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进入“鲁迅世界最为本然之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49 次 更新时间:2023-08-17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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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 (进入专栏)  

有一段时间,人们对于鲁迅的理解,还仅仅放在公共语境里进行,不太注意其私人话语的意象所指。或者说,公与私的界限是朦胧的。理解鲁迅的难度,是话语带有界定性,分不清这种界定,意思可能就走向反面。记得四十多年前,王得后先生出版的《〈两地书〉研究》,就沉潜在博物馆的史料里,从手稿里摸索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理解方式发生了一丝变化。这本书以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为基础,发现了别人很少注意的缝隙。我还记得初读它时的感觉,在正襟危坐的气候里,忽然有异样的光泽过来,调子有些不同了。

鲁迅之于后来的国人,牵扯着文化神经里敏感的部分,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带着个体超时代的精神内力。认识他,倘没有对立的和回转的视角, 其难度可想而知。王得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绕过习惯的思维逻辑,放弃大词的使用,以文本为出发点,提出鲁迅存在一个人本的立场,即“立人”的思想,这对于后来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我们几代人都在这个思路里。这“立人”的思想,是从鲁迅内部世界出发,考察思想者的一个心得。许多域外思想与本土话题都沉积在这里,构成互为透视的关系,公共语境和私人语境不同的隐含交织着,单一逻辑似乎无法对应其形态了。

正是考虑了这样的复杂性,王得后所悟之境就不是唯道德主义的,思考的焦点直指存在的本然。那便是:“人的第一大问题是生死,其次是温饱,再其次是男女关系。而人类又只能群居才得以生存,一切困境,由此滋生,由此蔓延。”理解孔子如此,感受鲁迅亦复如斯。只有阅读《两地书》,才看出鲁迅世界最为本然之所,如何看世,怎样对己,在不测的世间对付着各种潮流,保持自己的定力。他内心最为本色的部分和最为柔软的部分,于此都可感到。而智慧的光泽照例与其文学作品一般,有着罕有的内力。

好奇于鲁迅作品的人,常常会问,为什么他有如此的气质和风骨?这大约和自己的生命记忆有关吧。他的早年婚姻,是一个悲剧,母亲包办的结果,便是一个苦果,也只能吞下。许多文献记载了他对于无爱的家庭的态度,这些影响了他的生活状态也是自然的。当许广平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才发生了变化,这直接扭转了他后来的生活之路。他们由初识到交往,由师生之情到爱人关系,其实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沉重与苦楚之影依稀可辨。那些对话,带着丰富的内蕴,是极为特殊的文本。我们知道,鲁迅自己编辑出版的《 两地书》,其实是有所增删的。但那并非私人的甜言,却多的是人生感叹。顺着其间的蛛丝马迹,看出两人对于读者和社会的态度。在私人文本进入公共空间的时候,什么该保留,什么是要隐藏起来的,也看得出他们的为人之道的边界。

我们在鲁迅杂文里看到作者之影,是坚毅与决然的时候居多,但看他与许广平的通信,则感到其世界犹疑、悲悯和自我否定的情感的浓烈。王得后发现了这是研究其思想不能不面对的地方,许多在文学作品里没有的思想片段在此一一显露。那时候鲁迅手稿还没有公开,利用鲁迅博物馆原始资料和鲁迅墨宝,细心对校,有发现的欣慰,也多意外的所得。有许多空间没有被研究者注意,时代语境偏离了远去岁月里的遗痕。不仅同时代人理解鲁迅不易,后代人要走进他,亦有重重障碍。王得后从众多人的文字中感到了世间对于先贤的误读之深,要回到问题的原点中去,从最为基本的事实出发,考察人的心绪的变化。《〈两地书〉研究》在多方面显示了良好的风范,乃至成为研究鲁迅自我意识的标本之一。

从文本的变化看鲁迅的婚恋心理,推及精神的内质,是王得后这本著作的特色。经历了早期的婚姻,鲁迅对于自己是一度悲观的。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那篇《随感录四十》,就深叹于无爱的婚恋的残酷。当许广平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开始并没有勇气接受那巨大的暖流。但在渐渐交流中,彼此都感到内心呼应的地方殊多,不久已经可以进入深层的讨论了。王得后在原始稿件和发表的文字的对比中,看到了两人的情感的微妙变化,诚与真的词语,还有着智性的东西。鲁迅处理个人情感的方式,令人肃然的地方殊多。怎样地相濡以沫,如何讨论“牺牲”的话题,都触目可见。读这些文本,没有嗅到流行的意味,那些书信和旧式读书人的感觉也是有别的,既看到了鲁迅的敏感,也指出那含蓄、委婉、朴素的风格的价值,“好用欲亲反疏的曲笔”,多了表述的趣味。这需要慢慢品味才能感受到。在家庭问题上,鲁迅被新旧道德所吸引,妥协的一面也是有的,由其有限性出发,而非圣人的角度阐释对象世界,所得的结论也自然是不同的。

在鲁迅那里,个人情感是与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交织在一起的。这让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观点,人是社会的动物,一旦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生命便被退到动物的层面。古今的社会,大约都是如此。所以,鲁迅在讨论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与情感问题时,背后都有长长的影子,历史的与时代的印记都可在此找到。在较为私人化的空间里,对于社会问题的描述反而更为真切,由此也可以感到那精神的深。当编辑《两地书》的时候,鲁迅也意识到自己所说的东西,未尝不是在文学作品里要表达的部分,只是倾听的对象有别罢了。翻阅他给许广平的诸多信件,就可以发现其内心鲜为人知的一面;也可以解释其杂文激烈的地方,其实也是最有爱意的表达。不懂此点,那是难以走进其世界的。

《两地书》闪动的思想,当可看成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或可以注释鲁迅文本里深藏的思想。看他在《新青年》《语丝》上的文章,对于旧道德的批判,是带着痛感的低吟,有时候也夹杂著某些“抉心自食”之态。旧式生活,造成了无数无爱的婚姻,在女子方面,也多无辜,而觉醒了的青年寻自己自由的路,也常常有大的代价。以清教徒的办法处理这个难题,乃大的不幸,人总要有自己的路径才是。我们看他的一些杂感和小说,每每涉及两性的爱,都拖着长长的历史之影,倘不是己身之苦的存在,自然不会有类似的感受的。而他在思考伦理与道德的时候,都非从外在概念出发,一部分来自自己的一些经验。有时候也可感到,他是带着肉身的痛感而面对人间的是非曲直的。当我们从流行的观念把握那些文本的时候,往往走到了对象世界的另一边,反而越发难见其意了。

人的生命之路,关联着思想与存在的诸多难题。鲁迅在己身中,意识到社会以及历史里的复杂之思,对于社会的许多看法,是从自我的生命体验里形成的。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都折射于此。所以,在爱情的对话里,没有那些卿卿我我的表达,而多是一种切实而无伪的谈吐。书信中透露的是对于生活的极为丰富的认识,至今阅读,亦幽思诱人。在道德观上,鲁迅认为:“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因了这样的基础,不论在后来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中,精神都是有一种定力的。看似偏颇的文字,其实有大爱精神。王得后一再感叹,在鲁迅的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中,人性的美质从来没有消失过。在为私与为公方面,有一个本色的东西在延伸着。不过,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时候,鲁迅的精神表达并非私人对话那么平和,激愤的调子反而更多。用他自己的话说,“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在精神放达、飘动的时候,初始的逻辑是不变的。不然可能被文章的表象所惑。优秀的思想家绝不是在流行的模式里陈述人间是非,而是有着深的精神内省与突奔。在词语微妙变化中看世界观与审美观的原色,是十分重要的。

从词语改动中看修辞的策略,是走进鲁迅的办法之一。流传中的鲁迅的样子看似狂狷,而发表的文章,也是顾及社会效果的。第一封信中,许广平的话很锐利,毫不掩饰对于时局与学界的看法,用词也比较生猛。她将教育界佞人说成“猪仔行径”,发表时删掉了。鲁迅以为文字要有分寸,不可过于猛烈。王得后说这是鲁迅“壕堑战”理念的折射,这是对的。第五封信中,原稿“现在固然讲不到黄金世界”后加上“却也已经有许多人们以为是好世界了”。此句改得更有逻辑性,是对于麻木于现状的人们的一种批评,阅读此处,能够发现表达的周密,而现实情怀渗透于纸面。第四十七封信,原稿“右派”改为“旧派”,“右倾”改为“顽固”, 王得后以为是鉴于国民党已经背叛了自己,词语的含义就不同了。旧文新刊,与环境的对话性也是必要的。第五十七封书信中,提及“研究系”的地方,后来出版时都删掉了,主要是考虑环境有所变化,便以“现代评论派”代之。王得后的解释是:“显然是在文网极密的时候为了隐去政治色彩的做法。”从这类改动里,有时空变化中的表达位移,也多社会责任的一种。其中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热心,依稀可辨。

《两地书》是深入了解鲁迅私人语境的典型文本。鲁迅关爱人,并不强加什么己见,充分理解青年的心。许广平在第二十封信中说,有同学要介绍自己加入一个政治团体,虽然兴趣有所接近,但害怕自己被过多束缚。鲁迅的回答是:“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只有安那其是没有规则的,但在中国却有首领,实在稀奇。”书稿发表时,这一段被删掉了。而王得后感到,这里有鲁迅对于政党文化的态度,在二十年代的中国,进步的青年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鲁迅是别有看法的。由此可以生发出思想者鲁迅颇为主要的意识。他在杂文中所强调的诚与爱,其实也是做人标准。联想起他后来在“左联”中的表现,依然如此。多年前在爱人面前的真言,多年后也贯穿始终。人很容易在职业选择中迷失自己,在社会大潮里,保持自我个性与社会责任感的统一,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

从增删之处看出鲁迅对待自我的态度,也是《〈两地书〉研究》十分注意的部分。有一些话,因为涉及许多人际关系,成书时被删掉了。比如第六十六封信,鲁迅说“因为我不太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这是自我批评的话,说明在与他人出现矛盾的时候,自己也并非不知道一些自身的问题。第七十九封信,谈及“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对于内心的灰暗感是有所警觉的。原信与修改的文字对比后,发现界定更为清楚,表述是带有分寸的。王得后认为都涉及自我解剖,值得注意,并非没有道理。第一百零四封信则说到在厦大独来独往的样子,一方面认为“旧性似乎并不很改”,一方面还得意自己对于校方的搅乱。作者清楚,这种性格带有两面性。鲁迅既释放着忧愤之情,也意识到具有破坏性。这种悖反的情形,在自己是一种无奈。删去此类文字,也许觉得不要过于炫耀自己也未可知。《两地书》的对话,是深的、真的表露,鲁迅对于自己的问题的袒露,也惊人得可爱。在人间的难题里,重要的是寻找克服的方式,其间也有对于自身弱点的剖析。王得后在研究此书过程中,一再惊讶于鲁迅的坦诚,以至于感叹之音飘出,中国古代的许多先贤,何曾这样表述过内心的原态呢?

在《两地书》中,除了个人感情,还对教育、学术、政治文化多有涉猎。在梳理其间的观点时,王得后感慨那些论述的精神之深。比如言及大学的教育,就认为是适应环境的工具,且与人性的全与美,都有很大的差异。重要的在于“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但这不过还是理想的憧憬。“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将叛徒处死。”在“五四”过后,舆论界的复古之风很盛。比如“坚壁清野”主义,就是以“收起来”的方式,防止男女接触,所谓避免有碍风化之事。鲁迅以为殊为可笑。人的个性发展,做好性教育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之一。如果人人都成了呆相,那是十分可怜的。而他的主张学生做好事之徒,与流行的教育方式是有别的。看鲁迅与许广平间的通信,主要提倡的是个性精神,对于旧文明的攻击不遗余力。他们要在没有绿色的地方犁出春之生机,都是和环境格格不入的。而那种突围的方式,都是颇可借鉴的。

应当说,在众多书信里,虽说是十分私密的对话,而从中折射的社会性的话题,是那么丰富。王得后的许多论述,都是由近及远,从私到公,深深浸在那阔大的世界间。他对于鲁迅“心灵深处的政治意识”的把握,颇多感慨,是进入先生世界的重要入口。因为那时候彼此都在教育界,涉及学界的当然很多。从大量对话中,可以看到鲁迅与学界之关系,他对于“研究系”“现代评论派”都有警惕,批判的语气是重的。在北师大风潮中,国民党与“研究系”之间的斗爭是激烈的,知识人在那时候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但后来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立场发生变化,鲁迅与许广平受到的冲击亦可想而知。从他们的交流可以看到,鲁迅的确曾希望革命党人开拓一个新天地的,所以对于守旧的“研究系”颇多反感。而那时候的知识人,倘有良知,不能没有自己的现实态度。所以鲁迅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顾颉刚虽然声称不谈政治,但看他与胡适通信,也不无趋时之言,胡适不是想专心著述么,看他后来的文章,与政治纠葛也是深的。

钱理群曾将王得后视为自己的几个重要知己之一,他在点评《〈两地书〉研究》时说,作者不仅细读颇有功夫,关键是不断提出各种问题,在新时期为鲁迅研究开了好头。这是中肯的。许多研究鲁迅的书,时过境迁,已经无人问津了,但像《〈两地书〉研究》提出的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知识界,比如:如何面临人生的“歧途”与“穷途”?怎样坚持“壕堑战”?“人道主义”与“个人无治主义”平衡点在哪里?这里不仅仅牵扯人生哲学,其实也有生存智慧的问题。王得后是带着自己的这代人的疑问走进鲁迅的,要疗救的也有自己的痼疾。这个过程,也推及社会的改造诸类话题。每个细节的追问都非空泛之思,先贤的遗产被一点点凝视着,一些心得也可视为《鲁迅全集》的注释。我一向认为,研究历史与个人,远远地静观还很不够,需要的是生命内觉的拷问和周围世界的考索。王得后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那一代人对先贤的体味有特别的角度,根底是要改造社会。现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此大抵是隔膜的。

(《 〈两地书〉研究》, 王得后著,商务印书馆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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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3年8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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