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瞭望到的星光——我的1980年代思想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9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23: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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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 (进入专栏)  

  

   想起来自己的青年时代,思想上颇为犹疑。比如对于域外思想的吸收,都没有系统性,精神不免游荡在不同的时空里。最初注意俄罗斯文学,后来驻足于德国文化史。这里的反差很大,却无意中启蒙了自己的思想。具体说来,在阅读史上,有过一个从喜欢托尔斯泰到欣赏康德的过程。

  

  

   年轻人可能不解我们代人对于俄罗斯的兴趣何以这样浓厚,说起来,这与急于寻找参照大有关系。俄罗斯也是一个模仿的民族,从普希金开始,他们面临的就是如何将域外文明转化到斯拉夫文明的难题。而托尔斯泰等人对于命运的苦思带出的思想,恰有我们亚洲知识界没有解决的部分。直到晚年,我在圣彼得堡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才意识到,中国五四的那代人与八十年代的那代人,面临的也是俄罗斯当年近似的窘境,在强大的欧洲文明面前,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眼前的苦运,我们几代人多少都感同身受。

   我自己是从译文里进入俄罗斯的文学王国的。这经历了喜爱、疏远、再喜爱的过程。从译文里感受一个的思想,可能会遗漏一些什么,应该参考的还有图像资料。我看过许多文物陈列样品,在作家中,托尔斯泰的主题给我的印象很深。其立体的一面渐渐浮现出来。读过托尔斯泰著述的人,忘不掉的常常是那些文字里疏散的纯洁的光泽,一个人掉在隐晦的世界的时候,倘能够回忆那些文字,自然有一种勇气的支撑。这与圣经的文字可以互为媲美的。在作家队伍里,他大概是最有神性的人物之一。

   我的最初知道托尔斯泰,是因为巴金的《家》的题词。从这个中国作家的笔底,嗅出了一丝托尔斯泰精神的气息。年轻时看到《家》,颇为喜欢,它的动人的地方,是以人道主义颠覆了儒教的非人化的传统,且击中了传统文化的要害。那时候的青年喜欢巴金,多是因了那背后的托尔斯泰精神,慈悲中散出的无量爱意,击退了身边的寒冷。我知道中国的青年由此走进托尔斯泰主义者很多,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里的俄罗斯笔意,都跳动着这样的灵魂。

   但“文革”中批判巴金,其中也涉及托尔斯泰的思想,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动人物。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温和的爱意,在阶级论者看来,都是反动的存在。那些教堂里才有的声音,似乎与红色文化格格不入。上学的时候,托尔斯泰的名字已经是一个禁词,关于他的著述,一般人并不能读到。

   七十年代末,巴金在文坛复出。他早期的笔调再次出现,这与世风显得极为不同。在久违的神色里,温情拽出了一抹绿色,《复活》里的忏悔之音再次响起。对于我们这些读者而言,有着不小的惊喜。这意味着几十年间对于托尔斯泰主义的否定,可能出现逆转。随着他的译作赫尔岑《回想录》的问世,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重回到了我们的话语世界。

   在巴金的晚年世界里,重新读解托尔斯泰,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作。而他从阶级斗争话语回到托尔斯泰主义的时候,思想解放运动也因之有了相当的理论基础。后来纷纷扬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巴金的影子是暗藏于其间的。我到沈阳读书的时候,正是巴金的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也是各种思想交锋的时期。巴金、冰心、曹禺带来的爱的哲学,一时激动着我们这些青年。那时候通过他们的文本,我们开始体味到了五四的价值。

   我自己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感动的是他的慈悲之心。《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叙事里的哲思,《复活》的忏悔意识以及《安娜·卡列宁娜》的人性拷问,都揪着我们的心。托尔斯泰对于感性世界的描摹有哲学家的内蕴,有时候像个神父在抚慰读者的心灵。他能够以同情之心面对失落的人性,但又给不幸以拯救的目光。我们都在罪恶的世界里,但不要滑入更深的河谷,以爱意自救和救人,乃神圣的选择。这样的方式,在七十年代以前的很长时间是一种罪过,但到了1982年,电视里已经可以看到《安娜·卡列宁娜》这样的节目,草婴、周扬的译本也再次出版。文学界开始弥漫着托尔斯泰式的气息,重回人道主义,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而一些有热点的作品,在精神深处,也在自觉不自觉呼应着这样的传统。

   最能够体现这种主题的,是巴金的《随想录》,那些文章陆陆续续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国内还不能全文刊登这类文章,他的尖锐性和真诚感,让读者颇为喜欢。重要的是,作者以忏悔的口吻检讨自己的缺失,大有基督徒式的内省意味。这都和托尔斯泰的精神重叠在一起。《随想录》揭示“文革”的痛楚毫不温吞,文字中以仁慈的笔触,唤回了失去多年的“人的文学”的理念。这种思想很快传染到文坛上,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其实开始染有巴金式的色调,虽然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位老年的作家的知识结构。

   当我到沈阳读书的时候,除了文坛里的思想外,还接触了诸多象牙塔里的知识。阅读到一些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文本,思想也开始悄悄的变化,不久就感到仅仅陷在巴金式的自我忏悔和痛楚中,似乎还不能给满足自己精神的需求。因为那些五四式的演说的结果,可能导致我们成为一个道德的说教者。但如何跳出这种说教的窠臼,我那时候是非常茫然的。

   显然,托尔斯泰对于八十年代的文坛具有启蒙的意义。但是那时候关于他的思想,国人也还只是从单一角度理解,真的看到他的全集的时候,则发现其思想有与中国语境逆反的地方。改革初期,呼唤人道主义的同时,还有对于科学精神的崇尚。但是托尔斯泰是工业革命的敌人,也一向反感科学主义对于人的侵袭。他的回到自然去的精神可以说是法国卢梭思想的翻版,而又与中国老子的精神暗合。而且重要的是,托尔斯泰相信在纷乱的世上,有一个终极的精神在召唤人们,全能的上帝是存在的。而在中国许多青年人眼里,恰如尼采所说,上帝已经死了。

  

  

   有一次古代文学的朱老师在课堂上讲先秦文学,言中偶尔介绍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的观点。那老师沙哑的嗓子,一个字一个念着李泽厚的文章,突然有着电光般的感觉,好似看到了托尔斯泰之外的另一种精神模式的开启。这让我生出兴趣来,找到李泽厚的这本书,大为惊异。那美丽的辞章背后的哲思,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李泽厚对于美的历史性的解读和形而上的把我,让我倍感亲切。那种在多种知识背景下的精神凝视,解开了诸多的现象之谜。

   李泽厚的文字和他的人一样风度翩翩。多年后在北京见到他,觉得其神态里有一般读书人所缺失的东西。与许多学人不同,他没有教条的东西,在与其对视的时候,他好似有一种原生态的自由的感觉,对于事物的把握,是通透和高远的。我阅读他的作品,感到思维在慢慢变化,以往那些僵化的表达在渐渐失去能力。这是只有阅读鲁迅文本时才出现的感觉,学术文章原可以如此有趣,那是意外的收获。

   李泽厚先生

   在李泽厚的文章里,颠覆了一个八股化的词语的世界。他的知识结构和审美方式,都是敞开的。我在其文本里看到了思想延伸的多种可能性,而他暗示给我们的,恰是如何从黑格尔主义到康德主义的路,而康德的主体意识,使我找到了早期精神困惑的钥匙。

   一般人谈论马克思主义,是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路径走来,李泽厚则从康德、席勒那里出发走到马克思的世界。他的趣味恢复了古典哲学有意味的部分,也衔接了鲁迅的传统。在我看来,李泽厚是从列宁主义回到马克思的初期,回到康德的起点。而康德是关注人的有限性的,从人的认知的有限性出发,就会避免认知的独断论。而我们先前的思维模式的一些问题,都得到了昭示。

   阅读李泽厚的最大收获,是本质主义的幽魂开始离去,从黑格尔式的确切性和封闭性里退回到主体世界,发现我们认知结构的作用,精神的有限性的话题也由此诞生。原来我们是在一个先验的理念里思考世界,这种认为的范畴的有限性导致了二律背反的出现,我们的世界突然被什么罩住了。而突围这种困境,只有直面我们的有限性。这个理念对于颠覆“文革”思维最为有效,比起那些以“文革”思维讨论“文革”问题的文章,李泽厚是照耀我们精神暗区的一个引领者。在思想和理论层面,他奠定了八十年代文化启蒙的基础。

   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与李泽厚关系很大。他把人们从俄苏的模式拽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点上。他的文章具有思辨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因子,虽然这些发展的并不充分,但这些在当时已经难能可贵了。我过去阅读的文论要么是理直气壮的,要么是感情化的倾诉的,一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但李泽厚在处理文化难题的时候,他显得小心翼翼,有时候在分析中留有余地,且从理性的层面不断质疑那些本质主义的东西。这个独到的审视,是五四后没有生成的精神,而他竟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思想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记得在学校图书馆的一角,我整整坐了一个多月,认真拜读了他研究康德的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精神被一遍遍洗刷着。这是异于苏俄模式的另类逻辑里的篇章,他勾勒出康德思想里最为本质的存在。我印象深的是第一次理解了从先验形式出发审视认知的有限性,这给我的刺激很大,立即意识到我们过去几十年代的悲剧所在。当本质主义盛行的时候,人的思想处于奴隶的状态是不可避免的。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对于主观主义、意志主义、伦理主义的批评,其实也解释了“文革”思维的要害。在思维方式上,李泽厚使我们这些无知的青年在没有问题的地方意识到了问题,原来我们以为不可撼动的思想也有其巨大的漏洞。李泽厚看到了中国人思维结构里本然的存在,这是鲁迅论及过的。但他从理论上梳理了这个问题,把鲁迅文字里尼采式发散的思维里的意向,变成一种观念。而且表面看不出彼此的联系,但内蕴却牵出千丝万缕的纠缠。

   我的硕士论文的基本框架,是在李泽厚的康德思想阐释的范畴里建立起来的。因为研究对象是巴金,其实牵扯出康德传统与托尔斯泰传统的问题。那时候我还无力处理这样的难题,只是从巴金的人道主义的光亮里,找出内中的暗点。而这种方法,是李泽厚传染给我的。也就是说,不再以仰视的方式去讨论问题,而是在矛盾和悖论里,思考存在的多面性。在肯定托尔斯泰主义的时候,便也考察这思想下的诸多盲点,而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悲剧性存在,也在这样的框架里得到一种阐释。于是,托尔斯泰主义与康德主义便在此被不断纠葛起来了。

   五四之后,托尔斯泰作品盛行一时,推崇其思想者,不仅仅在作家队伍里,思想界的讨论也是十分热烈。但不仅托尔斯泰主义遭遇马克思主义的抵抗,阶级斗争学说取代不抵抗主义,被广大的左翼青年所接受。但左翼对于托尔斯泰的批判,并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特别是“文革”之后,左翼理论一度失效,纠正极左的思想时,托尔斯泰主义的理论,便显出自己的效力。八十年代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其实存在着托尔斯泰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纠葛。

   但不久人们便发现,托尔斯泰主义与列宁主义并非没有逻辑的联系。这是更为深切的问题,用简单的理论无法表述这里的悖谬之影。李泽厚正是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带来了同意反复之外的另类思维。康德主义的主体性的言论,恰恰点出托尔斯泰以及俄国唯道德主义者的一些缺陷。

对于道德主义的消解,过去京派文人做过类似的工作。知堂先生觉得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劝善书,过于说教的意味。沈从文与汪曾祺都认可这种批评,也是喜欢从非道德的语境进入文学的。汪曾祺自己不喜欢托尔斯泰,可能与其厌恶圣人气有关。他欣赏散漫的、矛盾式的表达方式,缘自常态人的底层体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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