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韦君宜: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标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6 次 更新时间:2013-10-17 14: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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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 (进入专栏)  

    

   韦君宜提供的视角

   1967年,当大陆的“文革”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从台湾到美国的青年学子杜维明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官污吏,斥责奸商国贼,慨然以气魄“承当”天下。虽然,从政客的立场看,他们若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坏者,即是为空想、空希望而勇往直前的敢死队。他们的爱国热忱变为笑柄,变为失败的借口,变为巩固私人权力的工具。但是,他们有发言的自由,有影响国策的潜力,而且有明确的目标去奋斗,去把握。在“中华民族不会倒”的呼声中,他们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归宿,并且为民族奋斗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杜维明文章所指,多系从大陆退居台湾的知识界,部分也让人联想起大陆文人的经验。背后意思无非是,前辈知识分子做了悲壮的选择,也收获了痛苦。但是在知识与学理上,却没有留下什么。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五四后的激进文人,的确在学术上没有增加太多的有分量的著述,对文化的破坏则超出人们的想象。青年杜维明在那时候要回到传统去解决知识与价值的问题,则是一种对唯道德化的空谈风气的纠正。他后来的学术思路也恰诞生于此。

   文章发表的时候,大陆的知识界还没有任何反应,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人们的精神还在盲区的地段。只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知识界才有了类似的表达,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多年。华人学者的精神差异,直到今天才慢慢缩小。现在看杜维明当年话,大陆的学人不是没有相似的感慨的。

   战乱与革命年代,知识青年走出象牙塔,以生命之躯走到救亡之路,乃一种责任与使命感的表现,至今都有感人之处。但是如果我们也算一笔账,这牺牲与代价,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什么呢?历史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可能有不同的结论,现在的争论也可以看到一二。就学术思想而言,前线的文人不能与象牙塔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那也是自然的。反观起来我们也会想,当那些在战斗里消失了自我,或因内讧而扭曲了自我的人远离我们的时候,他们在文化史可以安放的地方何在?

   仅以文学史为例,我们收获了左翼文学,可是在分量上能抵鲁迅者还没有过。文学的研究,非左翼的学者如钱钟书、俞平伯可能贡献更大。走在前线的作家,有孙犁这样可以夸耀的人物,但后来的胡风、周扬都被风潮将创造性淹没了。重要的是那些普通的文人,在战乱与革命里,知识未得长进,精神却不断受到摧残。即便留下了诸多著述,也多是先验理念的注释,未见独创的价值,也如流星一闪,遂消失于时光的空洞之中。

   这无疑是一种痛苦。我读周扬、夏衍、冯雪峰、阿英晚年的文字,看出他们的疑惑。在“文革”结束后,深切意识到自己误入一条窄路,然而也多是语焉不详,闪烁其词的时候居多。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种全面总结的可能,不久就整体沉默了。那一代人留下的问题,今天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

   战争与动乱时代文化的传统,是被意识形态化处理的存在,但从当事人的回忆里,我们则可以看到另外的存在。有一本书对此类现象作了深切的透视。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韦君宜的《思痛录》。如果要算文化的账,总结精神生活的质量,该书提供的资料,较之一般书本里的叙述要多。这个从革命队伍中走来的人,对一代知识青年的选择,作了一种忏悔式的描述。历史话题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

   如果把《思痛录》当作历史的教材,那我们的教育则有了一种反省的可能。二十年前读过韦君宜的小说,几乎没有留下印象。在我眼里她不过是出版社的领导,只是与文学界关系密切而已。直到许多年后读到她的《思痛录》,才对这位前辈有了一点认识。我那时候感慨于她的磊落,是前辈里少有的袒露心怀的人。2013年,她的《思痛录》增订纪念版问世,增加了许多新的资料,作者的思想更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历史的细节后乃生活的还原,字字带血,溅泪之处有自审的空间,读后有一种难解的苦楚。昔年读巴金的《随想录》,有过类似的感受,不过巴金的苦难多是同路人式的,没有在文化的核心地带,不妨说是外围者的忏悔之作。韦君宜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所写的文字多了历史复杂的维度。上世纪40年代后革命文学的生产与政治之关系,都与她的生命之迹纠缠着,她的视角提供的资源,青年一代还没来得及认真面对。

   韦君宜早年在清华读书,在抗日的年代放弃大学的书斋生活,到延安去从事文化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在新闻出版机构任职,与作家协会有互动的关系。那时候的中国正在非常时期,文学要脱离政治是大难的。她记忆里的延安整风,批丁玲、胡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有惊心动魄的场景,让人感到我们都在似人非人的人间。当革命只能让人去死而无法活的时候,文化之光是不能照耀世间的在她的记忆里,文学活动与日常生活,已脱离了人性的轨道。悲剧把一代人全部裹挟其中了。

    

   《思痛录》是了解左冀知识分子的文献

   《思痛录》从“一二·九”运动写到“文革”结束,是一段特殊的历史片断的连缀。韦君宜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是了解左翼知识分子命运的难得的文献。一是让我们知道了他们那代人何以选择了革命,知识阶级的内心真实得以剖析;二是勾勒了的革命的具体内容,正应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话,有流血,有死亡。在紧张的环境里,死于敌人之手心甘情愿,而死于自己人的杀戮,人将何以堪?李锐在上世纪30年代与妻子在延安的生活,也提供了佐证。那时候的青年人,无辜被监禁、处决,都非早期马克思主义信徒所能理解。在残酷的环境里,人无法摆脱苦运,随时可能失去自由。虚假与谎言四处蔓延。在神圣的情感驱使下,自己会背叛自己,陷他人于苦海。革命队伍不是纯然的存在,而成了死亡之所。

   韦君宜面临的问题是,当你要实现救国之梦时,不得不加入集团组织,不得不执行命令。可是那集团与命令是常常违背常理的存在。人在选择自由的时候,丧失了自由。她细致地记载了自己如何参与揭发、批判别人的活动,记载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悲惨过程。许多天真的知识分子,后来在革命的时代变得不近人情,心灵扭曲,可是自己却全不知道。老鬼描写自己的母亲杨沫时,已作了诸多刻画,可以看出人的心态变形的可怕。但韦君宜不同于杨沫,她从弯路中又回到了起点,是逐渐清醒的人,意识到了内中的问题。这是一种大苦,当意识到自己所选择的路是一种荒诞之所,那是怎样的悲哀!

   50年代开始,文学整体的下滑。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表达思想,把思维定位到未曾受教育者的层面。大众化是一种可能,但那时候的大众化乃领导观念的外化,是没有真的泥土气的。首先是旧的传统被阻截,儒道释均不可谈,其次是五四传统遭到厄运,像胡适、俞平伯那样的知识人的思想均受清算。再次是鲁迅传统被扭曲,30年代的文学统统有了问题。当革命离开智慧与独立思考的时候,只剩下了盲从者的骚动。韦君宜眼里的五六十年代的生活,文化生态已经面目全非了。

   她提供的资料颇为生动。印象深的是描绘了革命时代的人际关系。很快发现环境与梦想的大异,人人自危,不断被怀疑、整肃,精神的担子加重。对反动文人的处理,文艺界右派的产生过程,大跃进的喧闹,都以荒诞开始,又以荒诞结束。革命时代的人际关系是彼此猜忌,随时被定为反动人物。亲朋反目,邻里暗斗,同事互仇。以纯粹名义的任何选择,都置人于不纯粹。韦君宜写了许多大人物的宦海沉浮,也写了诸多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但这些片断,都是自己受辱后内省时才有的良心召唤。由跟着别人整人,再到被人所整,才知道自己在一个陷阱里。《负疚》一文写普通编辑老龙的命运,只因为改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就被驱逐出单位:

   原来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寓言《白鹤的故事》,说那个白鹤(作家)写出的作品卖不出去。造反派竟说这个白鹤就是影射毛主席,作品是影射毛选。毫无根据,他当然坚决否认。但是不行,造反派们竟当场宣布,他们有“物证”。什么“物证”呢?原来他们跑到新华书店去找了毛著柜台的营业员,“调查”他们的推断有无根据,营业员说:有的。毛著单行本都是白色封面,黑字标题,套红色底色。如果一套书摆齐了,露出红底和白封面,就是有点像有红顶子的白鹤嘛。于是这位营业员的“美丽”的想象,就成了“铁证如山”。老龙矢口否认,不肯签字,那也不管事。后来工军宣队进驻了,不许打派仗了,不许贴大字报泄露机密了,但是完全接受了造反派定的一切结论。后来我们大家就都戴上“帽子”跟着一部分不吃香的革命群众一起,开往干校。这时候的我,已经和所有被打成反革命、汉奸、右派、胡风分子、国民党分子、地主、特务等等的,一视同仁。我这样平时作为党员干部的人,一下子取掉了头上的光环,才觉悟到自己原来和人家是一样的人。人家都是在这里辛辛苦苦干了多少年,而我们过去就居然可以把“帽子”随便戴在人头上!

   韦君宜看到了别人的可笑,也看到了自己的可笑。当人与人之间以不信任和唯道德的尺度量来量去的时候,古人所云的相敬以礼的观念就是一句空话。革命是聚众的行为,聚集的过程,也是疏离的过程。人与人不再以爱相视,将对方魔鬼化,这是斯大林时代的遗产。不幸得很,韦君宜那代人也重复着这样的遗产里的逻辑。

   阅读她的文字,感到忏悔之真。自己被污染了,而且还污染了别人。韦君宜回忆录里涉及的话题很多,重要的部分是文学艺术的生产,她对此的描述有很高的价值。民国文学在这个生产机制里消失了,古典文学的精神也消失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多是虚假的文学当道。主题先行,长官意志充塞着文坛。那些有热情的作家,独立思考的文本则不宜刊发,唯有迎合才能出版。邵荃麟、冯雪峰、黄秋耘的屡屡受挫,革命的理念不被接纳,却成了异端者流。作者在《编辑的忏悔》里,谈到《千重浪》《东风浩荡》《金光大道》编辑的荒谬之事。一些不懂得文学的军人在领导文学工作,以可笑的政治理念要求作者写作。写作不再尊重艺术良知,而是迎合别人,那结果只能是垃圾成堆。韦君宜写道:

   我记得当时的大作家浩然,他那个《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前边我不清楚,到写第二卷时,我从干校奉命调回社来,接任编辑。管这部书的编辑组长,是由外单位调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说:“书中写的那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写抗美援朝怎么成?”但这一段故事,实在与抗美援朝无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还是把抗美援朝添了进去。

   反智、反爱、反艺术,就这样主宰了中国文坛。《思痛录》写“文革”期间的残酷斗争,以及文化理念,看得出是无所不在的荒谬。领导文学出版社的军人,全不懂文学,却指挥知识分子编造假大空的文学。现在一些研究者谈及那时候的文学生产,对机制还有肯定的话,那无疑是对历史的无知。只有看到韦君宜的书,我们才会知道,那时候的文化,已荒唐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们看韦君宜的经历,一直在文艺界、学界、政界之间。她无意中也描述了知识分子的深层问题。《思痛录》涉及了学界的状况,颇有思考的价值。比如对蒋南翔、王瑶的描绘,对于光远、钱伟长、齐燕铭的勾勒,都有意味深长的地方。像王瑶这样的学者,本来也是左翼出身,“一二·九”运动中,与韦君宜都是积极分子。建国初也热衷于文学批评,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但随着运动的持续,王瑶已经无法跟上时代,成为被学生批判的对象。早期他们参加革命,是看不上旧制度,现在是新制度看不上他们。之所以被遗弃,乃因为其革命的程度还不够。王瑶与韦君宜参加过左翼活动,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根据的是自己的良知与学识的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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