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0 次 更新时间:2010-08-09 16: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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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丛林规则”之下,支撑传统中国的两大支柱——道德基础和官僚组织系统——基本上瓦解了。面临道德和组织体系双重危机的中国处于“总体性危机”之中,中国需要新的政治力量去组织国家,并重建道德基础。摘要:本文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于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式现代化、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式现代化,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后发国家走了一条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并据此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在理论上,政党中心主义将是对长期主导国际社会科学的国家中心主义、尤其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挑战。在国家治理层面,本文提出发展道路的不可复制性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或缺性。

  关键词:制度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党中心论

  

  作为理论对经验的总结,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和居主宰地位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都是特定制度变迁经验的产物。也就是说,依靠市场方式和社会力量主导而走向现代化的英国-美国经验,自然就产生了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为核心的社会中心主义理论体系;依靠国家或官僚机器推动而走向现代化的德国-日本经验,产生了以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国家中心主义。但是,对于很多后发国家而言,比如俄罗斯和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国家的失败,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处于“丛林规则”状态,是政党把国家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了党-国体制下的制度变迁。对此,不要说社会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难以解释俄国、中国以及其他类似路径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就是国家中心主义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里,依据俄国和中国经验,初步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研究路径即“政党中心主义”。

  

  一、俄国:国家自主性的丧失与政党-国家体制

  

  沙皇是俄国政治的核心。早在彼得大帝之前,俄国贵族就是一个依附性阶级,专制主义国家已经形成。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改革把俄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沙皇专制国家。彼得大帝更进一步控制贵族,他规定所有成年男性贵族都有终身军职或文职服役的义务。由于贵族被迫永久性地服役,根据中央命令晋升和降职、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因此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依附于国家的群体。服役成为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框架,官阶等级成为贵族身份唯一的组织形式。当贵族越来越依赖国家的时候,专制政府却越来越不依赖土地贵族了。彼得大帝为在官僚机关工作的有文化的平民开创了一条晋升到贵族行列的道路。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同时,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但是它的职能仅限于地方的社会和文化事务。这样,俄国贵族没有以独立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专制政府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正因为如此,土地贵族就没有能力阻止解放农奴,更不可能去推翻专制政府。[1]103-111这样,沙皇专制制度不同于西欧的绝对主义政治,而更接近于东方的专制主义政治。“沙皇的臣民既没有西欧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也没有任何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沙皇不但控制着全国农民,还通过封地和服役控制着贵族。”[2]18社会等级和社会声望取决于官职的高低和与沙皇宫廷中的特殊关系,而官职则是由沙皇授予的,沙皇居于一种少见的权力地位之上。沙皇这种地位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贵族与沙皇个人之间的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一方面则由于官职而非财产关系决定社会等级的制度使贵族之间形成了竞争而非合作关系。[3]390-394国家的组织体系也处于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这样,存在如下潜在的因果性危机关系:由于依靠军队力量,军队受挫必然动摇统治者的统治基础;由于统治者与官吏的个人化关系,军事危机所导致的统治者的危机又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组织体系的危机,专制政府难于把国家有效地组织起来,长期形成的国家自主性受到严峻挑战。

  俄国的历史经典地演绎着这种因果性危机关系。成长于战争的国家当遭遇军事失败后,一个立竿见影的后果是政治统治的危机和国家自主性的丧失。1812年打败拿破仑和作为“欧洲宪兵”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使俄国俨然成为欧亚霸主。但是,几年之后,被俄国斯拉夫派所颂扬的保持民族伟大的专制制度却在克里米亚战争一败涂地。战争的失败促使沙皇进行废除农奴制的土地改革并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后果是农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和不断增加的骚动,工业化发展引发了城市无产阶级的产生和无产阶级的骚动,传统的俄国社会出现分裂和冲突。在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和工业化中,虽然有一些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如地方自治局的出现,但是地方自治主要限于文化和社会事务,沙皇专制政府未能寻求一种将新生社会力量纳入体制内的改革,新生政治力量只能在体制外秘密活动,社会分裂和冲突加剧。在这种条件下,诚如列宁所说,统治者往往以对外战争而转移国内矛盾。但是,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不仅没有转移国内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国内冲突。虽然存在长期的国内矛盾,1905年革命的发生还是很突然的,“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起来反对独裁政府……世界目睹了整个民族举行罢工的非凡景象。”[4]398沙皇别无选择,被迫实行立宪政体。但是,杜马是软弱的,沙皇依然是专制君主,完全控制着行政部门、军队和外交事务。

  如果说1905年革命动摇了沙皇专制政府下的国家组织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使国家的组织系统陷入彻底的瘫痪之中。很快的战争失败使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为革命的导火索。1917年3月,沙皇既不能调动军队去维持秩序,也不能解散杜马。这意味着,沙皇已经没有拥有维护其权力的手段,政府瘫痪了。因此,沙皇政府倒塌于一场没有策划的革命中,没有人预料到这场革命的发生。革命一发生,原帝国的许多行政机构,包括警察部门,纷纷土崩瓦解,革命中成立的临时政府依然不能提供有效的行政管理,俄国开始处于无政府状态。

  从1917年夏天开始,俄国的问题已经不是“应该由谁来统治”,而是“是否有人能统治,全国秩序是否能重新建立起来”。由于旧的社会基础的组织基础已经瓦解,重建秩序的唯一希望就落在了正在争夺民众支持的各政党身上。[1]300此时,不拘泥于形式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工人管理”以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而且很快地出现于乡村和军队。在临时政府不能有效统治而苏维埃政府已经初具雏形的形势下,列宁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11月革命。结果这几乎是一次没有战斗的革命,临时政府几乎没有虔诚的支持者。临时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像沙皇专制政权在3月时那样,孤弱无助、屈辱地突然崩溃了。”[4]597用列宁的话说,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统治下去了。因此,“俄国‘十月’革命只不过是这样一个时刻:临时政府——其权力和权威已经完全被民众造反破坏——最终因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被正式废除。”[1]302-303

  在无政府状态中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如何保卫政权并重建国家秩序。在保卫政权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党领导军队对于后来的国家建设很重要,即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委员,形成一支纪律严明、中央集权的正规军队。当时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还有一些旧军队的官兵,政治委员制度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使红军有效地消除了白军的军事威胁,并使红军成为新政权的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重建国家秩序的过程,有两项制度对于组织新型的国家至关重要:干部委任制和对口管理制。夺取政权以后,列宁一开始实行的是在《国家与革命》中构想的无产阶级国家管理制度即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选拔了大批优秀工人、士兵进入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担任重要职务,并让士兵选举军官,直接民主管理制度很快导致混乱状态。列宁迅速改变策略,从人民直接管理制向着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转变,实行一长制和官员任命制,并最终形成了由列宁开创的、斯大林完善的著名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即“干部委任制”(nom enk latura )。

  官职等级名录是包括苏联党、国家和社会团体中最重要职务及任职干部的名录清单,党的各级机关编制官职等级名录,对担任重要职位的干部进行预先审查、选拔推荐、批准任命。在内战期间,俄共(布)中央向党、政、军、工会等各级机构委派了大批领导干部。干部委任制是党实现权力和组织国家的最核心的政治制度。

  党不仅要控制各个重要岗位上的干部,还要直接管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苏俄在列宁时期就基本上形成了党政不分的政治管理体制,政治局不仅制定政策,还直接执行政策,甚至连一些琐事也拿到政治局讨论。斯大林全面建立了以党代政、政党国家化的政治体制。斯大林强调党不仅要领导国家,还要“管理国家”;党不要实行“一般的”领导,而要实行“具体的和实际的领导”。他认为党是执政党,党的干部也是国家干部,“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员,而鉴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5]458斯大林担心国家机关有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认为国家机关的作用越大,对党的压力就越大,对党的反抗就越猛烈,它们就越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6]142他还提出党的指示、口号“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7]58-59这种以党代政的理论在俄共十七大(1934年)进一步落实为一项政治制度,即在党委里设立负责农业生产业务的部门,实行了党对政府部门对口的管理体制,最终使党国家化了,形成了政党-国家体制。党不但通过对口管理制领导和控制着国家机关,还通过类似的体制控制着工会等人民群众团体,让工会成为联系党和社会的“传送带”,从而实现了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控制。而实现对口管理体制的核心还是党的干部委任制。

  就这样,党的干部委任制、政委制、对口管理制,把军队、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了比俄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的国家组织体系即政党-国家体制,从而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国家行政组织。从192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苏联人口只增加了1/3,而国家工作人员增加了4倍多。[1]317-318在苏联,一切都政治化了,一切都国家化了。这种体制的优势在国家经济建设和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充分显示出来,那就是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有效地动员资源和有效地组织国家。其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那就是政党-国家体制很容易演变为一个人的体制,结果难以形成纠错机制,一个人的错误就是国家的灾难;同时,以党代政、以国家淹没社会的体制不但导致了制度僵化而使社会丧失了创新动力和能力,还形成了一个远离人民群众的僵化的特殊利益阶层,结果在民主选举中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无论是其优势还是问题,都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想强调的是,是政党-国家体制把俄国有效地组织起来,把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还是这样一个体制、尤其是这个体制中的问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国家失败。无论是成也好,败也好,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是,政党是苏俄制度变迁中的主导力量。

  

  二、中国:从国民党到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和政治宣示,还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和制度变迁历程的真实写照。

  与本文所涉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历史上是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典型。汉承秦制和清承明制,把中国推向了专制主义的顶峰。但是,在走向现代化而需要相应的中央集权的时候,中央权威却开始消解。“太平天国”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满清政府不得不起用大批汉族官僚,清末地方政权基本上被汉人控制,清廷已成为一具空壳。这样,一方面,“新崛起的地方权力所带来的好处使人们看到了地方性组织的优势,……这些独立地方性的发展总的来说削弱了一切可能对现代化有利的政治条件……使现代化事业失去了中央政府的协调和指导。”[8]70另一方面,一个更重要的后果是,由于汉人地方势力是以武力而坐大,这就为以后的军阀政治种下了种子。因此,地方主义不仅削弱了后发达国家所必须的中央政府的权威,还因为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斗而直接加剧了权力的人格化关系,并形成了政治的军人化,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大倒退。到了北洋军阀时期,中国政治已经变成了“自然状态”下的“丛林规则”。追求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尤其是对土地资源的追求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得全国性战争和省内战争连绵不断,大小战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军阀们雄居一方,发动了许多侵吞对方的战争。战争越多,军队越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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