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李欢:政治的概念——兼论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19 次 更新时间:2023-05-20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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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李欢  

 

【内容提要 】建设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是时代的召唤,为此需要对“政治”这个“母概念”进行重述而达成新的理解,各种“子概念”会相应地得以重新认识,而历史政治学提供了有效的知识论图式。流行的旨在私利的政治就是竞争性资源(权力)分配的概念,其实只不过是对源自社会史的“战争状态”政治的一种社会科学化表述,但却在历史属性不同的中国广为流传,从而导致政治学学科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中国政治史所演绎的制度变迁是为大一统而致治的民心政治。历史政治学路径对“政治”的再发现,不但具有建构知识体系的意义,还找到了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和替代性答案。

【关键词】政治的概念;历史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史

 

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政治的概念”这样看上去十分古老的问题?我们所处时代的诸多重大问题,诸如战争和霸权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丛林规则对和平发展的威胁、殖民主义遗产对贫困和不平等的深刻影响等,看上去都是国家行为所致,其实是人们信奉的政治观所致,国家的背后是对人对政治的信仰。在世界政治中,不同国家尤其是中西方之间国家行为的巨大差异,根源于不同历史文明的政治观。我们要理解这种差异性,首先需要在理论上系统地澄清中国人和西方人千百年来形成的对“政治的概念”的不同认知,以探究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其次,因为政治概念的根本重要性,它作为“元概念”或“母概念”,非得厘清不可,与政治概念相关的各种“子概念”诸如国家、政体、政党、民主、治理、官僚制等就能得以重新认识,因此政治概念研究是建设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起点。多年来,政治就是竞争性资源(权力)分配之类的源自社会史的概念在中国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以致于淹没了中国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为大一统而致治的民心政治。竞争性资源(权力)分配的政治概念强调的是“私利”,与重视民心而致治的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形成了严重冲突,这就决定了由此出发的政治学原理既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也不能论述政治现实,从而使得中国的政治学科一直处于尴尬地位。中国政治史研究让我们发现了几乎完全不同于源自社会史的政治概念,而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图式为还原“政治”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可能。历史本体论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样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或轨迹产生了性质不同的以“政治”为焦点的政治理论。

一、流行的政治概念:竞争性资源(权力)分配

西方人对政治的界定有两个层面,一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或者学术式的界定,二是对历史中的真实政治的描述。我们将会看到,学术式界定只不过是对历史中实际政治的脱敏化处理,并未从根本上脱离实际政治。然而,因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先发性,基于西方历史而总结出来的政治概念,几乎也被中国人全盘接受。本研究志在正本清源。

(一) 学术概念:权力分配

关于政治的学术概念,本文主要梳理现实主义即“实然”的实际认知,而非从柏拉图到罗尔斯等一系列哲学家关于政治的理想主义即“应然”的论说,因为现实主义的政治概念既是历史的,也体现在各种制度安排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论及现实主义的学术式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斯·韦伯确实是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者,就政治概念而言,他做了如此界定,“政治就是追求权力分配或对权力分配施加影响,不管是国家之间的分配还是国家内部各种人类群体之间的分配。”(1)简而言之,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国内政治就是国内人群之间的权力斗争,国际政治就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韦伯所理解的政治就是基于一种权力斗争政治观,这种政治观深刻地嵌入其一系列著作中(2);在韦伯看来,为权力而斗争,不仅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基本要素,也是全部文化活动的基本要素。(3)

正如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所言,“国家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4)马克斯·韦伯对政治的界定直接决定了其国家观,认为“国家是在某一特定疆域内……自为地(卓有成效地)占有合法的物质暴力垄断权的人类共同体。”(5)韦伯对国家概念的类似表述是,“一个‘统治的组织’的存在及其秩序,如果是由它的行政班子在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以物理暴力的威慑与运用而持续不断地予以保障,它就应当称为‘政治’组织。一个政治机构性的组织(politischer Anstaltsbetrieb),如果并且只要它的行政班子卓有成效地运用其对物理暴力的正当垄断以保障秩序的实施,它就应当称为‘国家’。”(6)

韦伯的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国家观准确地描述了欧洲战争制造国家的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在中世纪,在某些人人都有资格佩带武器的情况下,亲属群体、家族群体、教会联合会也都可以随意使用暴力。”(7)封建领主、教会、城市、社团等自治组织,都可以随意使用暴力,并以自身暴力为基础展开斗争,斗争的胜利者将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戴维·比瑟姆认为韦伯清晰地表明了将斗争作为其社会思想中的一般假设:“其中最重要的主题是斗争和冲突构成了社会生活核心和永恒的特征——群体、阶级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以及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8)冲突的结果就是掌握一统性权力的国家成为暴力的垄断者,政治展现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基于韦伯的政治概念的国家概念至今依然是政治学关于国家定义的不二概念,可见其政治概念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或者说,韦伯的政治观就是其国家观,二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政治是国家的事业,国家就是为了生存权的权力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学研究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萌芽之际,美国政治学家们试图将政治变成一个可测量的概念,由此诞生了哈罗德·D.拉斯维尔的政治概念: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9)这里,“得到什么”不再局限于国家层面的国家权力,还包括地方政治中的权力以及其他资源的分配,比如纳税问题。尽管拉斯维尔把韦伯的国家层面的权力分配拓展到更广泛意义的以权力为核心的资源分配,但依旧是典型的韦伯式政治观,其所沿袭的还是韦伯式模具。

行为主义政治学旨在寻求科学性、一般性的政治理论,在概念表述上以“政治体系”代替“国家”,以“功能”代替“权力”,试图创造出新的概念体系。(10)这就表明,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其实就是国家理论,虽然不谈“权力”,但以“功能”界定政治的概念,认为政治就是“权威性地分配价值”。(11)伊斯顿显然是从“功能”角度表达其政治概念,但在实质上并没有摆脱政治就是权力分配这一韦伯式概念,只不过将韦伯的简单明了的本质性概念,演绎得更加拗口、更为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伊斯顿费尽心血地将这个概念纳入其政治系统理论中,即权威当局(政府)根据政治支持与政治要求而生产政策产品(分配资源),并在政治反馈中形成政治系统的循环运行。可见,从政治的概念到国家理论,伊斯顿都沉浸于以“功能”代替“权力”的新术语中,或者说从功能主义的角度阐述其政治概念和国家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伊斯顿特别强调作为政治价值的意识形态不在资源分配之列,也就是说,资源分配只能在确定的立国价值和宪制框架中进行。(12)

如此发展而来的政治概念输出了此种政治观念:政治就是斗争,为权力和各种利益的分配(斗争与交易)。容易让人忽视的是,所谓的权力斗争与利益交换只能在政治价值和宪制体系内进行,不可以动摇意识形态和宪制基础。这是民族国家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得以确立后的政治概念所输出的政治观念。在这两大“建制”确立之前,欧洲的历史就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史,韦伯式政治概念只不过是对这种历史的抽象化概括,用一般性概念道出了欧洲历史的真相。

(二)历史中的政治概念:资源分配的战争状态

时至今日,政治就是划分敌友的概念依然是西方政治的现实。“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出,“不和美国一道反对恐怖主义,就是美国的敌人”。当下在华盛顿较为流行的一种中美关系的观念是,“不效忠美国,就是在为中国服务”。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根植于西方历史中,一神论的基督教讲的就是“我对你错,黑白对立”,这种二元对立世界观被欧洲历史所强化。因此,当马克斯·韦伯说政治是权力分配时,同为德国人的卡尔·施米特认为政治的标准就是敌人与朋友,政治活动的核心是划分出敌人和朋友。(13)1927年,施米特发表了《政治的概念》,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形态对峙、党争政治骤起、国际政治奉行丛林法则的时代,政治就是划分敌友的概念深刻揭示了德国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年之后,又发生了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之间完全处于丛林法则之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国内也矛盾重重:德国1913年立法认定公民身份与族群无关,但又强调血统主义,导致大量逃难的犹太人涌入德国并产生了剧烈的民族冲突;而在普鲁士,不仅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有冲突,各分支派别之间也时刻处在对抗之中;20世纪初期德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容克贵族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急剧扩大。玛丽·弗尔布鲁克这样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一个领土和国际地位都受到削弱、背负赔款重担的战败国,一个充满了修正主义的愤恨、在一个个政治危机中蹒跚前行的国度,一个最后遭到了经济危机重创的社会。”(14)民族与宗教的对立以及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极端贫困和阶级分裂,使得施米特所处的德国充满着层出不穷的罢工、游行和政治暴力。

施米特用以揭示历史真相的政治概念在欧洲思想史上有着深厚的传统,原因就在于欧洲政治一直处于对抗性矛盾之中。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关于欧洲(人类)政治的判断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5)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都经验性地讲述了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所诱发的阶级斗争。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成为统治阶级以实现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用阶级分析的语言即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深刻揭示了欧洲史中的对抗性矛盾,罗马帝国之后的宗教战争、神权与王权的战争、城邦国家(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王权与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以及后来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未曾中断。因此,生活于18-19世纪之交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提出经典名言“战争就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续”,“一个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产生于一个政治状态,而且只能是一个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个政治行为。”(16)政治即战争的判断,是对欧洲自16世纪以来一直到克劳塞维茨时代的战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总结,其中德意志30年战争和英国内战的残酷性,欧洲人刻骨铭心。与克劳塞维茨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这样描述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的德意志30年战争:“欧洲对悲惨的三十年战争记忆犹新。人们说,宗教战争是最残酷的。不错,这种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但仍不如因破坏宗教联系而爆发的战争残酷,因为这种破坏将使人类重新回到原始状态,即回到战争连年不断的状态。”(17)30年战争使德意志各邦国的人口被消灭了25%-40%,其中路德城维滕贝格3/4的人口阵亡,波美拉尼亚65%的人口阵亡,各邦国男性将近一半阵亡。

这个“原始状态”(自然状态)还发生在英国内战时期,这些都是霍布斯(1588-1679)所目睹的,保皇党和议会之间的战争十分残酷,内战开始后的短短四年时间就有十万英国人被杀。(18)英国国内泛滥的暴力也没有因内战结束而终结,而是充斥了整个17世纪。(19)霍布斯很自然地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20),每个人之外的其他人都是他的敌人,这是源自人性中的竞争、猜疑与荣誉。自然状态中的人各自为利,贪婪无耻,相互攻击,时时争斗,“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21)

霍布斯关于政治的“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不仅是对英国两次内战的描述,也是其前后几百年欧洲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生活于15-16世纪之交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创造了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理论——国家理性论,主张不顾任何道德规范而把国家的生存权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理性论虽然被后来生活于和平时代的人们广为争议,但这就是那个时代欧洲人所处的“战争状态”。

中世纪后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史是如此残酷的“战争状态”,史学家或理论家关于政治的刻画必然也是以政治斗争、战争为主题。历史中真实的政治被学术化为拗口的权威性资源分配,其中当然回避不了战争分配资源以及对抗性资源分配方式。从霍布斯式历史叙事到韦伯式学术概念,其共同点都是政治是一种对抗性(竞争性)分配资源的活动,政治制度也必然具有分权性与制衡性。这是欧洲、美国的历史属性所决定的。

二、对抗性资源分配政治的社会起源

在欧洲历史上,之所以是对抗性资源分配的制度变迁,主要是因为其历史的社会史属性。欧洲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晚,历史的主角必然是地方诸侯和城邦式国家。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历史只能有两个一般的平面,一个是政治平面,另一个是社会平面”。(22)“对于中世纪来说,只有一种历史,即社会史。它吞噬和消化了一切;国家分解成我们已经说过的各种实体:城市、领地、村社。”(23)“在中世纪,在西方,政治散布在社会里,两者纠缠在一起(领主既是领主又是所有者),随着近代国家的成长,两者逐步有了区别,并相互分离了: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24)甚至直到19世纪,许多人仍然不关注史学中政治的内容:“有的人蔑视政治和一般历史,因为他们认为政治和一般历史不直接触及个人的内心世界,不触及现实生活。”(25)即使国家诞生以后,社会史的书写依然是主流,这也是西方历史社会学发达的历史根源。在以社会史为主要方面的历史中,重视历史的社会科学不会产生历史政治学。

不仅中世纪以社会史面向为主,而且欧洲“轴心文明”时代确定的传统就是“多统”的、部落性的、碎片化的社会史。产生于地中海海洋环境和商业文化的古希腊,城邦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共同体最高的善”的最好单元,所以古希腊居然有158个城邦国家。即便有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其目标也只是争霸,而不是寻求统一。进入罗马共和国时代,“帝国”看上去是“一统”的国家,但统治方式以自治城市为主,罗马公民权具有很大的“分封”色彩,从而奠定了分权的封建制传统。公元5-6世纪罗马帝国之后,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神权政治时代(约公元5-1500年)。在神权政治时代,虽然有上帝这个“共主”,但争夺正朔的宗教战争屡见不鲜,不仅有时间长达几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对异教徒的战争,而且欧陆内部宗教战争也层出不穷。在中国宋朝进入柏拉图式理想国的实现君臣共治的新千年(公元1000年)之际,欧洲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的至暗时刻。伴随着宗教战争、神权与王权的战争、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还有导致25%-35%欧洲人口死亡的黑死病,这真可谓天灾人祸,暗无天日。

美国加州学派学者王国斌教授指出,在公元1400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在政治组织方式上杂乱无章,众多的小型政治单位(包括城邦、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并存。而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统”。(26)欧洲的权力散布于社会之中,个人、村社、城市、封建领主、教会等都在为生存权和社会控制权而斗争,亚里士多德追求的旨在实现共同体最高的善的政治,变成了“自然状态”乃至“战争状态”。

社会史中所蕴含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连绵不断的战争;“连续不断的战争,带来了步兵、火器和大型军队的发展”(27)即军事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科技革命。(28)军事革命催生的是绝对主义国家,因为一般贵族或封建领主不能再承受战争的代价,必然在寻求更大封建领主的保护中成为封臣,以王权为中心的有了主权观念的绝对主义国家开始产生。

近代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与代议制政制的产生有所不同。虽然有了王权主导的绝对主义国家,但欧洲的封建制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封建制的盛行使得社会控制权分散化,国王并不能实现权力的统一,领主、骑士、城市等都拥有或大或小的自治权,他们组织成议会与占有行政权的国王相抗衡,并在公元12世纪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颁布《自由大宪章》。14世纪,郡和自治城市的力量逐渐壮大,议会开始分成两院:“一个由单独召集的领主或大贵族组成,另一个则由所有当选的郡和自治市的代表组成;这两个议院对所有事务都进行共同协商和投票。”(29)下院的出现正是城市力量日益壮大的结果,城市的崛起意味着平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国王虽然仍然处在权力中心,但是由于社会权力多元分立,其不得不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周旋,借助他们的力量达成自身政治目标。在这三种权力的斗争妥协之中,代议制政府逐渐发展起来:“王权自身虽然仍很强大,但它不得不有时候借助于贵族,有时候借助于平民。从这三种重大社会力量的一致性上,在他们的联盟和命运的变迁中,代议制政府实现了进步。”(30)

社会权力多元化的政治必然呈现“战争状态”,连绵不断的战争带来军事革命,军事革命催生绝对主义国家,但追求绝对权力的君主们似乎永远难以拥有绝对权力,不得不与封建领主主导的议会分享权力,从而在形成主权国家的同时也形成了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政府,国家和政制具有同步性。而这一社会史诱发的制度变迁,是典型的对抗性(竞争性)攫取资源的过程,政治已经以“分利”为目标,“最高的善”不再是共同体的目标,而是个人权利的实现,并且往往以战争为主要形式去实现个人权利,必然具有残酷的掠夺性。这体现在国家的对外政治中。

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即以民族为单元的国家建制,事实上有三条线索可寻。第一条线索是种族内部的“战争状态—军事革命—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演化,也是封建制度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多元力量消失,“英国革命以后在政治经济领域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英国社会在带着浓厚封建残余的情况下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31)在旧有的封建制度被消灭后,地方仍由牧师和地方治安官控制,国家权力仍然被作为贵族联合体的议会所控制。就整个欧洲而言,多元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一定程度的妥协,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言,“18世纪是欧洲各地君主与贵族和解的时代。”(32)君主与贵族的和解,既意味着贵族将垄断暴力的权力让渡给国家,也意味着国家对贵族权力现实性的承认。因此,查尔斯·蒂利认为,“事实上,在国家层面上,直到法国大革命时代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也许,除了瑞典)作出过认真的努力来构建一个从上到下的直接统治。在此之前,除了最小的国家外,所有国家都依赖某种版本的间接统治,从而冒着严重的不忠、欺骗、腐败和反叛的风险。”(33)欧洲从社会史走向政治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过程中诞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可见,不管国家形态如何,社会多元主义推动的代议制成为实现对抗性资源分配的最重要的制度遗产,代议制的代表只不过从最初的封建领主(土地贵族)逐渐演变为后来的商业阶级。然而,内部资源是有限的,对抗性资源分配政治的维持需要外部资源的输送。

第二条线索是在主权国家形成的同时,欧洲主要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对非欧洲地区的海外殖民贸易和殖民扩张,不仅使得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得以外溢和化解,而且为对抗性分配资源政治输入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从而平衡内部矛盾。根据印度经济学家的研究,仅在印度,英国的殖民掠夺就高达9.2万亿英镑。(34)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没有哪个对抗性资源分配政治离得开源源不断的外部资源。同时,那些对抗性资源分配的输家作为殖民者而远走他乡,大大减轻了内部的紧张关系。这等于说,对外部资源的掠夺即移民以化解国内矛盾,是对抗性资源分配游戏能够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

第三条线索是对抗性分配资源政治使得欧陆国家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不仅导致了毁灭欧洲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而且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正是北约不断东扩的反弹,这也不过是欧洲“战争状态史”的延续。

这三条线索告诉我们:不管是内部政治,还是外部政治,源自社会史的权力分配政治即政治的战争状态,这个长周期历史深刻地塑造了欧洲的民族性和政治行为传统。全球史的奠基者威廉·麦克尼尔总结道,“当人们把它们(欧洲人)与其他主要文明形态比较以后,而且只有当人们得知了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之流在美洲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黩武野蛮行径,得知了阿尔梅达和阿布奎基等人在印度洋上的伤天害理的挑衅侵略行为,并发现了即使如利玛窦神父那样的欧洲学者也对中国文明嗤之以鼻之后,欧洲人嗜血好战的特性才能被认识。”(35)欧洲人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嗜血好战的民族性”习惯于对抗性资源分配,因此对外政治必然具有好战性、掠夺性。因此,社会史塑造的国家其实具有军国主义性质。

三、中国政治史中的政治概念:秩序—民心—致治

钱穆认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擅长之地在于政治史,“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36)

(一)大一统的国家史

中国历史的政治史属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从社会史长期演化而来。长达千年之久的商周,作为部落制联盟,社会史属性显著;但西周是典型的“天子诸侯制”,“周天子”这一称谓意味着“大一统”思想政治端倪初现,周朝创制的礼治也是维护大一统政治的基础性制度遗产,因此国家史或政治史的属性值得重视。东周七八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几乎相当于罗马帝国之后城邦国家林立的欧洲,其总体性历史是社会史属性的,但先秦诸国中主流政治体所追求的以及诸子百家争鸣的,其实都是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各国都奔走在大一统的路上,因此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社会史,其实是线索清晰的政治史或国家史。这就为“周秦之变”,即从周朝的“天子诸侯制”转变为秦汉时期的“天子官僚制”,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的自治性封建权力在战争中被一一消灭,“帝国由于敌对诸侯的冲突而得以缔造,而且对中华帝国的主要威胁,从一开始就是附属的王室成员们或其他的地方势力可能再次分裂国家或夺取控制权。为扼杀这种可能性,秦朝和汉朝的统治者们创立了延伸到乡间的中央集权化官僚体系。”(37)地方势力或间接统治的力量被全部纳入一统性政权之中,成为“国家”这个政治实体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村落从来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它只是中国这个超级政治体的最基层部分;古希腊的城邦,即便再小,也是古希腊文明中的一个独立的政治体。”(38)地方性政治实体的存在是一统国家的解构性因素,这是绝不允许存在的。因此,中国的历史叙述一直将一统性权力的建构作为常态,而将封建性权力对国家的分解作为变态。

了解“周秦之变”后,再对比欧洲战争制造的民族国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秦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西方人把具有主权权力的国家看作现代性政治最重要的标志。秦之后,中国进入“国家”时期,其历史自然是政治史;虽然,也有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类似春秋战国的分裂和内乱的历史,看上去具有社会史的一面,但这些时期的各王朝对“大一统”都情有独钟。

一统国家的存续需要实现对广大地域的整合,不断清除内部或地方出现的封建性力量。这种整合建立在一统政权的基础上,不能够依靠以暴力为支撑的法律:“历史中国的政治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通过或借助相对简单易行的制度,而不是‘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的社会规范’(也即法律),将无数离散但同质的农耕村落整合起来,将因地形、地理、气候等综合因素造就的多样异质的各族群各民族民众整合起来。”(39)单纯的法律之治并不能实现地域和社会的整合,只会导致一统政治的覆灭,古人对“暴秦”的指控就是如此。德国汉学家穆启乐在对比中西史学后谈到,相较于罗马史学强调内部冲突和社会权力的结构变化,“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不存在自由与专制的对立。共和制政体完全在他的视野之外。统治的形式要么是诸侯国或王国的割据,要么是君主制的大一统,而没有其他的选择。”(40)而且,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建立、维护内部秩序以及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对外的军事打击力则是次要的事情。”(41)一统性的政治逻辑既限定了中国的政治路径,也限定了中国的政治内容。暴力只存在于多元权力斗争的历史时期,在一统秩序建立之后,其在政治上便丧失了暴力的对象,暴力是隐而不显的,或者说暴力只有对外的意义。正因如此,韦伯式的政治概念就很难有效地解释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中的“政治”。同理,韦伯式国家观也很难解释基于大一统史观而塑造的中国这个“国家”。

由此,周王朝确定了大一统传统的中国,看起来有两种历史:一是承平时期的各个朝代(治世),二是改朝换代之际的动荡不安时期(乱世)。其政治行为方式有天壤之别,一个主张稳定和致治,一个奉行暴力(阶级斗争)和夺权(权力分配),但因为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乱世之中的人们依然在追求治世即大一统。更何况,乱世中的各方依然本着治世原则而希望自己能一统天下。因此,治世和乱世的行为方式虽有不同,但政治思想上的共性都是大一统。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拥有最早国家史的中国文明能够赓续五千多年而不曾中断的底层逻辑。

(二)国家史中的政治认知

不同于西方思想的书写传统,中国的学术或者思想大多数由“一线”政治家撰写,将其所思所想和自身实践总结为治国理政之道,多以语录体表达,而不像古希腊那样一开始就是概念式、学科化的表述。尽管如此,中国关于政治认知的系统化、体系化和深刻性,一点都不亚于西方。作为理解“国家”的“政治”,至少包括大一统秩序、礼法之治、民心(民本)政治和致治传统。为了思想比较上的方便,这里且不论礼法之治之于中国政治传统的重要地位。

关于大一统秩序。治世与乱世的历史统一于大一统国家史的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人关于政治的认识是确定的。政治或国家是用来干什么的,在轴心文明时代,中国人和古希腊人似乎心有灵犀,都是为了实现一种理想的秩序,如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共同体最高的善”,或如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治下的“理想国”,但共同体的多统性则很难实现“理想国”。与之相对,周王朝开创了大一统的天下秩序,中国人首先是在大一统的治体意义上论政。正如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42)宋代司马光认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43)清雍正帝更不忘强化大一统,“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44)

关于民心政治。大一统的秩序首先需要“正名”,“名正而言顺”,以获得统治的正统性。所以,“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45)孔子对曰,“政者,正也。”(46)“且圣人为政,必先正名。”(47)“正名”之道从殷商之“天命”、周朝之“德行”再到先秦之后的“民心”,这是政治的正统性所在。“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48)“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9)“政之所兴,在顺民心”(50)“古之为政,爱人为大”(51)以今人看,为政之道首在正名,是否符合民心。

民心政治必然要以民为本。先秦就表述为民本思想,诸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唐太宗以为民本需要和静,“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52)又说“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53)在秦汉之后的两千年中国史中,民本思想一以贯之。这一赓续至今的历史恰恰说明了民本思想与生俱来的现代性。

民心政治必然行“仁爱”之政。孟子说“仁者爱人”。(54)仁意味着将私人之爱外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5)仁的外推将个体纳入共同体之中:“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56)在这个仁的天下,国君当然也要行仁政,“为人君,止于仁。”(57)行仁政的目的是要达到全天下的仁和一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58)

如果大一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民心是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基础,“致治”则是民心政治的实践基础。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致治的政治经济学。管仲治齐的《轻重篇》,商鞅治秦的《商君书》,就是今人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被后人描述为“政策决定论”。比较而言,古希腊与罗马时期几乎没有治理思想,最高的经济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分工的观察(谈不上思想),亚里士多德之后经济思想一直呈衰败之势。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所认为的,古希腊基本上都是一片经济思想的荒漠,“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经济理论发展走向衰退,到了后来的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希腊化(Hellenistic)和罗马时代,经济思想差不多成为了空白”。(59)至于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则是17世纪的事了。

中华文明的致治传统使得中国人关于“政治”的看法大都落脚于“治”上,即行政上的管理、治理和政治上的国家治理。在行政意义上的“政治”,诸如“凡事致野役,而师田作野民,帅而至,掌其政治禁令。”(60)“凡相犬牵犬者属焉,掌其政治。”(61)西汉贾谊在《论积贮疏》中有言,“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62)《隋书》记载:“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63)

在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即国家治理,诸如《尚书》中有言,“道洽政治,泽润生民。”(64)《荀子》中有言,“言道德(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上。”(65)《史记》中有言,“王者用刑禁制暴慢,疏爵以举赏贤良,则政治均平,是刑以防之矣。”(66)《三国志》中有言,“后诏大议政治之不便于民者,阜议以为:‘致治在于任贤,兴国在于务农”。(67)《新唐书》中有言,“帝问政治之要,播曰:为政之本,要得有道贤人乃治。”(68)

“大一统—民心(民本)—致治”,大致构成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逻辑或者国家理论,有学者称之为“治体论”。(69)大一统是国家之体,民心是政治价值观,致治是重民的政治方法。各个时期的政治无不以大一统秩序为宗旨,本民心(民本)思想,行礼法之制,使得政事得到有效管理,国家得以有效治理。在逻辑上,只有确定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即大一统,才可以收获民心,让制度正常运行,国家得到治理。反之亦然,只有有效行政和国家治理,才能维护礼法之制,民心得以聚集,大一统得到维持。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的政治分析。对内以仁爱、民心为基础的大一统政治,对外则是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的“公家秩序”。(70)对外行为原则可以称之为“孔子改进”(71),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对于可能只让少数人获益的零和博弈式的“帕雷多改进”,“孔子改进”则是一种双赢的行为范式。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孔子改进”的政治实践。为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主张各方共赢也是“孔子改进”原则的实现。

四、时间中的政治

社会史的政治和国家史的政治是如此不同,而且这种不同也并没有因为西方从社会史向政治史演变而消失,依旧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因为历史连续性所累积的时间空间化,即现实政治不过是历史连续性的产物。

中西政治的历史本体论差异在历史连续性的作用下,导致了现实政治在文化、制度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性。钱穆在论述中西方政治时认为,“吾国自古政体,开始即形成一种广土众民大一统的局面,与希腊市府之小国寡民制不同。而吾所谓大一统者,乃由国家整部全体凝合而形成一中心……”(72)政治秩序的差异性决定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天壤之别,钱穆认为西方政治为政民敌立,而中国政治为政民一体。政民一体的政治是“尚理”的、“和谐”的;政民敌立的政治为尚力的、斗争的。(73)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E·芬纳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完全不同。事实上,二者是截然相反的。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主流的社会价值相辅相成,这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政府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西方更是不曾出现过。因此,中国稳定、持久的社会政治体系与躁动不安的西方相比,后者更依赖于自由行动与个人责任;而前者则依赖于集体,每一个人都要为其他人的错误承担责任。”(74)西方传统体现了人类在法律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而华夏国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就是等级式人际关系,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所有这些不平等都被导入一个总体上和谐的有机社会。”(75)“在西方传统中,独立自主的个人占据着重要位置。要在中国传统范围内寻找这种西方知识分子推崇的主导思想,将是徒劳的。更重要的是,表述这些思想成分的价值观、行为以及制度同样在中国传统中不存在。”(76)

在工业革命推动的全球化之前,中国和西方的政治按照各自历史轨迹演变着。西方的崛起意味着其政治的胜利,因此其政治的历史连续性无需多论,以保护社会多元主义为宗旨的代议制从贵族代议制演变为代议制民主,贵族之间的竞争演变为党争民主,“分利政治”传统即竞争性分配资源一以贯之。被鼓吹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只不过是源自中世纪欧洲文明的一种政治表述。(77)尽管,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开启了政治史的一面,但根深蒂固的社会史属性或封建制社会性质并未消失,而且在有些领域封建制色彩依旧顽固,国家权力无法渗透到所谓的自治域,比如美国枪支泛滥而得不到控制。这是因为制定于前现代社会时期的美国宪法至今依然是其根本大法,美国宪制把竞争性资源分配政治彻底制度化。

因此,虽然西方从社会史走向政治史,其政治的核心内容在于维持政治经济精英(现代贵族)的团结,建立分权制衡的制度,使得政治权力不至于在精英们对抗性资源的政治斗争中崩溃。对他们而言,抛弃多元权力的一统性是不可想象的。比如托克维尔就极力主张多元权力的重要价值:民主的个人主义思想总会有导致多数专制的危险,而抑制这种危险的制度安排就是地方自治、法学家团体以及陪审制度、新闻和结社自由,其中政治结社是最能够实现多元权力的制度安排。(78)政治经济精英在政治社团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同时以政治社团为中介参与权力竞争。可以说,西方现代国家的诞生是一种建立在权力封建性基础上的政治史。显然,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政治传统,时间锻造的政治传统是如此牢不可破。

“时间中的政治”是否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政治?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看上去一直处于剧变之中。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开始,中国历经“洋务运动”式的“西天取经”、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式的自我否定、南京国民政府构成的一片美国背景、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第二个30年的改革开放,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中国人不是在向西方学习中改变自己,就是在否定自我中向西方学习,西周以来所塑造的根本性政治即政治传统命运如何了?

1.大一统

2022年8月2日晚全中国人万众一心地热切期盼中国用军事手段制止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情形,鲜明地回答了什么叫中国人的“大一统”。大一统当然不局限于疆域上的国家统一,但首先是国家统一,在此基础上还有制度一体、思想统一乃至政治行为上的一统性。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中国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谁来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或者谁来解放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组织起来,民主集中制原则也适时地从“党体”转变为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由此,民主集中制既是根本政治制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也是中央—地方关系的组织原则,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新型权力关系即国家—社会关系、政治—市场关系,都事实性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如此,民主集中制原则还以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等形式充分地体现在政策过程中,使得中国民主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得国家权力与全体国民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真正实现了钱穆所说的“政民一体”。(79)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大一统意味着,不同于过去的大一统,当代中国的大一统有了“人民性”或者“民主性”。这是今日之大一统与古代大一统的最大区别。

在中国革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民主集中制,进行整风运动,批判宗派主义:“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80)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也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81)扫除宗派主义的同时,也要加强和民众的直接联结。毛泽东强调了群众的重要意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82)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反对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要强调群众路线,从中国政治史的传统来看,二者的指向殊途同归。反对宗派主义,正是要实现一统性权力与民众的深刻结合,一统性与人民性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中国的现代大一统的主要任务,因此就成了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善治:“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83)

2.民心政治

以民本和仁爱为支撑的民心政治,在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政治中被弘扬到极致。如果古代中国的民心政治主要是一种观念性主张,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则是民本、民心政治的制度化实践。通过群众路线,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制度建设将千百年来被压制的社会底层解放出来,其释放出的能量虽然难以计量,如群众路线锻造的“军民鱼水情”使老百姓用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同理,可以想象被解放的社会底层所释放的能量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难以估量的作用。

民心政治必然讲政治团结,对内对外讲“孔子改进”,这完全不同于对抗性资源分配政治所导致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形成的认同政治、极化政治和政治的返祖现象——政治部落化。

民心是一种群体性深层心理结构或者以心理结构为基础的深层社会文化结构,它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也是依靠以民为本的政治实践所巩固的。因此,民心虽然与民意有关系,民意在某些时候能反映民心,但二者并不是一个概念。民意更多地体现在聚合了个体利益计算层面的一群人的意见,所以说“民意如流水”,这是因为基于利益计算而形成的“群体”本身是不确定的,“群体”中的个体利益诉求也是不确定的。民意可以制造,但民心很难被改变。

3.致治传统

中国的国家史开启于5000年之前的良渚古城,其标志是有了社会等级分化、大型水利工程、大型储粮设施、能够居住3万人的大型都城,这些展现出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已超出了酋邦范畴,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古城保存了早期国家的完整结构。(84)如果没有国家式政权,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有了国家文明就必然有国家规模的治理。到了先秦时期,比如管仲治齐时期,就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即当时的“编户齐民”。因为,中国的国家文明开启得太早,过于久远,而且历史上未曾中断而一脉相承,国家治理就成为一种看上去属于“与生俱来”的国家能力。马上打天下者,同样能够马下治天下(85),这必然是致治基因的作用。首先,“士人政府”意味着自西汉以来的政府管理者相当于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治国”。其次,坚持“致治之道,首在人才”传统,从先秦时期的“养士”文化和军工制遴选人才,到西汉时期的察举制度和三国时期的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再到后来的科举制选拔人才,使得从中枢机关到县令,多有治国之才。再者,中华民族是一个无比勤劳的民族,官不扰民民自富,因此“轻赋”“养民”“静民”的民本政策很重要。当然,致治能力有赖于政治稳定这个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文明的产儿,也是中华优秀文明的承载者,必然继承了致治基因。新中国成立之际,蒋介石和一些西方政治家都断言中国共产党会革命,却不会搞经济建设,但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工业体系完备的工业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兴民族国家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的少之又少。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并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但难以用人均GDP衡量的社会建设,诸如土地改革、男女平等、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大型水利建设等,为第二个30年即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6)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后30年是一个统一体。

更重要的是,从鸦片战争后进入“总体性危机”的中国到1949年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政治稳定成为保障国家治理的最大公共产品。今天看来,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种天大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因为,中国如此之大,一开放搞活,中国经济走向何处则具有不确定性,但不能干什么的底线却十分清晰。比较苏联改革的鲁莽和混乱,我们更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大智慧和治国理政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成就的最大经验就是“坚持方向、混合至上”,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采取混合治理。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中国人口相当于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必然有程度不同的观念差异和利益层次,其心理活动和利益诉求必然是多元化的,需要混合治理。

事实上,从中国的国体到政体再到具体的政策过程,都具有混合型。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表述意味着:无论是政权的阶级属性,还是政权的实施方式(民主与专政),都具有混合性。既民主又集中的民主集中制政体,如前所述,不断体现在根本政治制度、央地关系之中,还深嵌于国家—社会、政治—市场等关系中。不仅如此,政策过程中的民主集中制也是通过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等不同形式得以体现。

三千多年过去了,政权形式从王朝统治历经革命而演变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制,但不变的依旧是大一统的国家观、民心的政权观和致治传统。这一超稳定结构的历史或许说明了,政治史的历史连续性比社会史的路径依赖性更强。诞生于西周的礼制过于早熟、过于发达,从而使华夏和蛮夷几乎都没有选择地“吾从周”。正因如此,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史观塑造的政治共同体,而其间出现的几次长达百年的战乱纷争的“社会史”也不曾中断这种文明史观,且至当代中国。

对于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87)他还断言只有中华文明适合管理21世纪的世界。然而,当前的世界秩序所构成的人类文明旧形态,依旧被对抗性分配资源的政治所支配,并成为过去300年人类灾难性问题的根源。

五、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与出路

政治的实践性大于学术性,因此我们重述政治的概念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概念史的发掘上,而是有着强烈的当下政治关怀。历史政治学之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等分析性概念意味着,源自各自历史的政治概念必然会通过当下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而体现出来。因此,这种比较历史的理论发现不仅是学术的需要,还旨在改进政治实践。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重新解释政治的概念。首先,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所理解或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观念,并以此来对照、分析中国政治甚至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从而导致政治学科与中国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需要正本清源。政治的概念等一系列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正本清源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建设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起点。离开对以政治的概念为基础的重要概念的重述,如权力类型、国家形态、政府理论、政党理论、官僚制理论等,中国政治学的知识骨架就难以搭建起来,知识体系的建构更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概念研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其次,我们时代的诸多问题,比如战争和强权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88),信奉丛林规则的零和游戏(89),难以治愈的贫困和不平等(90)等,都与流行的政治观即“战争状态”的观念密不可分。

对内的对抗性资源分配的政治被论述为洛克式自由主义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外的对抗性资源分配必然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又被论述为自由帝国主义。在西方兴起的起点上,本着西方文明基因的“嗜血好战”的欧洲人,利用军事革命带来的科学革命的先发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把对抗性资源分配的国家本性展露得淋漓尽致,从而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建构了时至今日依然约束着人类的世界政治结构(如图1)。(91)

图1 西方文明的世界政治结构

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果都意味着,我们时代充斥着扩张性、霸权性和不平等性。然而,自西方社会科学诞生以来的200年里,白人优越论、文化优越论和制度优越论等文化帝国主义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把扩张的民族主义论述为普遍主义乃至“普世价值”,从而使得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成为“观念的囚徒”而不自觉。比如,把源自社会史的带有原始色彩的“战争状态”的政治的概念当做真知识或者普遍真理不加辨别地接受,作为中国政治的政治学原理的经史之学被批判和抛弃。

近些年来,我们得以见证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包括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霸权的衰落、“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遭遇困境以及“西方世界”的没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崛起。(92)这些变化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诱发世界政治体系的结构性变化,都为新世界政治秩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如图2)。

图2 中华文明的新世界秩序

中国以自身发展改变了世界。在世界秩序意义上,中华文明的“大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的“小传统”的交融共同编织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模式,这是从中国人的政治观出发的世界新秩序。民主集中制之于代议制民主的“反向运动”、天下观之于白人优越论的反向运动以及中国的致治优势,最终导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世界政治学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需要资本、技术与军事,同样需要意识形态等观念性力量(93),而所有的意识形态几乎都源自人类对共同体(国家),即对政治的看法。对中西方“政治的概念”的重述,我们发现并相信:那种源自社会史的对抗性资源分配的零和性政治已经是“过去时”,为民心而致治的共赢式政治才是“将来时”。

 

注释:

(1)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伦理之业:马克斯·韦伯的两篇哲学演讲》,王容芬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2)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任务就是寻找“政治成熟性”的领导阶级以完成“伟大的权力政治任务”;“民族统一的战争结束时,德意志民族首先面临一个明确的政治任务,即海外扩张,但这些市侩们甚至缺乏最粗浅的经济头脑,居然不明白德国国旗飘扬在周边海岸对于德国的远洋贸易将意味着什么!”参见马克斯·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7、20-21页。

(3)韦伯认为,“你可以改变手段、改变环境,甚至改变基本的行动方向以及对那个方向负责的人,但你不可能把斗争本身撇到一边。……用‘和平’手段代替斗争形式、代替对敌作战、代替作战环境,最终代替选择机会,那将一无所有。”参见沃尔夫冈·J.蒙森:《马克思·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2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之际,1916年韦伯写道:德国必须成为一个“权力国家”,为的是“决定未来世界文化品质”;一个伟大的民族必定会是“首先追求权力”,必须服从这个现世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包括了为权力而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要保存民族文化,就必然离不开权力政治。参见马克斯·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第63、65页。

(4)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5)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王荣芬译,第40页。

(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6页。

(7)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第187页。

(8)戴维·比瑟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徐鸿宾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第34页。

(9)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10)阿尔蒙德等:《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任晓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11)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12)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第320页。

(13)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第32页。

(14)玛丽·弗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14》,卿文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

(16)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全集》第1卷,陈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6、44-45页。

(17)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2页。

(18)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78页。

(19)蒂利谈道:“在英国,两次主要的内战加上一些叛乱和地区斗争,使得17世纪充满了政治暴力。”参见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20)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4页。

(21)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95页。

(22)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

(23)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第144页。

(24)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第137页。

(25)利奥波德·冯·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孙立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5页。

(26)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27)布莱恩·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主与专制之起源》,赵信敏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4页。

(28)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即曾经在技术上领先世界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欧洲式的科学革命,这一迷思一直未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但文一教授在《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中认为,欧洲科学革命是战争的结果,而中国没有那么多的战争和残酷的生存权斗争,所以没有发生科学革命。这是个有力的解释。参见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

(29)弗朗索瓦·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2页。

(30)弗朗索瓦·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第449页。

(31)沈汉:《世界史的结构和形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03页。

(32)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

(33)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34)Dr Gideon Polya,“Britain Robbed India Of $45 Trillion & Thence 1.8 Billion Indians Died From Deprivation,” December 18,2018,https://countercurrents.org/2018/12/britain-robbed-india-of-45-trillion-thence-1-8-billion-indians-died-from-depri?vation/,September 28,2022.

(35)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599页。

(36)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0页。

(37)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3页。

(38)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02页。

(39)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第37页。

(40)穆启乐:《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黄洋编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4页。

(41)穆启乐:《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黄洋编校,第75页。

(42)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卷56,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43)司马光:《资治通鉴·魏纪一》卷69,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187页。

(44)《清实录·世宗实录》卷13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96页。

(45)黎翔凤:《管子校注·法法第十六》卷6,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7页。

(4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12,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39页。

(47)张廷玉等:《明史》卷23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079页。

(4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12,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3页。

(4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0,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373页。

(50)黎翔凤:《管子校注·牧民》,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页。

(5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50,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497页。

(52)董诰等编:《全唐文·政本论》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2页。

(53)吴兢:《贞观政要集校·政体》,谢保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页。

(5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8,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939页。

(5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808页。

(5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22,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80页。

(5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60,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32页。

(5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8,第5400页。

(59)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1卷,张凤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32页。

(60)今义:凡有[兴建工程的]事就召集野地的役徒,而有征伐、田猎的事就征调野地的民众,率领他们到来,掌管有关他们的分配管理和禁令。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15,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98页。

(61)今义:只要是挑选犬的人、牵犬的人都隶属于犬人(一个职位),由犬人分配管理他们。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36,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06页。

(62)今义:国家的行政力量还没有完全达到各地,边远地方敢于同皇上对抗的人,就一同举兵起来造反了。参见班固:《汉书·食货志》卷24,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9页。

(63)魏征、令狐德棻:《隋书·炀帝上》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3页。

(64)今义:国家治理符合道义,恩泽就会遍布民众。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19,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22页。

(65)今义:以国家安存为政治之目标。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6页。

(66)司马迁:《史记·乐书》卷24,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88页。

(67)陈寿:《三国志·魏书》卷25,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06页。

(6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七十六》卷15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817页。

(69)任锋:《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70)任锋:《论公家秩序:家国关系的历史政治学阐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71)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

(72)钱穆:《政学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73)钱穆:《政学私言》,第6-7页。

(74)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4页。

(75)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王震、马百亮译,第474-475页。

(76)郝大伟、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何刚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77)杨光斌:《自由主义民主“普世价值说”是西方“文明的傲慢”》,《求是》2016年第19期。

(78)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于这门学问的进展。”政治社团的多元权力导致当时的各国政府“视政治社团犹如中世纪的国王视其国内的大诸侯”。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97、706页。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论述了防止专制的多元权力的各种制度安排。

(79)参见杨光斌:《中国政治认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8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1页。

(8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8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8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84)王宁远:《从良渚古城再认识中华5000年文明史》,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从考古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42-43页。

(85)历史上,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迅速治愈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战乱的千疮百孔的社会;南北朝乱了280年而穷到人吃人,隋唐统一后国家立刻富裕起来;唐朝之后五代乱了80年,赵匡胤统一后不到30年,都城30里以内的老百姓用的都是黄金窗钩;明朝末年也是满目疮痍,清朝初期就国富民强。

(86)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87)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88)仅仅在冷战之后,美国对外发动战争13次之多,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导致100万人死亡,叙利亚战争制造了600万乱民,俄乌战争的背后也是美国利用北约不断东扩的结果。

(89)无论是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遏制还是美国北约东扩而压制俄罗斯的生存空间,都是典型的零和游戏。

(90)大量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或者难以发展,普遍地与殖民主义历史有关。

(91)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释启鹏、杨光斌:《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与史观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

(92)朱云汉:《百年变局与中国政治学的新征程》,《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

(93)杨光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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