论,而是试图从孔、孟对诸多日常具体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评论中发现其中隐含的关于人性的一般判断。换言之,我不试图建构一个本质主义的儒家的哲学的人性论,而只是展现儒家的实践的人性观。

  这样处理的理由在于,如果仅仅关注直接有关人性的评论或论战,首先会导致一个错失,因某些学者未直接讨论人性或“性”而认定他们没有自己的人性理论或观点。(诸如冯友兰先生就曾基于此而称韩非没有提出抽象的人性论。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64页。但在该书的1983年版中,冯友兰先生删去了这一论断。)其次,在论争中,即使论辩双方全力追求精确,论辩的问题和表达仍然会因互动的语境而相互限定或漂移。不仅可能导致双方争点不一致(例如告子谈的人性大致是人的自然特性,而孟子谈的更多是人的潜能和理想人格),而且很容易说过头话(例如当告子以水比喻人性时,孟子接茬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这个回应看似有力,却断然削弱了孟子后面赞美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如果善是天性,如大河东流,那么舍生取义还那么崇高并值得赞扬吗?可见,力求客观冷静的思想家也难免有情感和意气。但这并不是指责孟子。只有这种激情才可能引发理性的、甚至是持续的理论论战,因为“理性是激情的奴隶”;[1](P453)没有激情的人不会持久思考或专注于这类在普通人看来不能当饭吃的问题。但受制于这种论战,后来的学者在理解和构建这些前辈思想家或学派的思想体系时,很容易局限于前人的命题,难以跳出他们的问题,有时还会放大双方的差别或对立。(例如,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之间并不存在善恶这两个概念之间那么大的对立。)因此,尽管系统考察学者在理论论战中的表述可以并将继续是思想研究的一条主要进路,但这既不是唯一的进路,也不是没有风险的进路。从孔、孟对日常诸多具体问题的评论、议论和断言中来考察他们对人性的具体、现实、日常和细腻的理解,至少是一个补充的进路。

  此外,还有其他的理由。基于对唯理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不信任,我认为在社会实践中起更大作用的、因此也更值得考察的是一个学者或学派的人性观,而不是他们系统阐发的人性理论。不仅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完全或仅仅依据理论命题或结论行动的学者,而且,尽管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称孔、孟是哲学家,但他们并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非常强调论证的哲学家或哲学教授。在他们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哲学的概念,中国的先秦思想家也没有这种自觉的体系化哲学追求。他们并非面向学人或今天的教授写作,他们更多的是行动者和改革家。(这也是西方古代与现代哲学家、思想家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相关的分析,参见Richard A.Posner,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 of De-clin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6-27.)若用近现代西方学术话语来构建他们的人性论或道德哲学,尽管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却更可能扭曲他们的思想。

  由此切入也有可能。因为,即使是伟人,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说着高度抽象概括的哲学命题,他们的日常言论一般都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在《论语》或《孟子》中,除少数全称判断外,大多是有条件的,只是因语境,往往省略了这些条件的表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后人可能重构并考察这些条件,从中发现其中隐含的关于人性以及其他的理论前设。例如,简单的一个“因材施教”的命题,背后就有一个关于人的学习和认识能力和/或偏好不同的判断或前设,一个关于人性某一维度的判断。由于没有论敌,并不刻意论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评论更容易流露出非理论化的、较少修辞的个人看法,更多反映言说者的真性情,反映其实际持有的人性观。

  本文的主要目的却不是开拓理解孔、孟人性观的研究方法,我有更务实的法学理论追求。首先,在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研究中基本不讨论人性问题,尽管任何法律理论都可能直接或隐含地涉及对一般人性的理解判断,因为人性永远是法律制度的一个基础,并构成制度效果的边界。我试图借此在法学研究中引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次,中国法学界有些学者在分析、批评中国传统政法制度和政法思想之际,往往认定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理论前设是儒家的性善论,认为性善论导致了中国传统政法制度重视贤人政治、德治、教育,不重视法治。他们还(错误地)认为,西方的法制实践和法律理论的前提是性恶论。这种理论观点显然错误,错误在于它假定一个社会的政法制度或理论都是从某个天才或伟大学派的假定、概念或命题中严格演绎出来的;一旦前设错了,之后法律制度及其实践就会出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追求真理,发现真理,让真理战胜谬误,从正确的理论基础上发展现代法律制度,毕其功于一役。这种唯理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战略,反映了知识者的狂妄,其产品也注定是意识形态,而不是言之成理的法律理论,更不可能产生良好且可行的政治法律制度。

  这类观点其实完全没有证据(历史材料)支撑。历朝历代,再伟大的开明君主或重臣,甚或恰恰是那些伟大开明的君主或重臣,那怕嘴上说着人性善,也没有谁真的按着这一假定治国理政。只要看看各个朝代的军队、暴力、严刑峻法就可以了。而如果任何朝代都不是依据人性善假定治国理政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又能说儒家的性善论是中国传统政法制度的理论前设呢?

  于是,法学界有了一种更为流行的表述:“儒表法里”、“儒法互补”或“儒法并用”。( 这一点在中国法律史学界是一种共识。许多历史学家也持这种观点,参见许倬云:《从历史看领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3页;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247页。)这些说法并不等同,它们是从不同视角描述或概括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和实践。但描述和概括本身不是理论;甚至是否认了理论。“表里”、“并用”或“互补”的说法只承认两者一体或同在,但没有指出为什么两者可能一体或同在。由于放弃了探讨儒表法里现象的理论逻辑,隐含地也就否认了儒家(或法家)本身作为一个有解说力之理论的可能性。这就很容易导致对“儒表法里”等概括的政治伦理解说,即这完全是历代统治者的权谋或欺骗。这进而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把中国学术带入恶性的道德主义循环。要突破这个循环,就要真正从智识上理解,必须使儒家成为一种理论,足以解说这种看似完全不能兼容的现象,本文力求重构的儒家人性观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

  但本文也针对近代以来一直存在、却长期边缘化的另一种我认为同样不太切合实际的努力,即过度强调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在本质主义层面上的独特和伟大,试图用儒家的“精华”来重建现代中国文明,以增强中国社会的软实力,以期对人类有更多的思想、文化和文明贡献。[2]我个人同情也赞同这种追求。但从思想方法上,这类努力与上面贬斥儒家的观点有一致之处,即同样试图在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层面强调儒家文化与所谓西方文化的不同,包括在人性观上。在学术上,作为一种言说策略,适度的标新立异有时难免甚或必要;只是夸大了,就会出问题。因为这隐含的是某个文化传统有更多错误,或某些人比较傻;而这样一来,东西方又如何沟通?各种源自地方性的知识又如何可能成为天下之公器?

  有比较和参照才能有鉴别,才便于理解。因此,以儒家的孔、孟为核心关注,本文对墨、道、法家的人性观也会有适度涉猎。我试图通过比较表明,在这四派学说中,儒家学说对人性的理解(而不是分析和阐述)是最经验和现实的,而并非先验的和理想的;也因此,传统中国政治法律制度更多体现了儒家思想决非偶然———不是因为孔孟的人格或思想本身的伟大,而是首先因为他们对人性的理解深刻和现实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建议的可行和有效。

  本文注意利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对“人性”的一些研究发现,试图在现代社会科学的传统中重新解读儒家的一些看似与人性无关实际有关的判断。我以此表明,哪怕表述和论证差别很大,其实儒家与西方现代学术对人性的经验考察结论并无根本区别。而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中、西学的沟通就是可能的;执着于概念术语上的差别来演绎、强调中西人性观乃至政治法律文化的区别,其实是误导人的。

  这一研究肯定问题多多,因为我不是古代中国思想史专家,阅读的经典很少,也很浅,对儒、墨、道、法人性观的了解和理解肯定会有许多错漏之处。另一方面,我的阅读和理解显然受当代主要是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的影响。我不仅可能没“进入”中国文化传统,甚至可以被批评为有意扭曲儒家思想,是文化的“自我殖民”。我坦承所有这些或其他不可能在此一一提及的风险;但若是怕风险,人最好别来到这个世界。我承认有权威的理解,但不承认有本真的(包括笔者本人的)理解。我还认为,洞察力未必来自精细的文献梳理和追根溯源;坚守中国传统学术视界中的解读固然有其长处,但视角的转换更可能拓展经典的现代意味和启示。在这个意义上,我渴望的是传统的启示以及可能由此而来的判断力和行动力。因此除了希望得到学者的批评指正外,我也希望得到必要的宽容。

  

  二、人性的利益维度

  

  通常认为,儒家(特别是孟子)主张人性(向)善,因此重义轻利,强调舍生取义。但这真的是儒家对一般人性的看法吗?或更多是儒家对社会精英的一种规范要求,因此并非有关人性,而只是伦理规范?我认为,太多的学者对孔、孟经典的解释夸大了儒家的理想性。

  若从儒、墨、道、法四家关于利益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的评论来看,并按影响力度的频谱来排序,大致是法家、儒家、道家和墨家。法家将人视为纯粹受利益———奖罚———驱动的动物,因此是极端功利的动物。儒家乍看起来比较理想主义,强调教化,强调仁义道德,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强调爱人,泛爱众,强调推己及人,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克己复礼,似乎对人性的理解充满了温情和幻想。但只要稍微仔细一点,就可以看出,儒家与法家对人性的判断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儒家同样认为人或至少绝大多数人是为功利驱动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欲贵者,人之同心也”(《论语·告子上》);甚至孔子自己也说“富而可求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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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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