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别太在意通向何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8 次 更新时间:2022-01-26 14: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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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会议的论题是开放的,但不由自主,我想起了教育部的“新文科建设”,强调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传统文科课程,文理重组,综合性跨学科学习,强调知识扩展和创新思维。与此相关,教育部还曾陆续提出了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商科。显然,为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正努力推动中国学科转型,重构现有的学术建制。尽管没有新社科的说法,但社科属于广义的文科,不同程度地,分担了人文学科的一些难题,创新和转型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从学科导向转向问题导向,可以说是时下中国学科、学术转型和学术建制变革的一部分。甚至很难说,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共同面对的问题,不同程度地,这是每个学科甚至许多学人正经历着的过程。

   一

   任何时代的学术或与学术有关的精神文化智识活动,在我看来,其发生、发展都是人类对自身现有社会生活需求也即问题的智识回应,会随着其回应的有效或无效,也会随着人类生存环境中其他重大因素的改变而变化,包括各种形式的转换。但凡在时间当中发生的,有理由相信,都会在时间当中消失。这迫使我改变对学术曾经的理解:学术是永恒的,会积累下来,长期有用。希望超越有限,这是生命有限的人的愿望投射,因为所有知识的社会实践都一定要有社会需求,也要有社会条件的支撑。人文社科尤甚。

   历史提供了不少例证。例如,儒家思想,具体地看,当初就为应对传统农耕中国村落社群的一些最重要的普遍性问题:父子、兄弟和男女关系上的麻烦。这有关村落社区的组织结构、秩序,也有关其自我再生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也算精辟,恰到好处。我们可以将其中一些思想抽象出来,用以理解、应对和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甚至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但由于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流动带来社会环境的根本性变化,即便针对今天中国的农村,其有用性也大大压缩了。抽象讲“父慈子孝”,不能说不正确,但今天两代人之间的许多重大问题无法用这个命题来涵盖。至少,“孝”的核心今天已不再是传统的养老,能“常回家看看”,“常给家打个电话”就不错了,有时甚至还“啃老”。令两代人,甚至国家烦心的事也许是“不婚”或“丁克”,生育率急剧下滑。用“父慈子孝”,加上孟子的教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论怎么阐释,无论怎样贬褒,对他们,都缺乏足够的实践意义或激励意义。

   法家思想同样如此。有不少学人总爱比较儒法的优劣高下。我不反对,但我觉得儒法关注的问题,虽偶有交集,但全然不同。儒家集中关注的是农耕家族村落小共同体,法家集中关注的则是在此基础上如何建立更大的政治共同体,是尊王攘夷、变法图强、富国强兵、编户齐民,实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类问题。所有的学术,只有同其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不仅看其意图,更要看其效果,才能评判其好坏优劣;与当下多少有点利害关系,才会继续获得关注。如果只是试图从中找出点好像普世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反而觉得意义不大。知识一定要具体才有用,一抽象,就没法用,就缺乏具体的指导意义,失去了改造世界的能力。

   外国学术也是如此。例如,受制于他们的给定时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关切就是城邦。其理所当然的前设和核心命题之一都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的“人天性是城邦/政治的动物”;这之后才有政体分类、统治者的选择培养教育、公民教育等等,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偶尔我翻到《击壤歌》,发现这位据说是帝尧时代的无名作者其实更了不起。他先简述了自己日复一日的生活“日出而作……”,接着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把人噎得说不出话。无论是否自觉和自知,他提出的是传统农耕中国普通人客观上分享的一个最抽象的问题。“不针对谁,我说的是在座的各位”,这位无名老人质疑的是抽象的,因此是每一种“帝力”与每一个人的关系,国家政权或主权者与传统的个体农耕者到底什么关系?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下,这个提问其实也质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前设。由此或可以理解,古代中国的农人为什么会更重视“家”,对读书人才强调要有“家国”情怀。我不是说这老人就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高明,我只是说,能提出一个好的学术问题未必是学术生涯的产物,更可能是生存境遇的产物。最杰出的提问人完全可能只是个普通人,仅仅出于一时的好奇或胡思乱想,经历时光,成了持久重要的问题。

   有人会质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回答,《击壤歌》的作者没给。是的。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上,我认为提问可能更重要,回答在一定意义上反倒不那么重要。即便对希腊城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回答也不一样,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就不一样;城邦后来也消失了,因为时代变了,相应的制度环境变了。但《击壤歌》提出的问题以各种方式至今还在,在不同国家,甚至在一国的不同地区,可以想想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的讨论。又如奥古斯丁《忏悔录》中问“什么是时间”,当年也让我心中一颤,至今仍然重要。他的解说和回答,尽管很有想象力和理论建构能力,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但对我不重要,对当今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基督教徒,也不重要了。

   二

   当代中国人文社科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巨大变化,仍在继续。1978年考大学,我报考志愿的顺序是文史哲,因考分不够,最后录取在北大法律系。但没几年,1984年之后文学界出现的各种热,王蒙认为,基本都只是文人、文学爱好者圈内的事了。到90年代初,面对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以及作家、批评家踊跃“下海”这一危机,文学和文学批评界率先,也引发其他各界学人,有过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

   何止有问题意识,简直就是忧患意识,也直面了,但“形势比人强”,“人强犟不过命”,并未保住文学在中国人文社科中曾拥有的学科位置。除了当年讨论者公认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社会因素外,30多年后再来看,还有其他众多社会的甚至人性的因素,共同促成了文学学科(包括创作和研究)的变迁。随着文化知识的普及,整个社会中有写作能力的人急剧增加了。文学写作主要靠天分,与学什么专业,上不上大学,其实都没太多关系。“我们不培养作家”,文学系可一直是有话在先。但如果无助于写作,世界上还有几人只是想通过阅读文学来理解社会、世界、人性或人生的?或想探求并精准把握作品或作者的原意,或是其他种种可能的理解。文学系传授的诸多学问很深的文本解读方法,往往是严重消解阅读者通常更看重的收益(愉悦),赶走受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今夏奈飞(Netflix)热播的美剧《英文系主任》就有类似的背景。

   由于现代社会法治变得显赫,文学承载的社会规训和教化功能也明显萎缩,文学艺术的消遣娱乐功能显著上升。说到消遣和娱乐,鉴于人是视觉动物,“百闻不如一见”,文字作品在逐渐增多的影视或其他影像作品面前注定节节败退。文化普及也意味着文化下移,必须迁就大众其实不高,也很难提高的趣味。令人心痛的是,金庸、情色和色情、耽美文字就这样先后、公开或隐匿地在不同群体中流行着。如今,更年轻的一代中,金庸也正在衰落,他们日益转向动漫、电子游戏甚至电竞(已进入2022年杭州亚运会正式比赛的项目)。拉开距离的何止是文学作品,而且是文字作品。

   总体而言,在我看来,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学科外的读者了,包括那些多少也算喜好点文学的也不读,却还保留了令国人敬畏的作为研究对象的经典。最惨的当是当代文学研究,社会变迁直接解构了其可能的共同关注,不仅研究者,连阅读者也抱怨没有可分享的文本或稳定研究的对象了。除学科建制的捆绑,令人质疑,在什么意义上,这还是一个学科或有个学术共同体?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只好外出打工,不仅扩张到影视作品,许多人还转向广义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往往不限于具体文本,而是社会文化现象,在我看来,这在许多方面接近社会学研究了。

   文学可以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文科巨变的一个突出代表。这也解开了我当年的一个困惑:毛泽东明显喜欢文史哲,1968年7月却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主要说的是”,并非排斥文科,只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对于学科知识类型的需求,也基于当时国家的教育资金极为有限,综合考量,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只能首先注重培养建设和发展急需的以理工科为主的人才!事实上,这个根本性变化几乎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同时起步。检索《人民日报》和中国知网,从1951年年底开始,就不时有人批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类的说法。只是由于科技功效实在,检验标准确定,重视理工,已成为务实且追求平等的普通中国人自觉分享的社会共识,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社会事实。

   社会科学同样经历了巨大变化。少数学科除外,中国社科各学科自改革开放后才有了重大发展。即便有些学科在外人看来一直红火,其实变化巨大,有些当年热门的学科分支如今不热门了,甚至颇为惨淡,后继乏人,而一些全新的学科分支发展起来了。社科最大的变化或许是,从先前的“述而不作”转向研究问题,并带来发表数量不断增加。以法学为例。我1992年留学回国时,中国法学著述几乎全是论题导向,侧重整合、重述民国时期的或境外的学者的观点,或简单枚举作者认为值得借鉴的外国实践。论文题目不仅宏观,而且政治正确,趋于代言或重申“真理”。这种情况曾很难改变,为促进学术研究,当时任教中南政法学院的徐国栋教授提出了一个明智的简单易行的建议,大致是只准用教科书中的二级标题写论文。不仅论文,当时的许多专著与教科书几乎没有差别:作者没有问题,只是就某个题目汇集和概括各种观点。

   法学如今有了很大变化。学术积累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冒出了许多问题,逼着首先是法律人然后是法学人面对。不能只看书,引述前人或他人,因为有些中国的或全新的问题,书上也没有,就只能自己分析论证,想办法应对,即便是搬用和套用,也没法依葫芦画瓢。更重要的或许是,与纯书斋中的法学人不同,法律实践者必须讲求实际效果,不可能只按书本上的法言法语来讲道理,必须用普通中国人听得懂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也不能光讲外国或中国学者是怎么讲的,不能不在意个案中普通中国人的具体感受。伴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中国法律/法学人的实践能力和学术能力都增强了,学术自觉和自信也明显提升。

   三

   三个重大的社会因素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转型,促使人文社科各学科学人的研究转向。

   第一是全球化。这是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便理论上全然是中国的问题,我们在分析讨论应对时,不再可能仅仅从中国方面来考虑,必须注意应对可能的国际影响。许多问题也已不可能只从学术维度关注和理解,还必须考虑可能涉及的国际政治法律的维度。华为孟晚舟事件和抖音事件就这样告诫了中国各界人士,包括学人。在法学界,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强调“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对于中国法学知识的生产,中国法学学科的发展,这会是一个躲不开的结构性变量。即便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法学人不考虑这个变量,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会要求他们关注这一变量。教育部也开始对法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做出学科调整。

全球化给学术传播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即便完全从学术角度切入,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不同,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有别于一般的文化传播,在表述时,作者必须有更清醒的受众感。不能理所当然地设定受众都是国人,还必须考虑国外受众;但也应避免仅为促成外文发表而迁就国外受众甚至外刊编辑,那更可能只是让中国的人文社科话语加入或变成欧美学术话语的一部分,或为其提供资料和例证。必须承认,目前诸如此类的社科研究其实还不少。学人需要同时考虑国内和国外的受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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