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天才隐秘的苦闷与叛逆:鲁迅为什么热爱写“杂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8 次 更新时间:2018-10-20 21: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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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 (进入专栏)  

  

  

   一百年前,胡适在《新青年》上发出的文学改良主张,其实是文章学观念进化的一种折射。胡适提出八不主义,在精神层面并无更多新意,真正改写汉语理念的,当是周氏兄弟及其追随者们。其中有两条道路给人以深的印象。一是雅正的作品,一是反雅正的作品。前者受英国、日本随笔和明代作品影响,后者来自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罗素的暗示。梳理百年的汉语写作,周作人、汪曾祺、张中行等人属于前者,鲁迅、王小波当在后者之列。因为前者的势力范围广大,作品自然成了人们效仿的对象。而后者的追随者虽众,而得其文体之妙者寥寥。就传统而言,鲁迅等人词章上的经验,并未在文脉上得到深入的继承,这与文学史上《庄子》的传播现象极为接近。

   晚清的新式文章家都企图绕过桐城派的审美路径,走一条新路。连深染桐城派趣味的吴汝纶、严复的写作理念都与先前的套路有了差异。到了陈独秀、胡适这一代,已经意识到写作的路径不止一条,有意偏离桐城遗风,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成为一代人的冲动。胡适当年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乃汉语书写的进化的必然,就学理而言,较之宋代以来的文章观念,新颖的笔触还十分有限。所以谈及现代文章观念的转型,他的词章都还不能算在此列。

   和陈独秀、胡适不同,鲁迅讨论文章之道的文字不多,但散落各处的观点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文体、词章的敏感。系统表露其文章理念是在《摩罗诗力说》和 《汉文学史纲要》里,对于古代的诗文、特别是文章的流变,形成自己特殊的看法。而他翻译的域外作品表露出的文章经纬,都无意间修正了过去的写作意识。

   《摩罗诗力说》标志着鲁迅文章观念转型的开始。他借助刘勰、尼采等人的理论,一扫桐城文章的老气,“神思”“真然”“雄声”“新泉”“精神界之战 士”等概念,催生出新的书写理念。这影响了他后来《汉文学史纲要》的写作。 在《汉文学史纲要》里,鲁迅沿着章太炎的思路,对于先秦的书写的形态有一个 总体的把握,在传统文章观念中,注入了新的思维。全书从“文”和“笔”的分 化说起,由此而看到韵律的起伏与虚实之别。“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然文辞美富者,实为道家”。 他特别谈及庄子,以为“其文则汪洋壁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 莫能先也” 。按照这个看法,《论语》里的词语写得较实,《庄子》则另一个面孔,铺陈得较虚。这成了先秦文章的不同范例。后来的文人在此基础上摸索前行,叠加出不少虚实相间的存在。到了司马迁那里,格局不同了,《史记》则虚 虚实实,用台静农的话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各类笔触兼备。相对于 一般文人而言,鲁迅不喜欢文章的单一体例,颇为看重文章家的综合能力,司马迁作品的好处是各种体例皆备,史德与史才均在,故作品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之誉。他在评价司马相如的才华时,引用明代学者王世贞的观点说: “材极富,词极丽,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 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云云。”  所以,才华、韵 致、气象的综合,方可有大家风范。这些评语,在背后隐含着作者的审美趣味, 借用其思路,也窥见表达思想的另一条思路。

   汉代以降中国的文章,肩负载道使命,审美的意识被功利主义所覆盖,虽然经历了六朝的形式主义阶段,但儒家的济世思想一直左右文人的意识。韩愈反对 形式主义,但也限于儒家的层面,带来思想的单一性。唐代之后,文章在样式上 更为精秀、典丽,而厚重则难抵先秦诸子。千百年间,只有苏轼、曹雪芹等少数 之人出现书写的奇迹,且抵达至精神的深度里。总体而言,文章的格局限定在一 定的范围里,这个状态,到了章太炎那里开始变化,自从他的文化观形成之后, 汉语表述的另一空间开始渗透到文人的世界。

   章太炎的精神是复古主义,要恢复周秦汉唐的气象。在太炎先生看来,先秦之外,六朝的文章是好的。六朝的好在于“绝无依傍,随笔写去”  ,老庄和佛学互为映衬,思想是洞开的。所以鲁迅翻译域外的作品,用的就是章太炎欣赏的 语言。而鲁迅的文章变化,是在翻译实践刺激起来的。在翻译中,他把章太炎的 经验带进词语中,形成了表达的独特逻辑。

   他早期翻译的语言有些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域外小说集》的格式不仅与林纾的翻译实践有别,和苏曼殊等人的译作也颇有差异。他与周作人用了许多古 人弃掉的词章,尽量以陌生化的方式表达对于域外文学的理解,方寸之间,意绪 的可能有了多样。木山英雄说:“周氏兄弟共同的译语,却既与厌恶此种新名词 的《国粹学报》和章炳麟同道,同时又有意识区别于章氏过于宽泛的定义。”  不过,回到六朝时,表达的悖论也相应而出,在词语的实验中,他们发现复古的 限度明显体现其间,主要是语态里不能尽性表达现代人的感觉,与民间口语的内 蕴大为隔膜。周氏兄弟后来转向白话文,也是这一文体尝试后的冷静思考所致。

   由此而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在众多的杂文里,鲁迅以明白、晓畅的方式,抵达了六朝文的幽深之所。这是其作品颇为与人不同的所在。也就是白话中的古 文,或者说是古文中的白话。鲁迅的作品难以阐释的原因是,在看似明白之地, 埋下了隐曲的意绪。而这些,一定程度包含着古文的要素,他以奇异的方式,置换了章太炎的文章要义。而自己的潜能,也因之被释放出来。白话文的真正解放,恰是从其变调的涌动开始,韩愈之后,在精神逻辑上改写汉语路径的,鲁迅是重要的一人。

  

  

   从文章观念到文学观念的过渡过程,带来了许多概念的交叉。鲁迅、周作人留学日本的时候,讨论文学时借用的是文章学的概念,《摩罗诗力说》《论文章 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谈的“文章”,包含后来胡适所云的文 学内蕴,只是概念极为含混而已。胡适谈论文学,一开始就撇开了旧的文章学理 念,那便与西方literature对应起来。所以我们看他讨论问题时,文学、历史、哲学是分开的。鲁迅的审美意识,也与胡适有呼应的地方,比如他研究小说史,意识深处就是西方文学理念的一种反射。但鲁迅与周作人言及散文的时候,没有像胡适那么单纯,他们还残留着文章学的意识。鲁迅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杂文,其实 就是与纯文学的散文理念保持着距离。在他那里,体现的是非文章的“文章”。

   胡适与周氏兄弟不同的地方,是从一种明白、晓畅的文体里建立现代人健 康的思想和趣味。他把写作从过多的精神承担解放出来,形成朗健、直观、诗意 的体式。不过胡适讲文学,不是从文学思维入手研究内在的韵致,而是在颇为理 性的实验哲学思维里考虑问题。他认为创造新文学要有以下步骤:1.工具,2.方法,3.创造。  在工具、方法问题上,胡适的论述很是充分,但如何创造, 则语焉不详。从他分析西方散文的写作看出,他对于中国旧的文章的批评并不过 分,显得颇为中肯:“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 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培根(Bacon)和法国的蒙泰恩(Montaigne),至于像柏拉图(Plato)的‘主客体’,赫胥黎 (Huxley)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长篇传记, 弥儿(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朋(Gibbon)等的自传,太恩(Taine)和白克儿(Buc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  胡适看到了中国文学存在的内在问题,对于新文学的渴念也尽在言中。但文学样式的多样化如何出现,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非简单的理论问题,而解决了这样的难题的,倒是周氏兄弟和后来的许多青年作家。

   在鲁迅的视野里,文学也包含了文章的要素,而他的文章的概念很是宽泛,它与美术、诗歌、小说还是一体的存在,他思考文章问题时,是将这些艺术形式 放在一个空间集中审视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章,受六朝的文论影响很大。章 太炎《文章别流》对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极为推崇,所以,他讨论文章的理 路还多在刘勰的影子里。但到了鲁迅那里,就与传统的词章之学有所偏离,西方 诗学的元素明显增加。留日时期的写作,已经开始引用印度的《吠陀》,德国的《苏鲁支语录》《歌德谈话录》,以及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潮》等文献。在这里,他把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精妙的遗存交替使用,旧 式的文论的逻辑被分解到西洋文论和日常表达的秩序里。这是他最初的一种变 化,与之对应的是他那时候的翻译实践。从理论思考与感性的表达方面,他已经 从章太炎的逻辑中分离出来。

   鲁迅认为好的文章乃“内质”之美,他觉得刘勰的一些思路注意的是外在的存在,“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 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 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 。进入现代社会,文章的使命,乃“涵养人之神思”。这“神思”就是对“人生之閟机”的开启, 即打开闭锁的精神之门。古之文章,以合乎道德者为上,但鲁迅认为,超越道德的思想者,可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所以他以拜伦为例,创造了异样的书写方式: “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鲁迅阅读拜伦,一方面从德文、日文得其理趣,一方面在苏曼殊那里获得汉译文本的启发。那在灰暗里突围的精神之 旅,在鲁迅眼里,已经非屈原式的倾诉可比,其伟岸之意,恰是中国文人最为缺少的遗存。鲁迅那时候推崇的精神界之战士,是精英层面的超人。像雪莱“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让,浅人之所观察,殊莫可得其渊深” 。这其实就是尼 采所云的“新源”,可以疗救士大夫文章的病态。鲁迅早年文章孤傲、寂寞的气 息,与这种远离俗谛的选择大有关系。

   和《摩罗诗力说》相关的几篇论文《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都标志着其书写路向的转变。几篇论文都透出章太炎所没有的另一种气息。一方面向内召唤 自己的生命潜能,一方面与世俗的表达作对,开辟新的天地。中国久已无天籁之 音,学习西方的“新源”则是不能没有的选择。鲁迅坚定地相信,中国学习域外 文化的可能是不必怀疑的。一是汉译佛经给过他不小的启示,二是俄国的经验证 明文章的变法在外来精神开启里多有可能。他以普希金对于拜伦作品的模仿及创 造性转化为例,证明不同国度作品的进化,可以参之不同语境的词章为之。普希 金早年陷于拜伦的语境,后来能以纯然俄罗斯之心点化为己意,实在是一种气韵 与思想的暗接。中土的汉译佛经与此相比,可以说庶几近之。

   当鲁迅苦苦思考文章新命的时候,王国维早就看到了文章变革的重要性,他对于中国文学史内部规律的描述,就不是一般文章学的理念,有学者看出其治哲 学与治文学路径的不同:“于哲学是以西解中,用西洋的观念和概念体系重理中 国已有的资源;而于文学,则是以中化西,尽管有‘文学’的笼罩,但他是在中 国已有的‘文体’这样的系统内进行论述。” 但鲁迅与王国维不同的是,超越 了一般文体式的透视,而是把精神哲学与诗学的本然之趣引申出来,这与西洋的 文学概念所包含的内蕴,有所接近了。典型的例子是他在日本所译介的《地底旅 行》《月界旅行》《域外小说集》的相关言论,既延伸了刘勰的某些文论意识, 也把勃兰兑斯式的文学批评理念带进自己的文本里。我们从周氏兄弟那时候的诸多笔墨里,看到了新文学最早的曙光。

在为《月界旅行》写下的辩言里,词章亦新亦旧,庄子的表达式和明清小说家言杂糅其间,他自己承认,译作“初拟译以俗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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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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