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鲁迅:在金石、考古之趣的背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9 次 更新时间:2018-12-09 23: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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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与史学界的疑古派不同,鲁迅除了关注文献考据,更留意的是历史资料深处的人文性。他从金石之趣中提炼出现代艺术的底色,又从域外考古学成果中建立起多维的思维结构,以文学家的特殊视角,纠正了现代学人的认知偏执,多向性思维代替了历史发现过程的惊讶、欣然和满足。这些成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暗功夫”的一部分。

   关 键 词:鲁迅  学匪派  金石学  考古学

  

   一般说来,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考古活动始于1926年,此前关于考古学的思考多在书斋之中,对于域外的考古学还处于学习阶段。鲁迅对于这门新兴的学问是十分看重的,在教育部期间搜集了诸多考古学资料,对于日本、德国的相关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因了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选择,他的理念和西洋考古学者在对中国古文化的判断上颇多相左之处。而中国文人与考古学的关系中形成的遗老气,也引起鲁迅的警觉。这就产生了一种多重的话语盘绕,一是对于域外考古学的科学性的关注,肯定那些研究的拓展性的思路,二是对于某些中国学人借考古热而复古的批判。另一方面,在史学界疑古派兴起的时候,并不以疑古派的是非为是非,史学界借助考古学的科学理念而忽略人文性的幼稚病,是被其多次诟病的。直到30年代,鲁迅与史学界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折射出新文化建设者各自思路的复杂性。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鲁迅在公开言论里对于疑古派有一种不满的声音,而自己藏书和学术研究则借鉴了同代人许多研究成果。他对于史学队伍里的人的微词,与新生的考古学无关,而是不满于那些论述中的某些匆忙的判断。对于罗振玉、顾颉刚的某些言行,他看出旧文人的积习。而对于徐旭生、李济等人的劳作,则有另一种眼光。他其实很欣赏以新的方法考证古人的生活,了解文化的逻辑延伸过程。只有看到这两面的存在,我们对于鲁迅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关系才会形成一种立体的感觉。

   鲁迅眼里的考古学边界很广,既有传统的石刻整理、版本研究的因素,也含有受域外影响的田野调查的内容,其概念类似于今天的文化遗产研究。他自幼涉猎金石,青年时代开始搜集整理乡邦文献,所藏历代碑碣、造像、墓志等拓本5100多种、6000余张①。1912年以后,他尤其留意新的出土文献,对于王国维、罗振玉的学术著作颇多兴趣。后来他周围的朋友对于新史料挖掘有不少的贡献,陈师曾、胡适都与考古学活动有所互动。鲁迅自己的研究停留在文学与艺术层面,尚无历史学研究的冲动,即便进入这个领域,自娱自乐的成分也可窥见一二。在致许寿裳的信中称自己的金石之趣有点游戏之味,“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②。这些爱好藏于知识结构的深处,一般人读他的文字,不太易见到此点。

   当他偶尔介入出土文物的搜藏整理的时候,其看法与同代人往往不同。那时候顾颉刚的史学研究影响很大,鲁迅的研究不过枝节性的存在,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以为自己的研究不能够算是正宗的考古,故认为自己属于“学匪派”的思考。“学匪”是“现代评论派”一些人对鲁迅、周作人这些《语丝》同人的微词,周作人曾欣然接受这个称号,以有别于绅士阶层。鲁迅属于这一派的一员,故有自嘲的意味③。这种态度有一种叙述的策略,但背后的苦衷也非常人明了。那时候他与“现代评论派”多有冲突,而对手多为疑古派学术研究的支持者。鲁迅认为他与那些学者并非同路之人,故不愿意用相似的思路讨论历史问题。而疑古派的主观主义研究脱离实物的印证,都是他不满意的地方。在他看来,中国史学界如果不能从实物出发讨论问题,总还是可疑的时候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章里时常以讥讽的口吻面对史学界的得意之人,以自己的学识和那些文人雅士开一点玩笑。这符合鲁迅的一贯风格,也看出其尼采式的智慧。1933年发表《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一文,显示出他迥异于学界的另一种思路。此文所用资料多为出土文献,但论证却带文学家的戏谑和幽默,求真之外,有讽刺与感怀,诗意和史德的因素涌动于字里行间,与钱玄同、顾颉刚讨论历史问题的话语不同,文章带有浓厚的人文兴趣。比如谈及女子缠足的历史究竟有多久,人们看法不一,鲁迅从唐代绘画,和晋唐古坟里发掘出的泥人判断女子缠足是唐以后的事情,不过,他在论述此话题时也小心翼翼,举例说汉代就存在“利犀”,尖脚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女子缠足是一个极端的现象,但儒家的文化不是反对极端的行为么?鲁迅由此感到孔子提倡中庸,其实是“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④。文章谈及孔子,非从史学层面宏大的叙事,而是从字里行间窥见言语背后复杂的存在,倘只从字面上理解古人,可能大谬的地方甚多,这里的知人论世的才华便显现出来。鲁迅在文章里感叹人们知今不知古,那是对于风俗、地理、气候不太了解的缘故。文章说孔子有胃病,乃阅读古书的新解,属于主观的印象,未必科学。笔触行至此,本应结束此文,鲁迅笔锋一转,遂道:“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⑤所以,在考证古人生活的时候,大胆的假设与求证固然重要,也应对自己的思路保持警惕,必须意识到方法的有限性。他以当时的几个社会现象为例,指出随便的推测也是危险的。这种极为清醒的陈述,也消解了自己的某些的前定的语义。

   鲁迅对于自己的考证与论述的自嘲性的表述,也有杂文家的幽默于此。“‘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⑥这里与一般史学家境界不同,和域外的考古学家的趣味亦远,借助考古的概念对历史文化进行另类的思考,其艺术家的感觉和思想家的情怀也自然渗透出来。他在文中不屑于以考古学家的姿态谈古论今,因为考古者多以物为中心,借物而说史。鲁迅则以人的生命感觉叙述以往的陈迹,脚、头发、胃,且多牵涉肉身的痛感。30年代的史学家讲概念与史料者多,背后的人的生命意识难有提及。鲁迅也关心那些史学研究的内涵,但内心萦绕的却是生命价值。所谓“学匪派考古学”,即一种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野性思考,其中包括史学与诗学的多种元素。在星星点点的历史旧迹里窥见人的命运,这是文学家的鲁迅最关心的话题所在。

   留意鲁迅文章的深层隐含可以知道,他所以一再强调自己的文章是“学匪派考古学”,其实也包含着对于顾颉刚等人历史考证的讥讽。那时候疑古派的史学研究风头正劲,顾颉刚推崇胡适的考据理念,以为是史学的方向。鲁迅则感到坚持考据的传统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在于过于琐碎,而观点往往滑入可笑的愚见之中。小说《理水》对于文化山上的各种学者的嘲讽,就带着鲁迅自己所说的那种的“匪气”,将那些学问家无关痛痒的学问贬低为无聊之物。作品对于顾颉刚等人关于大禹是一个虫的考据,不以为然,且用乡下小人物的亲历感受,揶揄了大禹并不存在的观点。小人物与“学匪”,在文化山的学人眼里不过可笑的群落,但他们却道出存在的隐秘。王瑶先生在《鲁迅关于考据的意见》一文里认为,顾颉刚受到鲁迅的抨击,原因是“一些琐碎的不切实际的考据文字”⑦。“不切实际”,乃主观意愿的一种,故在受考古学影响的疑古派那里出现,实在与现代人的认知逻辑相悖。所以鲁迅说:“但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⑧顾颉刚固然想打破旧理念,延续胡适的某些思想,但一些结论流于主观臆断,则为鲁迅所难以接受。他在作品里嘲弄胡适周围的学人,细想起来,并非没有道理。

   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对于域外考古学家与中国文人的所谓互动亦有警觉,那些帮助考古人的所谓“高人”,在鲁迅看来不过牟利的一族。“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爱国之士,略作考据,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而外国人所得的古董,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即不然,归安陆士的皕宋,潍县陈氏的十钟,其子孙尚能世守否?”⑨这里牵涉到某些价值判断的问题,外国人对于文化判断带有距离感,而帝国主义心态又使一些人的文化观成为国内保守主义的温床。鲁迅对于考古风潮下的新式史学的偏执性表达,有一种清醒的判断,古代史考证者倘不能以共时的存在求证历时过程,对于重新认识历史有多大的作用还是一个疑问。五四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的意识而产生的保存国粹的思想,一直在鲁迅的批评范围之内。而后来疑古派学者们对于历史存在的相对化的解释,遗漏了民族遗产的精神象征性的遗存,也是考古风潮下的一种错位。而在30年代以后,他对于新学人的史学研究与艺术研究的批评超过了对于遗老派的讽刺。究其原因,可能以为在知识界警惕新思潮下的精神的暗区,对于新文化的建设而言,乃是更为迫切的任务吧。

   但是鲁迅内心对于旧的遗产研究有自己的主见,所花费的功夫亦不算少。他搜藏了大量古砖、瓦当、钟鼎、铜镜等拓片,在整个旧的文物拓片收藏中,最为重视的大概是汉代造像。所藏拓片主要是1903年之后,首先进入其视野的是山东武梁祠汉代画像;30年代后,重点在河南南阳汉代造像。这些造像风格不一,但折射的内蕴极为丰富,史学、文学、民俗学的元素交织在一起,给读书界带来相当大的辐射力。汉画像给鲁迅的惊异成分很多,主要是其刚健质朴让他顿生幽情,还有飘逸中浪漫的想象。从所藏拓片种类看,有战争场景,有宴饮之乐,有动物神影,有历史人物。据阿城的研究,汉代造像的谣俗意味,和汉高祖对家乡艺术的提倡有关,因为高祖乃平民出身,与贵族文化隔膜,其欣赏艺术的目光,连带出乡俗的要义⑩。这种风气,在社会一旦辐射,便有了奇异的效果。无意中留下了彼时的社会形态与心理形态,对于认识历史与文化都有意义。

   这些也影响了他对于汉代文学的判断,以为彼此有相连的部分。如,画像中“力之美”(11),与汉赋中的酣畅、奇崛之势可做对应;南阳遗物中灵动的情思,似乎也可以印证《楚辞》里的妙处。鲁迅对于楚声别有趣味,在画像间依稀能够看到旋律的踪迹。他在《汉文学史纲要》言及楚国文学,这样写道:

   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项籍困于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楚声也。高祖既定天下,因征黥布过沛,置酒沛宫,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自击筑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亦楚声也。(12)

   鲁迅眼里的楚声,凄楚之调有之,狂放之音亦多。即便是绝望之曲,也有恢弘之力含之,显示了彼时一种精神信念。这些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风气,画像石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天地之气,也暗示了几分这样的氛围。

   楚声的感人因素令人遐想,其中最迷人的大概是气韵。鲁迅将此视为闳放之美。《看镜有感》说: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剑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13)

   这个看法与章太炎有些相近,对于思想、艺术的饱满感、爽朗感,赞誉有加。汉代遗存给后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诗学的价值,文字学的意义也不可忽略。章太炎说,“明清间治小学者,初亦由金石入手”(14),此种思路鲁迅是赞成的,他借助那些石刻、砖文,对于字体变迁的了解,都很透彻。只是这个工作未能完成,显得十分可惜。

汉代碑刻,也是透视古代艺术的遗存,鲁迅对此多有兴趣,那些佳作与画像、瓦当、砖文都构成了古代的风景。舒展自如、疏密得体的表达,也令鲁迅销魂不已。他对于书法的理解,多取之于汉魏碑刻,稍稍留意,则有快慰焉。鲁迅的字体,金石气一看即知,那些也是钞碑的熏染,高远的韵致,散淡的笔意,没有古人的暗示,断不能仿佛一二。研究碑拓、石刻时,他手头的参考资料就有《金石萃编》《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隶释》《两浙金石志》《百一楼金石丛书》《亿年堂金石录》《函青阁金石记》《两汉金石记》等(1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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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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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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