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历史政治理论序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1 次 更新时间:2022-11-07 22:48:25

进入专题: 历史政治学  

杨光斌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包括政治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和地方性,虽有所认识,但并不系统和深入,其原因在于缺少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论。从包括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到民主等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概念,再到理性选择主义等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均是特定国家和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但却以普遍主义的方式传播且影响深远。社会科学是主要国家发展阶段的产物,已经走进世界中心地带的中国,自然要为国际社会科学贡献知识产品。作为中国政治学专有研究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一方面为鉴别政治理论的历史性提供了方法论,另一方面为“发现”中国史蕴含的丰富的政治学原理提供了可能。

  

   几乎所有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性的,“政治理论”更严谨的称法是“历史政治理论”,这是由政治理论的知识论原理决定的。从社会科学体系,诸如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到我们耳熟能详的众多名词、概念,诸如自然法、契约论、理性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等;再到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或政治学的方法论,如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等,都是历史分析的产物。历史政治学的提出,不仅使中国政治学终于有了政治学专属的研究方法,即中国政治学不再和其他学科一样使用社会科学的一般性方法,更为政治理论的发现和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历史路径,使得政治学的学科专业性属性更加鲜明,中国政治学因此可能在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上走在前面。我们认为,只有当一个学科有了自己专有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才有可能在建设自主性知识体系上迈开步伐。

   一、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

   政治学以及所有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包括概念、理论、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是从哪里来的呢?或者我们熟知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知识论要回答的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科学的知识来源于历史、现实实践与理论本身,这大概是在知识论上对社会科学最好的概括。

   作为理论来源的“元理论”,其实也是特定实践和历史文化的产物,因此严格说来理论主要来自实践和历史。只不过,在理论贫困而又渴望理论的时代,理论本身成为一种“思想供货商”,成为需求方的理论来源。至于理论与现实—历史的关系,或者说理论为什么诞生于实践和历史,已经有很多的讨论。简单地说,古今中外的政治统治都需要对现实进行理论、观念的阐述,以使政治统治合理化、合法化,减少政治统治的成本;现实实践是历史制度变迁的延续,论述现实的理论必然要追寻“正朔”,历史必然成为理论的最重要源泉。另外,在中国自先秦“诸子百家”以来就形成了“士文化”,士人阶层在书写并传承历史中有着特殊作用;而在欧洲,从中世纪的修道院到大学的诞生,知识阶层得以形成,他们的使命就是从现实—历史中“发现”甚至“发明”理论。这样,士人阶层或知识阶层建构的理论或者观念就成为世界本身,或者说世界就是他们构筑的观念的矛盾体。政治统治的需要与知识阶层的存在,使得理论基于实践—历史而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而它们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并改变着现实世界,理论本身构成了“存在”,成为后来人实践的渊源。

   首先,理论本身。“发现”或“发明”以新概念为核心的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且理论一旦被发展出来,会演变为流行性观念而固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哪怕是以讹传讹的观念,在生活中也有可能演变成信念,比如“党争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或话语体系(包括实践中的制度体系)。内在原因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会利用优势的制度性资源去推广有利于自己统治利益的思想,基于理论的思想观念自然会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得以延续,并据此塑造一代又一代人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所以,理论产生得越早,延续性影响越大;理论一旦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会代代相传。这就是每个时代的部分社会科学理论来自既有理论的原因。

   国内政治的政治理论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得以延续和传递,世界政治中的政治理论生态分布更不均衡,不但存在诱致性吸纳,更有强制性变迁。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国家发展的先后决定了世界社会科学的不平衡性、不平等性。按照沃勒斯坦的统计,历史学和三门探讨普遍规律的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直到20世纪上半叶,95%的学术研究都是仅仅在5个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中进行的,而且它们也主要是研究这5个国家。剩下5%研究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低地国家、俄罗斯、伊利比亚半岛,并在很小范围内研究点拉丁美洲。

   95%的知识存量为二战后的冷战提供了充足的弹药。冷战是意识形态战争,因此冷战时期的社会科学堪称“冷战社会科学”尤其是“冷战政治学”。在这个过程中,对立的两极都给对方贴上标签,西方以民主—专制二分法建构起“冷战政治学”。在萨托利看来,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大成就是把“自由”和“民主”两股道上跑的车拧在一起,建构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并被鼓吹为“普世价值”。

   冷战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意识形态战争。当西方扛起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这面大旗时,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致力于从经典著作中找答案,甚至一度取消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比如政治学和社会学。以至于到改革开放时,中国还没有社会科学,理论匮乏是必然的。因此,当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时,西方社会科学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留学生也如过江之鲫前往欧美“取经”。这是知识社会学上一种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说明,存量理论本身就是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存量理论在传播过程中,以科学主义化的乃至普遍主义的形式涌向理论贫困地区,显现出非历史性。然而,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所接受的概念和理论,几乎都是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政治实践经验的理论化产物。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的非历史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都是即时即地的政治实践的产物。

   其次,现实政治实践。毛泽东曾通俗地讲:“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毛泽东最有资格说这话,统一战线、政治协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民主集中制政体等政治学的关键词,都是革命实践的产物。

   什么样的现实政治实践能产生理论?无疑是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无不如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动荡期催生的是霍布斯的个人解放的个体主义思想——这是自由主义的本体论;进而,当政制稳定下来后,主张财产权的洛克式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财产权催生了工业革命这个人类历史的第一次巨变,工业革命使得远程贸易成为可能,财富的急剧增长催生了以休谟、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初步成熟。英国的成功让法国人艳羡不已,以追求英国政制为目标的法国启蒙运动主张比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并直接成为美国建国者的宪制蓝图。至此,从英国首倡到在美国和法国落地,自由主义都是政治实践的产物。

   伴随着作为近代西方世界“元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先后出现,也都是诞生于政治实践之中。当法国大革命以极端手段进行时,英国的政论家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批评,就构成了后来被称为保守主义的思想来源,伯克因此被称为保守主义的鼻祖。

   同样,共产主义思想也是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产物,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的《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纲,有了政纲的工人运动才有后来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以及由欧洲到东方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这些国际性运动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但作为政治思潮发展起来,列宁还找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手段——无产阶级及其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亨廷顿不无赞叹地指出,如果说杰佛逊发现的是代议制,列宁发现的则是政党,他们才是政治学大师级人物。革命到了中国,曲折的实践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并以田野调查和历史政治的路径去践行这一信念。

   实践出真知,而作为“真知”的理论往往诞生于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社会大革命、国家大转型都是发现理论的关键时刻和宝贵资源。

   再次,理论的历史性。正如理论具有实践性的特质,现实实践性也具有历史性。一方面,即时即地的实践性必然承袭了各自的历史文明基因,另一方面,过去的政治实践就成为了今天的历史,而且历史本身直接成为理论和思想的渊源,因此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都具有历史性。

   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的文化基础或本体论的个体主义,并不是霍布斯的“发明”。因为在之前的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宗教改革,已经使得个体从神权政治的蒙昧状态逐渐苏醒过来,并经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发现”而上升为“自然权利”。实现个人权利的制度安排是比文艺复兴运动更早的代议制,代议制使得“王在法下”,因此保护了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人权利即当时的封建领主们的权利,由此催生了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后来又被称为代议制民主)。西方政治理论的社会史属性非常特殊,代议制是社会史的产物,而且以个体主义文化为基础。由此可以理解,在那些既非个体主义文化又无社会史的国家,实行代议制究竟意味着什么。何况,很多国家时至今日已经不再是均质化文化,而是异质化的多民族国家,基于个体主义的具有对立性的代议制对国家建设又意味着什么,很多国家无休止的政治动荡根源于此。

   历史是发现理论的不竭之源。社会科学体系中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都是基于不同历史而演绎出来的。基于历史的制度变迁,本身存在着很多道理,这些道理有待被发现而成为理论。西方人已经充分地发掘了自己的历史并使之理论化,比如历史社会学的重大贡献,西方历史的影响因此更具世界性。比较而言,更有连续性的中国历史所贡献的社会科学理论甚少,没有理论化的历史便处于休眠状态而陈放在博物馆里“休眠”,意义大打折扣。中国史学界似乎习惯了历史的博物馆化,当钱穆这样的学者试图在中国史研究的基础上提炼一些概念时,比如“士人政府”,依旧会招致历史学界的异议乃至非议。更有甚者,新文化运动所塑造的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史观影响深远,比如给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扣一顶类似专制主义的总帽子。这种现象完全是中国社会科学思维滞后的表现,认为历史的研究应该纯粹而不应该有“杂质”,殊不知,社会科学的进步就体现在交叉性上;同时也是史观滞后的表现,未曾想过如此“坏”的历史怎么会孕育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

   就规模而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大文明体之一;就连续性而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大型文明,因而不存在“古中国文明”之说;在包容性上,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吸纳了最多外来文明,因而最具有普遍性。这样的文明即使不是汤因比所说的唯一能够管理21世纪的文明,至少也是最能引导21世纪走向新文明形态的文明。对于这样一个文明体,政治理论的发现工作赤字太多。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华文明的产儿,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和继承者,这其中的内在逻辑和机理有待发掘。比如,民主集中制与大一统的关系、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协商民主与协商政治传统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观的关系、仁爱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等等,都是重大的历史政治理论命题。

已知的中外政治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关于中国的政治理论比如大一统、民本思想本身就是历史的决定性组成部分,关于西方的政治理论比如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政府理论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并被加工成理论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杨光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历史政治学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7827.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