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狂士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5 次 更新时间:2010-11-22 22:48

进入专题: 鲁迅   陈独秀   苏曼殊   孙郁   吴稚晖   章太炎  

孙郁 (进入专栏)  

1

  

民国的人与事,有许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议。我有时翻阅彼时的报刊,见读书人的种种文字,心甚向往,觉得今人已不复有那时的冲荡了。中国的历史,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分傲骨,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我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鲁迅那一代人,是曾崇尚血气的,“尚武”在那时连女子也曾有过。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谈到过绍兴人的孤傲,鲁迅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倒可想见当年的情形。你能想到他骑着马在南京城奔跑的样子吗?若是能看到那时的神采,史学家们不知又要生出怎样的感慨的。

鲁迅喜欢以“狂人”的形象隐喻所经历的人生。不过要谈人的放荡不羁、独往独来,鲁迅、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将这美誉让给陈独秀。陈独秀的狂表现在多方面,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谨慎,而文章放荡。陈氏做人不守旧规,为文亦傲气袭人。五四前后,有癫狂之态者很多,但像陈氏那样倜傥的人,却不多见。我们现在谈那段历史,当惊异于陈氏的奇特之举。中国读书人的狂放之风,在他那里可谓达到了极致。

几年间我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信札,翻阅相关的史料,被其风采所吸引。他是个硬朗的汉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举止,非儒学化,有点离经叛道。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敢做。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个性。1902年秋,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和留日学子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有过诸多交往。那时鲁迅也来到了东京,正在学习日语。不过鲁迅与人交往不多,像个静静的看客,没有什么过激之举。陈独秀和邹容却已显出个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场恶作剧。大概是 1903年春,因为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恶气扰人,陈独秀遂与友人伺机报复。有一天夜里,陈氏与邹容等偷袭姚昱的住所。他们把对方抱住,陈独秀拿出剪刀,将姚昱的辫子剪了下来。此举在留学生中传出,一片喝彩。但陈独秀却因此不得不回国了,因为惹怒了官方。这一故事后来成了留学生久传的段子,鲁迅想必是颇为兴奋的。那时的留学生,大多留着辫子,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作“里通外国”,视之为“汉奸”。姚昱的被戏弄,其实是对该人的惩罚。鲁迅对“姚昱事件”的过程,应当是清楚的。他的同学许寿裳,当时就跑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现在推断,鲁迅与陈独秀在东京碰面的概率很高,只不过没有材料证实,不好妄断。其实即使见面,也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那时候他们还都没有什么名气。

陈独秀每次赴日,都呆很短的时间。所以不可能与鲁迅发生直接联系。不过1907年春他再次赴日时,在《民报》馆里曾见过周氏兄弟的几位同学。当时周氏兄弟、钱玄同等人正随章太炎读书。陈氏到《民报》馆时,周氏兄弟并不在场。有传记作者曾说周作人那时就见过陈独秀,大概是搞错了。按周作人自己的说法,第一次见到陈氏是在1917年,并非十年之前,《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二》写得很清楚:

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很是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选,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当是戊申(一九0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风靡一时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

周作人这一段文字,被后人演绎出诸多故事,有的竟有一点小说的意味,陈独秀与黄季刚的性格也由此点染出来,颇为生动。人们把陈氏的旧事写成小说一类的文字,也证明了某种传奇性。那是一个新旧交错、偶像破坏的时代,留日学生中诸多狂妄之举,今天看来亦让人玩味再三。陈独秀是表里如一的硬汉,鲁迅好像有点内向,不愿与生人讲话。陈氏的狂显露在外表的时候多,动辄身体力行。鲁迅却仿佛在修炼着内功,把孤傲内敛于学术与译著上。1903年,《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入狱,对陈、鲁二人都有不小的刺激。陈独秀与章士钊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苏报》的工作,发表了诸多抨击时弊的文章。鲁迅则默默地翻译域外小说,以此作为寄托。许寿裳的回忆录说,《苏报》案后不久,鲁迅就送来一篇译文《斯巴达之魂》。小说借看异域的尚武意识,倾诉复仇的观念,精神的深是一眼就可看出的。那时候他就与陈独秀显示了路向的不同。不是办报、从事地下活动,而是靠艺术的思索去完成一种夙愿。这里,鲁迅呈现了一种寓言化的趋向,他借着西方古老的故事,来暗示内心的企盼,组合着一种新梦。留日时期的许多译作和论文,其实都有这一特点。后来,他一直保留着这一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以艺术的、形象的和寓言的表达式,与自己的时代交流。我读他的书,在和陈独秀的文本对照时,就感到一种反差。后者几乎已失掉审美的魅力,而前者却仍在动感中变化着,随着不同阅读者在不同时间的阅读,而涌出新意。理解陈独秀不能仅依靠他的文本,你必须了解他的身世、故事,才会被那激昂的文字吸引。而鲁夫子则完全相反,浏览他的文字就足够了。那个世界的奇异、幽远、玄妙,都非语言可以表达。文学家就是文学家,有时是不可与政治家简单类比的。

  

  2

  

有一个现象是颇值注意的。鲁迅交往的人物,有一些和陈独秀都有关系,个别的还非同寻常。比如苏曼殊、章太炎就是。还有一位,鲁迅后来痛恨的人物章士钊,和陈独秀竟是老友,且一度亲密无间。不过这几个人物与鲁迅多是文字关系和学术上的交往,与陈氏则不同了,有的过从甚密,乃至于同吃同住。陈独秀和苏曼殊、章士钊的往来都在早期,很有些旧式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气。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亦带明清读书人的遗风。例如苏曼殊吧,他与鲁迅、陈独秀的交往,也能看出当时狂士的风尚。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每每被后人追忆时,都有些趣味儿,像他那样柔情万种、放浪形骸者,确是难得一见的。

苏曼殊1884年生于日本,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乃日本人,可谓是混血儿。大概是1907年,鲁迅结识了他。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云: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问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

鲁迅他们要办的《新生》,预想得很好,大有一番抱负。但是因资金的原因,最终流产了。何以吸引曼殊来,由谁介绍,都没有文字记载。只是鲁迅在一篇名叫《杂忆》的文章里,谈到了彼此的相通之处:都喜欢浪漫的诗人。那文章的开头写道:

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

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

苏曼殊的汉文本来不行,后因陈独秀、章太炎、章士钊诸人指点,长进很快。鲁迅那时欲与其联合,大约也是看到了其间的奇气。他后来写的小说、诗,都有一点悲怆,是颇有诱力的。鲁迅之前,小说写得很有张力的作者,应当说非曼殊莫属。该作者的许多作品风靡一时,陈独秀还为其写过序文,可见当时的影响力。有趣的是,还是在1903年,鲁迅埋头于译雨果的随笔《哀尘》等文时,苏曼殊则同时译了雨果的《惨社会》。该译文经陈独秀修改润色,发表于《国民日日报》上。周作人回忆说,鲁迅看了那译文,印象很深,对苏曼殊自然有了好感。苏曼殊在1903年后译的一些作品,大多为鲁迅所喜爱,1907年,当他出现在鲁迅身边时,立即被吸纳到同一营垒里是必然的,说其为同路人也未尝不可。他与鲁迅的交往很短,远不如与陈独秀的友谊那么久远。苏氏与陈氏相识于1902年,直到五四前一年去世,与陈独秀的关系时断时续。《新青年》创刊后,还能在该刊读到他的小说,那是陈独秀所邀的吧。陈独秀对苏曼殊的浪漫生活和率真性格颇为欣赏。有时谈及其学问,也有赞佩的时候。这在他是少见的。1907年,看了曼殊所译的《梵文典》后,陈氏赋诗一首云: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

  众声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曼殊的颓废、浪漫、好学,以及诗人气质,都深得陈氏喜欢。后来两人渐渐疏远,有些道不同的缘故。但对他的真性情却念念不忘。晚年的时候念及曼殊的一生,常有动情之处。台静农追述说,陈氏念及这位亡友,神色黯然。也可见他对亡友的挚意。

追记那个时代,文人多感伤和复仇的意识,浪漫的东西自然很多。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等,就气韵不凡。苏氏的小说除感伤的东西外,个人主义的因素历历在目。比如写暗杀,画贫弱之人,都是陈独秀所关注的内容。他好像在这位友人的笔墨间,感受到了相近的体验。文学作品,往往有文人的某种寄托,曼殊多感伤,用情亦专,所以小说写得让人心热。我们看那个时代的风气、社会心理,有时就不得不在文人的墨迹里驻足。骚客与狂士提供给人的想象与暗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3

  

晚清的狂士,身上多少带一点旧式文人的侠气,这种新旧参半的特点,陈独秀、苏曼殊都有一点。侠义之中,有苦味,有悲愤,这是自古亦然的。观陈独秀、苏曼殊的诗文,均喜引用旧典谈论已身,豪放之气诱人。细细品味,也有感伤的成分,所以侠气与哀情,有时是一对兄弟,如果看不到其间的隐忧,那大概是不得窥其全的。

陈独秀早年的诗中,就有才子与侠客的痕 迹。看他1909年写给苏曼殊的诗,就可嗅出内心的孤苦与豪放:

  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

苏曼殊也有几首旧诗,常被后人引用,其中《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就写得悲烈不已: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诗写得溅血、壮怀,很有风骨。不过看他写的小说,又会坠入别一氛围,有些缠缠绵绵,衷情万状。苏曼殊的小说以言情者为主,多写青年男女婚恋的不幸。作品直指悲剧的源头,对旧的礼教殊多嘲讽。他的《焚剑记》、《破簪记》以传奇笔法,勾勒世道人心,比先前的才子佳人小说,多了一种讽世意识。曼殊乃多情善感之人,对人间苦难颇为敏感,每每下笔泪水涟涟。小说情节并不复杂,然而有仗剑归去,佳人难得的孤愤,这情调,甚得陈独秀等人的赏识。陈氏在《为苏曼殊<破簪记>作后叙》中写道:

余恒觉人间世,凡一事发生,无论善恶,必有其发生之理由;况为数见不鲜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无论善恶,均不当谓其不应该发生也。食色性也,况夫终身配偶,笃爱之情耶?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而此则其最痛切者。古今中外之说部,多为此而说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绛纱记》,秋桐造《双枰记》,都是说明此义,余皆叙之。今曼殊造《破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耶?

相当长的时间,陈氏一直觉得曼殊的小说颇可一阅,对国人大有价值。待到鲁迅出现,新风吹来,他的看法便有所变化,对鲁夫子的癫狂与笑傲群雄之举,很是惊异吧?坦率地说,苏曼殊只是个抒情诗人,还像个少男,跳不出个人恩怨与情感的圈子。文章固然精秀善雅,也不过侠客与佳人的旧梦新唱,与现代人的情怀还有差别。鲁迅作品的规模与气象,都非前人可比。倘将《呐喊》诸篇与曼殊全集对比,优劣立判,明暗顿出。鲁迅写人写事,不拘于儿女情长,内中多伟岸之气。他写婚恋之不幸,穷人之落魄,故事隐曲之外还多哲人之思。那情感百折千回,直抵上苍,有幽玄之美。所以五四之后,鲁迅谈到苏曼殊,对他写《寄弹筝人》一类的诗,就不以为然,觉得远不及其译介拜伦时那么可爱。

鲁迅在文章上的修养,远在陈独秀、苏曼殊之上,这是大家公认的。陈氏诗文豪情万丈,但止于此岸;苏氏柔情万种,毕竟是才子式的低徊;鲁迅却天马行空,走在生死之界,上究苍穹,下诘阴域,横扫人世,走得比二人都远。直到晚年,回忆起留日时的生活,对大的破坏与大的变革,依怀旧情,年轻时代的气韵还久绕心头。陈独秀等人的放荡不羁是外露于世的,鲁迅则在内心深处,有超迈之气,文章要比别人走得更远,绝无旧才子式的缠绵。你看《狂人日记》、《长明灯》哪有文人的酸腐气?小说里的鬼气与阳气交织一处,凛凛然冲荡于世间,读了不禁毛骨悚然,仿佛被抽打了一般。他的杂文犀利、尖刻、明快,有人讥之为有“刀笔吏”之风,不是夸大之词。但那也是只看到了一面。其实鲁迅的文章,酸甜苦辣之外,亦有自我戕害、抉心自食的地方。这后者残酷而奔放,为千百年间所罕有。毛泽东当年在最困顿之时读到了鲁迅的文字,曾暗自叫绝,以为是难及之人。那时毛氏还是个被压迫的人,忽在鲁迅身上看到了奇气。自己想要说或未曾说出的话,鲁迅大抵都说过了。以毛泽东的性格,天底下可看上的人物殊少,唯对鲁迅说了一大堆好话。对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毛氏只是在一个阶段引为同道,后来就弃之一旁了。鲁迅却是个例外,几乎一直陪伴着他。思想的深处是有某些呼应之处的,乃至对其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这个现象很值得玩味,在现代史上颇为独特。文人大多喜读鲁迅文章,乃是从中悟出反叛奴性的朗然之气。那志不拘检的阳刚之美,映出了同代文人的弱处。今人欲达此等境地,大约是难而又难的。

  

  4  

影响鲁迅较大的前辈学人,是章太炎。1907年,就是鲁迅与苏曼殊结识的那一年,陈独秀也与章太炎有过接触,还与章氏一同加入了亚洲亲和会。鲁迅与章太炎是师生关系,曾随章氏学习文字学。而陈氏则是章太炎的客人,并无深交。章太炎在世的时候,鲁迅对他很客气,亦无谈论的文章。而陈独秀则快言快语,对其爱憎参半,爱其学识之深,斗士风骨,又憎其混迹名流之间,未保晚节云云。不管鲁迅、陈独秀对章氏的看法如何,以狂士闻名的前辈章太炎,多少感化过五四这一代人。若谈精神谱系的延续,是要看到彼此的联系的。

关于鲁迅随章太炎读书的前后经历,后人多有描述。鲁迅自己却写得不多。看他前期的文章,尤其是那些古奥的译文,就分明留下了章太炎的影子。章太炎长鲁迅十三岁,名炳麟,字枚叔,生于浙江余杭。黄侃称其“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鲁迅随章氏读书,学问上大有收益,懂得了文字学的堂奥。晚年欲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大概与早期的训练有关。不过,后来回忆章太炎的一生,看重的却是狂士之风,以为那才是先生的魅力所在。章太炎在学问上的高深,世人是公认的,但他的狂狷、傲世,尤给人以深的印象。他的弟子中有此特征者甚多。黄侃的倔强,钱玄同的雄辩,曹聚仁的独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鲁迅身上峻急的一面,和其师也有吻合的地方。或说,老师的气节,多少感染了弟子们。那是时代的风气:康梁多狂语,章氏喜厉言。邹容以身殉道,秋瑾血溅刑场。而诸人之中,章氏的形影,让鲁迅久久不忘,印象是抹不去的。鲁迅和章门弟子相遇时,偶谈章太炎,口气颇为尊重。当然其中少不了先生的佚事。学生中喜谈老师的学问者多,自然也免不了谈那些桀骜不驯的往事。比如怎样的骂人,自称为疯子;怎样的临危不惧,置生死于脑后;怎样衣食无序,孤行已意。曹聚仁和鲁迅谈天时,大概涉及于此。看二人的通信,可以证明此点。曹聚仁1934年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到了老师的 “疯”,很有意味: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札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 侍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

鲁迅和曹聚仁毕竟有些区别,他谈章太炎,非文史小品的心态,倒是有一点形而上的倾向,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鲁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

一九0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章太炎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已达到别的学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许多执掌北大教席,对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普及,推力很大。到了三十年代,章氏以讲学为生,门徒甚众,学生每每以沾到老师之光为耀,遂变成了一种学术偶像。平心而言,章太炎的学问阔大而幽深,后来得其真谛者不多。鲁迅向来不喜欢以弟子自居自夸自誉,对学界蛀虫常常嗤之以鼻。他的赞赏章氏,有另样的眼光,就与周作人、钱玄同大大不同了。鲁迅以为,师徒之间不必以旧礼相处。师若荒谬,不妨叛之。所以看鲁夫子的言和行,倒仿佛真的得到了老师的某些遗风。比如傲世独立,依自不依它,等等。章门弟子中与老师最近者,反而愈远,精神相通的寥寥。鲁迅与章太炎后来的接触几乎中断,但细细打量他们的“孤”与“傲”,“独”与“狂”,却蕴着现代史的诗魂。思想者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并非相容的。

但章太炎的风骨在章门弟子之外,有另类的看法。陈独秀就不像黄侃、钱玄同那样对其恭恭敬敬。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记述了陈氏对太炎先生的看法,文章说:

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他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他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是一个文人无行的典型。

章太炎本已够放荡不羁,陈独秀比他还要过之,已经是出言不逊了。这一篇回忆录的真伪已难考订,但至少说明陈独秀看人的目光,犀利尖刻,是狂人中的狂人。章太炎在学术上大气磅礴,非他人可比。生活中亦未闻有上述的陋习。是否是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不过,谈到鲁迅,陈独秀就要客气得很,濮清泉又写道:

“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他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换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漫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传世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濮清泉的叙述是有误的,鲁迅并未在文章里骂过陈独秀,那焦大的说法,是安在新月派的头上的,与陈独秀并不相关。不过这一段文字也透出了一个信息,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同代人的印象和心绪。晚清的名人多多,行迹怪异者亦不可胜数。陈独秀一生骂的人物甚多,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不在其眼里。唯独鲁迅,让其心里折服,当看出其磊落胸襟。鲁夫子的峻急、飘逸并非轻易可以吹捧出来,其入其文旷世罕有,有惊天动地之概。陈独秀在内心中尊敬旧友,也可看出他的率真与深切。

  5  

其实细细说来,鲁迅与陈独秀的狂态,并不在一个精神层面。他们身上有六朝人的某些遗绪,这是一看即知的。还有一点晚明士大夫的“孤愤绝人”的气色,大概也不算妄断。不过鲁迅内心也有洋人的某些影子,且内化于其中。这使他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看陈独秀,无论从远从近,好像大致可以看明,没有什么隐曲的地方。但鲁迅不行,无论你如何打量,好似近而又远,远而弥近,难以理出头绪。鲁迅曾说自己有安德烈夫式的阴冷,大概是不错的。但又有一些尼采的精神,心绪里汹涌着非理性的暗流。陈独秀虽说也自称喜欢尼采,可他到底能读懂多少,很难说清。而鲁迅对这位德国哲人,却曾有过认真的研究。因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鲁迅对域外的反抗哲学颇为了解。而陈氏用于革命的时间过多,精神哲学驻足的也只是几年,思维由复杂趋于简单。所以同样是一名斗士,呈现的意象不同,给后人的感受,自然是有别的。

若说对尼采的理解,陈氏可说只得其形影,鲁迅却解其精髓,且又杂以新意。留学日本的时候,鲁迅便接触了尼采的著作,对这位“超人”的哲学颇有兴趣。他早期的文章,多次提及尼采(那时译为尼伻),并用其思想解释文化上的难题。后来他还译过一点尼采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对其精神的深,有持续的热情。日本的伊藤虎丸先生曾描述过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其看法很值一思,有参照的作用。伊藤认为:“鲁迅发现尼采所谓‘积极的人’,是能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具有主体性、能动性、政治性的人。‘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破恶声论》)。基于这个认识,鲁迅把最后的希望寄寓于少数人物的‘心声’‘内曜’之上,这就是他的‘个人主义’”。鲁迅的喜欢尼采,在后来的创作里渐渐呈现出来。比如常用诘问句,行文是诗化的;蔑称强权,出言有冲荡气韵。《文化编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都有尼采的影子。我以为尼采给鲁迅的深切影响是,发现了人可以超越本我,有着独立的精神。新人总将代替旧人,将旧俗远远地甩在后面。《文化编至论》深切地透出了个人的思想:

若夫尼特,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无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

鲁迅的藏书中关于尼采的著作存有多册。我有时看两个人的照片,不知怎么,觉得气质上有一点相近。都留着胡子,目光灼灼,忧郁,却又坚毅,目光后是深的海洋。鲁迅年轻时关注这位德国人,大概缘于“尊个性,张精神”的启发吧?天底下平庸之人,大多因了个性的消亡而沦为奴隶。所以根本的出路在于“立入”,“ 人立而后凡事举”。这个核心的思想,可以说是来自尼采的暗示,。鲁迅相当长的时间不与党派团体发生关系,没有自己的圈子,乃是恪守尼采式的箴言,不使自己沦入非我的精神樊篱。你看他早期的诗文,多么像尼采的独自。虽然格调不同,指向有别,但在境界上多有重叠之处。《新青年》时代,他的《随想录》里还肯定着尼采,并相信优秀的民族能够涌现出来。鲁迅的怀疑主义眼光里还迸射着进化论与“超人”的渴望,在同一篇文章里可以体味出他复杂的意识。尤其是以被压迫民族的一员所发出的吼叫,是动人心魄的。他不像后来的陈独秀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奴隶,而鲁迅则一直到死,认为自己还受奴隶总管的辖制,身上还有曾做过奴隶的旧迹。所以他对尼采的接受,不像书斋里的学人那么平直,内心一直滴着血。尼采的精神闪光,是切入到他的肉体里的。北京生活的末期,他和陈西滢的笔战,和章士钊的交锋,就有着尼采的印迹。诗与哲学的内蕴,一直交织其中。他在此时期写下的《野草》,在意绪上分明有了《查拉图斯特拉》的韵致,以绝望的心反抗绝望,和以自信的心拒绝绝望是不一样的。如若细想一下,陈独秀显然属于后者。他的经验里排斥了自身的苦难,或者说把凡人的忧患,凄楚驱赶到了身外。而尼采与鲁迅,却将智慧建立在对苦难的咀嚼中,他们的文本所以有人本的诱力,我想或许与此有关。陈独秀和这个传统的陌生,是自然的。虽然他承认也喜欢尼采。

在和友人的谈话里,陈独秀坦言,对中国古代哲学有些研究,但对西洋哲学却是个门外汉。显然,他尚无力对西方文明史做一个系统的浏览和整理。而这些,鲁迅与周作人在青年时候已认真做过了一些。鲁迅的一生,基本的人文思路在1907年左右已经确立。陈独秀到三十年代还在修正自己,变的东西较多。即以尼采话题为例,他就说出了自己的感情变化:

讲到尼采,陈独秀说,我以前道听途说,以为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但现在我看了他的代表作《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知道他是批判万恶社会的哲人。我问他,尼采不是主张超人哲学吗?世界上哪来超人呢?他说。正因为世上没有超人,所以他要把人提高到超人的地步。他认为德国社会上层人物是一群动物,蠢猪、笨驴。他骂大学教授学驴叫,新闻记者是骗子,当局是强盗,官吏是盗贼……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力声讨,哪里有帝国主义代言人的气味呢?德国政府把他关进疯人院,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同上)

天底下有傲骨的人,一旦与尼采相遇,便会有知音之感。接受别人的思想,每个人的背景不同,角度有异,形成的思路或许亦有出入,但在不与流俗为伍这一点上,大概没有什么冲突,同样是欣赏尼采,鲁迅呈现了思想上的痛与肉体上的痛。而陈独秀,在肉体上的痛要略高于精神上的痛。读他们的书,觉得鲁迅的源头似乎从古希腊和古中国来,有着精神上的承沿。他的文字背后拖着历史的巨影,人间的血色溅射其间。陈独秀倒像王充、李贽一样,深刻与单纯都一览无余。加之域外一些个性主义思潮介入,已不仅仅是绿林豪气了。陈独秀大讲东西方文明差异,力推民主与科学思想,但在我眼里,绿林豪气要多于尼采之气。鲁迅曾说自己中些庄周、韩非的毒,陈独秀想必也有一些。可是深入地一想,尼采等西方斗士的遗产与庄周、韩非的遗产的相撞,大概才有了五四狂狷文人的耀眼景观。要不人们为何念念不忘于此呢?这个现象十分复杂,不好点透。倘有好奇心者认真探究,说不定会引起新的话题,那已不是笔者可以胜任了。

 6  

但五四那代人的狂,也有点魏晋遗风的。魏晋名士的“清谈”、“捷悟”、“任诞”乃人的意识的自觉,到了现代被重新发现,有了新的特点。嵇康之后,有此特征者大抵有相似的一面,精神哲学是一致的吧,康以后的士大夫,咏叹魏晋风骨的偶可见到,人们从前人的狂狷里,看到了人生的通脱之可贵。直到晚清,嵇康式的人物渐多,魏晋名士的话题也成了一时的风景。若有人认真梳理,那是很有意思的。

鲁迅生前有一篇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写得惊世骇俗,有人说他是魏晋名士的知己,不是过誉之论,他校勘《嵇康集》,跨度二十三年,抄校十余次,用力甚勤。刘半农就在他身上,看到了古老的幽灵,以为多少受到了嵇康的暗示。鲁迅的幽默、悲愤与峻急,是有一点古风的,说其有魏晋风骨也是对的,先生的谈阮籍诸人,多是受到了现实环境的影响,如果不是经历了国民党的清党的刺激,也许不会把目光那么深地盯到司马氏的统治网中。他也恰恰从此悟到了读书人的无奈。在看似潇洒、奇异的狂士身上,是有着大的哀凉和悖论的。鲁迅说道:

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志。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这一段话说得实在是好。我由此而想到鲁迅的同代人如章太炎、吴稚晖、钱玄同等,似乎也有一种悖论。虽说不上同于阮籍、嵇康,但内在的冲突,不能自我圆通,大约是一致的。

像吴稚晖这样的人,狂放与怪异是不亚于古人的。有学者写文章,就把他比成魏晋名士的再生。吴稚晖一生明暗参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看他的言行,有时确让人联想起《世说新语》里的片断,有的甚至是刘义庆文本的翻版。二十年代,章士钊反对白话文,提倡读经救国,吴稚晖本与他是老友,见其迂行便撰文讥之。那一篇文章题为《友丧》,笔法颇有韵致,以讣闻的形式,对章士钊在前后《甲寅》期间的变异大加反讽,像悼词一般有趣:

不友吴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敝友学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痛于后甲寅,无疾而终。不友等亲视含殓,遵古心丧,惭愧昏迷,不便多说,哀此讣闻。

“前甲寅”指章士钊民国初时办的《甲寅》杂志,颇有生气,多反清排满的豪气;“后甲寅”指二十年代章士钊所办《甲寅》周刊,调子已不复旧时之音,大有遗老之态了。吴稚晖为友人写丧文,章士钊看了不知作何感想,想必是觉得受到了奚落的。吴稚晖对友人喜以嬉戏笔法,对论敌则不免有一点恶毒,诙谐之外含有贬损。陈独秀去世,吴氏就敌意地写了一幅挽联:

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

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

吴稚晖本来自称不做官,不做议员的,后来却成了国民党的要员、高参,真真是复杂的人物。与他同代还有另一些人,不入台阁,喜聚书斋,言行举止亦有放荡之处。看人看事有双亮眼,凡夫俗子就不在眼下了。和周氏兄弟、陈独秀关系很好的钱玄同,就向好高论,谈吐如入无人之地,连陈独秀都觉其出语颇左,过于激愤了。可大家却很接受他,并以其怪诞为美,相知甚深。周作人回忆说:

玄同善于谈天,也喜欢谈天,常说上课很困倦了,下来与朋友们闲谈,便又精神振作起来,一直谈上几个钟头,不复知疲倦。其谈话庄谐杂出,用自造新典故,说转变话,或开小玩笑,说者听者皆不禁发笑,但生疏的人往往不能索解。这种做法在尺牍中尤甚,搁置日久重复取阅,有时亦不免有费解处,因新典故与新名词暂时不用,也就不容易记起来了。

玄同的怪异在常人有时不可理喻,可在周作人眼里却是难得的人物。搞一点游戏文字,和周围的人开开玩笑,总比泛道德化的文字有趣。在枯燥的环境里,唯亵慢的人生态度有一点人性的光泽,不至于被同化于正襟危坐的形态里。周作人自己不太幽默,偏偏赏识东歪西倒的人。自章太炎至钱玄同,都有疯人气,放浪形骸又不失真人本色,仿佛《世说新语》的现代版,其间起承转合,是大含人间精义的。

读着民国文人的著作,你有时不禁发出笑声。在凄苦的生活里,文入学者每每以醉态笑看江湖,其状与魏晋风度何其相近,即使像周作人这样的平和态度写作的人,文风亦见刀影,隐含着戾气。周氏经常称引古人的一句话:“为人先须谨厚,文章且须放荡。”如果只看周氏温和的文章外表,不解其内在的隐含,那会误读这位人物的。他的晚年万念俱灰,在背着“汉奸”的罪名的日子,苦译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录,用意非同寻常。路吉阿诺斯是真正意义上的狂士。他骂名人,诋贵族,嘲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怀疑主义与雄辩气洋溢其间,后来德国的尼采,是沿着这条古希腊文明的道路前行的。周作人一生以雅士的面目诱世,内心却有“流氓气 ”,与古今中外的狂士为伍。王充、李贽、俞理初的高傲气,一直是他崇尚的,并说这三人是中国历史长夜的三盏明灯。即便是晚年潦倒,陷入苦海,内心依偎的,仍是路吉阿诺斯那种独往独来的辩士。此类遗风久被学林,而唯五四学人尤烈,遥望历史,今人是要深感惭愧的。

古人每言及“竹林七贤”,神往之色浓浓,那原因是自己的身边鲜有此类的人物吧。鲁迅那一代人可就不同了,他周围有趣的人物是那么多,留下的故事一时难以说尽。在纲纪毁坏、旧屋欲倾的时代,文人的表演每每与古人反对,所谓除旧布新、乱世出英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狂人之中有真伪之分,高下之别。鲁迅就不喜欢钱玄同,章太炎抨击过吴稚晖,陈独秀与黄侃有隙等等。凡此种种,让入窥见了通脱之人又多不通脱的一面。中国的士风到了现代,是一次巨变。各路豪杰也涌现于此时。但后来天下归一,此类人物渐被瑯去,很有“广林散绝矣”之叹。现在的青年也偶有模仿狂士者,但不知为何,总是不像,有点流氓态了。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进化与退化,有时和时光的流逝是无关的。

进入 孙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鲁迅   陈独秀   苏曼殊   孙郁   吴稚晖   章太炎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7397.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