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世安:不言与言:早期儒墨之争的一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 次 更新时间:2015-07-11 1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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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世安  

   先秦诸子学中儒墨之争影响深远,学者人尽皆知。通常认为,儒墨之争起始于墨家批评儒家。①墨子草创学派的年代在战国早期,其时儒学已名声显赫,当此情形,墨学颇有必要借批评儒家以显示自家学说宗旨,各草创阶段的墨学则未必引起儒家人物注意。儒家对墨家的批评,学术界都是从孟子说起。孟子自己言及批评墨学的原因,是“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战国中期墨学影响逐渐扩大,逼使儒家不能不重视墨学。

   但是孟子对墨家的批评,并非文献中所见最早的儒家批评墨家之语,《墨子》中也记录了几处儒家对墨家的批评。这些批评很简短,主要是说墨家多“言”。这个批评一向无人在意。但是从最早儒家批评墨家多“言”,墨家对此加以反驳,提出“言”的理由,到孟子对墨家提出新的批评,并一定程度转向多“言”,其间的曲折,透露了早期儒家思想演变的某种线索,值得一探。

   一

   《墨子》中有《耕柱》、《贵义》、《公孟》、《鲁问》等篇,记录墨子生平言论与活动,风格类似儒家《论语》,学界一致公认是比较可靠的记述墨子本人思想的文献。其中《公孟》篇记录早期儒墨之争资料较多,主要是墨家批评儒家之语。但是该篇的前两章,公孟向墨子提出一种观点,却记录了儒家对墨家最早的批评,先看第一章: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

   公孟是儒家人物应没有什么疑问。②他认为,君子不应该主动游说王公大人,而应修身以待。“共己以待”即“恭己以待”,“恭”是一种虔敬认真的态度,就是修身。这是批评墨子游说政治上层过于主动。这一批评遭到墨子反驳,大意是说,见到统治者将有损害人民的行为,“虽不扣必鸣者也”。也就是说不必等统治者来“扣(叩)”(求教、聘请)也要“鸣”(游说、宣讲)。从这一争论看当然是墨子更有道理。一个君子,以“义”为己任,难道眼看统治者举措不当,危害人民,也还是不闻不问,非要等统治者来请教,才发表意见吗?

   但儒家何以主张“不扣则不鸣”,必有道理。因为是墨家学派的文献,公孟如何回应,没有记录。下面接着一章,公孟主张“善人”不应自我炫耀,意思与“不扣则不鸣”有相似之处: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糈。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炫,人莫之取也。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

   相较于前一章,公孟的观点有了一些展开的说明。在公孟的理想中,“士”应该放弃一切“行而自炫”的行为,默默坚持个人修养,只要坚持,机会自然到来,即使“处而不出”,亦会“人争求之”。当然,为什么一定只能默默坚持修德,而不能主动宣讲,这里还是没有解释。这毕竟是墨家的著作,记录儒家的观点是不会很清晰的,但至少能使我们知道儒家的态度。墨家反对的观点是清晰的,我们后面再分析,这里且辨析早期儒家的观点。

   在《鲁问》篇,有一位“自比于舜”的人物与墨子有一段对话,含义与公孟墨子的对话很接近:

   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吴虑为鲁人,鲁国是儒者的大本营,此外吴虑“自比于舜”,所说的不应到处宣扬“义”,与前引公孟的说法很相似,判断吴虑为一位儒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③吴虑对墨子的质疑,同样语言简约,但基本意思明确,认为“义”不需“言”,只要力行就可以。“言”可以理解为自我标榜,也可以理解为劝别人行义,政治意义的“言”就是游说。与公孟批评墨子“行而自炫……遍从人而说之”相互印证,他们的立场无疑是一样的。

   公孟与吴虑对墨子的质疑,语言都很简短,只有《公孟》篇的第二章稍长一些,其他两章的质疑,都只有一句话。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话记载在墨家文献中,就像《孟子》中记载“墨者夷之”的话也很简短一样。④可是把这几处简短的质疑综合起来看,还是可以看出那时儒家对墨家的批评,似乎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墨家到处“言”,说的太多,有“自炫”的嫌疑,而且主动向统治者“鸣”,似乎也有失尊严。这一种批评,与孟子中记录的儒家学派以“仁爱”批评“兼爱”,以“爱由亲施”批评“二本”大不相同。《墨子》中记录儒家批评或质疑墨家的还有两处,一处仍是在《公孟》篇:“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这表面是质疑墨家,实质却是捍卫儒家“三年丧”礼。也就是墨家批评儒家“久丧”在前,儒家回应在后,故不能视作对墨家的主动批评。⑤另一处是《耕柱》篇:“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儒家主张“有斗”,质疑墨家“无斗”,这可能也是早期儒、墨之间有争议的另一个问题,但是儒、墨两家文献说到这个问题甚少⑥,可见无关宏旨,可以从略。从《墨子》中记录早期儒家少数批评墨家的言论看,值得注意的主要就是认为墨家多“言”。

   早期儒家刚开始接触墨家,何以首先注意墨家多“言”?墨家重游说肯定是事实,但早期儒家人物何以注重并反感这一点,与儒家自己的风格、主张又有什么关系?这是以往思想史研究从未注意的问题。战国中期孟子批评墨家,标志墨家影响日渐加大,引起儒家认真的回应。但是孟子批评墨家已不是多“言”,而是认为“兼爱”的主张“二本”、“无父”。不仅如此,孟子自己就到处游说,是倾向多言的。孟子曾为他的“好辩”特别作出解释,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这可能就是因为儒家内部崇尚不“言”或少“言”的传统带给他某种压力,否则何必辩解?孟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他倾向于“言”与以新的宗旨批评墨学有没有关系?这都是早期儒家思想史上隐伏未明的问题。

   下面我们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以文献记载的早期儒家资料看,公孟、吴虑反对“言”而崇尚行是否代表儒家某种共同的立场?如果确是儒家早期共同立场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批评不是偶然的意见,而是涉及儒墨两家之间基本立场的分歧。第二,探讨这种分歧的思想史含义,分析儒家不“言”主张的源流,并从这一思想分歧,看孟子学的兴起。

   二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公孟、吴虑的主张是否为前孟子时代儒家的某种共同主张。孟子之前的儒学发展情况,文献资料不多。韩非子有“儒分为八”之说: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显学》)

   八家之中,子张、颜回、漆雕开是孔子及门弟子,子思、乐正子是孔子隔代传人。⑦时间都比较早,但是这些人代表的学派,除子思外,我们所知甚少。

   《史记•儒林传》记孔子殁后弟子活动及分化的情况: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⑧

   司马迁把七十子之徒分为三类,后面所举子张等人,未言属于哪一类,但子夏、子贡等人肯定是前两类,之所以特别说到子夏影响之大,则因历史学家著史书,叙人物事业,更重视参与政治活动、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司马迁并不轻视“隐而不见”的一类人,他在《游侠列传》开篇写道:

   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季次、原宪都是孔子弟子,《论语》和诸子书中多处提及原宪,提到季次较少。⑨两人都是“隐”派代表,司马迁说他们虽与当世不合,但死后四百余年仍有这一派的弟子传人追随他们的踪迹,可见其并非完全“隐而不见”,只是不愿积极入仕,怀独行君子之德,在社会上仍有相当的影响。

   司马迁说孔门传人中有隐者一派,对照公孟、吴虑对墨子的批评,可知这两人大体即是隐者派的人物。有人可能认为,公孟主张“不叩不鸣”,只是反对主动游说,并不是主张隐居避世。问题在于,司马迁虽用了“隐而不见”四个字,其实只是相对于“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者而言,也即这些人没有游说王侯,所以政治圈中不见他们的身影。但孔门传人中的隐者派,应当不同于扬朱、庄子以及孔子南游时遇到的长沮、桀溺。区别在于,后者对救世已经不抱希望,避世以求自保,前者却怀抱着救世的理想与热情,只是他们的方式有别于积极游说王侯的人。他们主张救世,却不肯主动游说政治人物。他们坚信只要修养德性,就一定会产生影响,如公孟所说“譬若良玉,处而不出有余糈。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季次、原宪怀独行君子之德,应该也是有良玉、美女的自信。

   严格说来,司马迁称为“隐而不见”的这一派人其实不应称为隐者,他们是力行修身而不愿多宣传,更不愿游说王公的怀抱救世理想的君子。公孟的话表明他们对力行修身将能产生的影响抱着大信心,把他们称为“修身”派也许更合适。对于早期儒学的“修身”派,文献中有关的记载不少,只是研究儒学史的人,未曾注意把这些资料串合起来,以考察早期儒学的传承轨迹。公孟、吴虑对墨子的批评,来自儒家以外学派的记载,并且目的是为了记录墨子的大段反驳,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原来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儒者中多有一些践行修身,不事王侯,也不愿到处宣扬的人。他们很像隐者,又不同于隐者,因为他们抱着“良玉”“美女”的自信,认为德性、学问自有力量,一定会发生影响。这些人未必代表早期儒者的全部,但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早期儒者是有一些人走上仕途了,但还有许多人,如知名的季次、原宪,不太知名的公孟、吴虑等,在民间坚持着儒者的理想。这些人是否代表着早期儒者的某种重要倾向呢?我们现在试着汇整相关的零散的文献记录,看能否理出一个早期儒者群体“修身派”的轮廓。

《晋书•石苞传》:“(石崇)尝与王敦人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又《三国志•秦宓传》,“宓答书曰:‘……仆得曝背乎陇亩之中,诵颜氏之箪瓢,咏原宪之蓬户……’”魏晋时期,颜回、原宪并称,太学以颜回、原宪像并立,当是因为此二人类型接近,是孔子弟子中注重修身而不事王侯一类人的代表。原宪已如上述,司马迁把他与季次相并,为“独行君子”的师祖。颜回在《论语》中多次被提到,是孔门弟子中最得孔子赏识者。他有那样高的品行学问,却从不谈从政话题,风格很近于后来的修身派。他的安贫乐道,甚得孔子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在孔门的声望远超过季次、原宪,为何司马迁以后者为“隐”派(修身派)的代表,而未提颜回?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颜回去世早,殁于孔子生前。在孔子之后出现的学派分化中,季次、原宪等人有传授门徒的活动,而颜回没有,所以后世相传季次、原宪是“独行君子”的师祖。但是另一方面,因为颜回的名声大,很可能有修身派的早期儒者,虽不是颜回的传人,却愿意打颜回的旗号,所以韩非列的儒者八派中就有“颜氏之儒”。郭沫若推测庄子就是出自“颜氏之儒”一系。⑩庄子是真正的隐者,已不抱拯救世道的热望,但他的风格确与儒家修身派有相似之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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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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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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