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不能成为记者的出发点”
1978年岁末，在“文化大革命”满目疮痍的废墟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
“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伟大转折点，并不在于这次全会对改革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实际上翻开会议公报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改革”字样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三中全会”的精髓，在于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他在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总结，全会开幕后印发，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据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2008年1月5日在《财经》网络版撰文回忆，邓小平找政研室的同志起草讲话稿时，郑重提出：
“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
邓小平特别强调，通过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让一部分地区和社员先富起来：
“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三中全会在农业问题上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是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等人力主删除了以往文件必写的“农业学大寨”内容，代之以一个概括性的政策宣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力。”
全会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试图纠正“文革”中过火的做法，重申生产队自主权、社员分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社队工商业等经济政策，但没有正面触及人民公社体制。这份下发各省试行的文件也载明了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9月，四中全会将这份农业文件正式颁布前，授权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赵紫阳对文本做了最后的修改。文件为人民公社体制松绑，写上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
“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在当时的政治理念和权力格局下，赵紫阳和胡耀邦等人尽了最大努力，把两个“不许”减少到一个，另一个改成了温和的“不要”：
“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后一个“不要”还允许某些例外，这就为农村改革挤开了一道门缝。万里从山西请到安徽任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的吴象说：
“别小看这道小小的门缝，正是它使完全不合法的包产到户变为可允许、可接受，从而能在实践中大显身手。”
人民日报就从这道“小小的门缝”中看到了机会，与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一道，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一步步为被毛泽东污名化的“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
中央文件仅限边远山区才能包产到户的政策防线很快被冲破。从安徽到四川，各地农民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都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消息传到人民日报农村部，来自太行山农村的老记者宋琤兴奋地称之为一场“真正的农民运动”。宋琤内心也赞成包产到户，但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老编辑，对于在公开宣传中突破中央文件规定还是“心有疑虑”。
问题尖锐地摆在李克林“李老太”面前：是死抠着文件条文对现实闭眼不看、掩耳不闻，还是勇于面对、如实报道？
胡绩伟、李克林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从安徽、四川、内蒙，到广东、云南、贵州，不论是边远地区还是沿海地区，只要包产到户能让农民不再挨饿，帮他们脱贫致富，报纸都给予正面评价，进行连续报道。对于包产到户引发的一些思想观念斗争，报纸也不加回避。
在党内价值取向不一、政策边界不清的情况下，人民日报果敢地站到党内务实改革力量一边，把农民偷偷摸摸的改革尝试拿到桌面上来吆喝，热情洋溢地向全国其他地方推销。因此，人民日报激起了不小的反对声浪。
有人说：中央提倡多种责任制，你们却突出一种。有人指责人民日报的农村报道“大方向有问题”，这样强调包产到户，会动摇集体经济。面对责难，李克林沉着地勉励农村部同仁：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思想解放，报纸应该如实反映农民群众的新的实践和要求。
记者许仲英1979年春天去江浙农村采访。在黄岩县，一位五十来岁的大队支书隐约透露农民合计着还要搞50年代尝试过的包产到组，就是不知道中央准不准。许仲英当即以党报记者的身份打气说：
“现在不是过去了，中央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要能增产，群众又愿意干，是不会有人批判你的。”
大队支书听了，眼神一亮，精光四射，当即约请记者秋后再来大队看看包产能不能增产。许仲英前脚回到北京，浙江省委后脚就把人民日报告到了中央。省委常委会想必对毛泽东当年狠批“黑暗风”“单干风”心有余悸，有人抱怨：
“人民日报的老许在黄岩说可以搞，结果那里搞起来了。我们叫黄岩纠正不好，不叫纠正也不好。”
1984年许仲英再访浙江，省委书记当面表示了歉意：5年前人民日报记者的黄岩讲话是对的，符合中央精神；当时省委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对待群众要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是不对的。省委负责人已经在党代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三中全会前后采访过四川农村改革的老记者田流感慨：
“一个记者要想使自己的报道对党的事业有所帮助，对人民有点用处，就必须深入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能从任何别的什么地方出发。包括那些不正确的‘首长’指示的已落后于实际的‘红头文件’、政策法令等，都不能成为记者的出发点。”
与李克林共同来自太行山区的老记者宋琤总结说：
“农民的实践在前，中央在政策上给与肯定加以完善在后。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很少有的。政策的放开，根源于群众的实践。群众的实践靠报纸反映、传播。在这中间，《人民日报》的农村宣传发挥了特定的作用。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很少有的。”
人民日报之所以能在农民的实践和党的决策之间沟通传递、搭桥铺路，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敢于相信“红头文件”不是“记者的出发点”！记者首先要对“要饿死人了，先找条活路再说”的严酷现实负责。
在纪念改革30年的时候，那一代人民日报记者的新闻理念、道德视野和人格操守，随着30年的风吹雨打，仿佛已经成为湮没在岁月深处的一个传说。
“报纸是公共汽车”
从中央到地方，围绕农村改革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并经常以人民日报为意见交锋的讲坛，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安徽省内的情形，是两头热（省委、生产队和社员）、中间冷（县、区、社、大队）。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省委班子为民做主；草根阶层的农民为了填饱肚子可以百无禁忌；但农村中低层干部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吃够了苦头，生怕将来弄不好犯错挨整，对落实生产责任制忧心忡忡，顾虑重重。
万里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写出文章《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鞭辟入里地剖析阻碍农村发展和变革的障碍——
“工作中宁‘左’勿右是党内思想上的‘内伤’！”
《红旗》杂志首发、人民日报1978年3月17日转载的这篇文章用含混的表述提出，把农业尽快搞上去，有一条与学大寨不同的路径，“最根本的还是靠人的积极性”，要靠落实党的政策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毛泽东起用的农民宰相、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对万里看不下去了，气愤地说：
“什么落实政策，条条都在否定、批判大寨经验。”
“必须痛加驳斥。”
陈永贵1978年春节期间回到大本营山西，布置《山西日报》准备12篇评论，对安徽不点名地“打排炮”。5月13日，受大寨党支部掌控的中央新闻单位“驻大寨联合报道组”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暗中针对安徽的做法，提出：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最根本的就是学大寨人，走大寨路，推广大寨经验”。
报道意有所指地写道：
“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联合报道组说，昔阳允许社员养鸡、养猪、养兔，是为了“调动农民集中精力大干社会主义”，不能让农民在自留地里打冲锋，“干脆靠自己，不靠社会主义”。当前围绕农村政策“斗争多么尖锐复杂”，提供昔阳经验“供大家研究”，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能忘记“我们共产党人是干社会主义的”，把着眼点放在发展集体经济上，不能“什么生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
报道警告说：“资本主义歪风的存在，对一部分思想落后的农民是有诱惑力的”，而“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
“资本主义歪风”的提法，依稀让人想起人民日报在“反右运动”中对包产到户的严厉抨击。1957年批判温州包产到户的评论题目也叫《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包产到户被说成“适合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表现”。
正在滁县农村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发现基层干部和农民对昔阳报道意见强烈，便拨通了北京长途，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提意见。
李庄说：
“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写文章，《人民日报》照登。”
张广友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万里书记做了简要汇报。万里说：
“他们不点名批判我们，我们也可不点名批判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7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与南振中、沈祖润合作采写的通稿《落实党的政策非批假左真右不可 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回答了党内对安徽的几个疑虑：
实行按劳分配，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关心群众物质利益，会不会妨碍国家、集体和社员利益“三兼顾”的原则？
允许经营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会不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
稿件结尾，记者以挑战式的口吻写道：
“过去，一些人搞一平二调、瞎指挥，随意侵犯生产队和社员的利益，基层干部和社员干生气。如今，他们掌握了党的政策，又有党组织撑腰，碰上破坏政策的人敢于斗争；碰上不符合政策的事敢于抵制。社员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现在谁违犯了也不行！”
1979年2月，为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新成立的国家农委开始运作。曾被毛泽东誉为“华北第一才子”的王任重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从“凡是”派手中接过农业政策大权。
王任重，李先念治鄂的得力助手，1954年长江发大水时毅然决定分洪，以淹没部分农田为代价确保了武汉市的安全。“文革”后在陕西省委书记任上，为改变陕北老区落后面貌，王任重大胆主张放弃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以牧业或林业为主。作物种植计划由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自主决定，不准层层打电话催报生产进度、施肥量和各类苗的比例。
据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3日报道，王任重表态说：
“今后如果省委打电话给地委催报这些数字，地委可以回答说：不知道。县委对地委也是这样。”
“文革”中蹲了7年秦城监狱的王任重来到北京分管农业，自然比“文革”受益者纪登奎和陈永贵务实和开明得多。他讨厌那些无视和敌视农民利益的极端做法，但内心深处不会动摇对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信念——在这一点上他与“凡是派”如出一辙，这是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性。
在陕西工作时，王任重就对包产到户有点保留。坐到全国农业主管的位置上后，面对各地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来势汹汹，他坐不住了。1979年3月，他一边组织召开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等7个农业大省农村工作座谈会，一边打算通过人民日报阐述自己的主张。
王任重把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一封来信批给人民日报，批示说：当前农村出现了抢牲口农具、闹分队的现象，不利于集体经济巩固，报纸要赶快发表纠正这种现象的言论，引起注意。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王任重所说的，是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据人民出版社《杜润生自述》，党主席华国锋、老资格的副总理李先念“态度鲜明反对包产到户”。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很重视农业，“唯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
杜润生分析，华、李、王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
分管报社农业宣传的副总编辑李庄看到来信，不同意刊登，打电话向住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一个会议的总编辑胡绩伟请示。对农村落后现状“特别难过”的胡绩伟当然支持农村改革，对企图拽着人民日报负隅顽抗的保守势力心里有股气。这个内心颇有点自负的四川小个子生性倔强，有时甚至会产生恶作剧般的冲动，难怪经常被高层领导视为“政治上不成熟”，此时他竟然赌气地认为：
“登出这样一篇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和按语，可以让读者知道这决不是出自一般人的手笔，引起读者的注意，可以从负面来提高认识。”
考虑到李克林的农村部不会接受这封来信，社领导安排总编室直接编发，并依据王任重的指示信写出编者按语，3月15日头版显著位置见报，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
张浩来信说，自己到河南洛阳出差，看到、听到当地开始自找对象、自由结合搞“包产到组”，把土地、农具、大牲畜分到各组，包种、包产；下一步还准备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张浩质疑这样做会“削弱和动摇”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
一位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多年的普通干部存在这样的疑问不奇怪，但人民日报如此隆重地发表这篇来信，肯定“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对现实的杀伤力是可怕的。编者按明确要求：
“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
“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在来信右侧，还从《吉林日报》转载了一条新闻，作为农村“纠正错误做法”的具体案例。南崴子公社六家大队第四生产队把国家的征购任务摊派到小组，把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也平均分到3个组，秋收后由小组自行核算和分配，生产队从三个组提取积累。这个问题引起了公社党委书记曹慧森的注意：这样做不是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吗？他“心平气和”地说服了群众，让大家回到中央文件精神上来。
人民日报3月15日的版面语言，已经不是“大寨联合报道组”的指桑骂槐，而是让读者联想起1957年6月8日反右动员令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不由得寒意刺骨。当年的社论也是因为一封信件而起，据说是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收到一份匿名恐吓信，人民日报据此大加炒作，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这一天的报纸发行到各地，引起强烈的震荡和混乱。编辑部收到大批来信，纷纷质问：
“是中央政策变了，还是报纸错了？”
在安徽农村改革的急先锋滁县，王郁昭书记从广播里听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马上往地委赶。据他回忆说，路过光明公社时，公社书记抱怨说：
“听了今天早上的广播，老百姓来找我们，认为我们又要犯错误了，又要受批判了。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思想波动很大。”
滁县地委经过研究，当机立断：“各种形式责任制都不要变，到秋后看实践。”
3月16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见报的第二天，滁县地区全椒县委领导向万里汇报说：
“人民日报文章一播，领导吓得躲起来了……”
万里打断了他的汇报，胸有成竹地说：
“一张《人民日报》，一篇读者来信，看把你们吓的！”
“《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发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
“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人家一封信就打退堂鼓。”
针对安徽受到非议最多的篡改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体制，“包产到组”、“包干到组”是所谓“三级半”体制，万里大大咧咧地说：
“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经济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搞核算，那不是五级吗？”
万里支持滁县地委稳定现行责任制的决定，表示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能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群众生活能改善，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赵守一书记给秦川副总编辑打电话，反映万里对人民日报的意见。
3月15日的人民日报出现在国家农委召开的7省农村工作座谈会场，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有人问到会采访的李克林：你们报纸是怎么搞的？她带着一丝无奈、一丝悲愤回答：
“奉命搞的！当然报社也有责任。”
座谈会上，湖北等省领导对安徽代表及其支持者进行围攻。有人怒问：“阶级、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学大寨还搞不搞？”
据杨继绳专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记述，在人民大会堂一间会议室，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亲自听取座谈会汇报，当面询问安徽代表、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安徽包产到户到底搞得怎么样？
周曰礼回答：农民春耕情绪高涨，生产搞得很好。
华国锋似乎有点不相信，扭头对王任重说：“你打电话问一下万里同志，看他知道不知道。”
王任重一个电话打到安徽，万里底气十足地回答：
“安徽包产到组我批准了，包产到户我也批准了，个别单干的，我也允许试验！”
华国锋见状松口说：
“要是省委对包产到户意见一致的话，就试验试验吧！但我们必须明确集体化的道路是不变的，是必须坚持的。”
据杜润生回忆，华国锋在会上举出湖南洞庭湖农村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华国锋讲到他心目中的责任制还是一种评工记分、按公分配的联产奖励形式，但也讲到不要“一刀切”，对安徽包产到户的试点没有提出一句指责。
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特别是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指出：“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还是坏？基本上是好的。”
据《杜润生自述》，华国锋、王任重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杜润生看来，王任重聪明干练，在许多问题上“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就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与杜润生等人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不过他允许争论，对观点不同的人也不歧视。
中央批转的座谈会纪要首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从这点讲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与毛泽东时代怒斥“单干风”相比，此时的中央真是宽大为怀。
少来点“普鲁士作风”
有关包产到户的分歧，是透视党内政治生活状态一个很好的视角。这一阶段的人民日报不再是吴冷西总编辑时期的“舆论一律”，用万里的话来说，“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
一张人民日报，八面来风，“凡是”派可以在上面自吹自擂大寨经验、对万里指桑骂槐；“文革”后复出的老干部中稳健守成者可以批发来信，要求纠正“错误做法”；万里等激进改革派可以在上面号召“破除迷信和精神束缚”，批评宁“左”勿右和“恐右病”。
这个情形接近恩格斯的设想，即党报不仅要宣传党的纲领，而且要成为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视党报为论坛，是革命导师一个极其重要的党报理念，恩格斯曾经对奥古斯特·倍倍尔说：
“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
恩格斯充满自信地提出：公开的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是党巩固壮大、具有战斗力的前提。仿佛预见到党的执行机构和领袖不可避免的专制偏好，恩格斯给国际共运提前注射了一剂预防针：
“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恩格斯特别警告党的领袖不要企图将党的报刊变成自己的工具。对于领导人压制党内新闻自由的行为，恩格斯不客气地斥之为比资本主义民主还差一个等级的“普鲁士作风”。他多次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到伦敦来呼吸一下自由空气，“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少来点“普鲁士作风”。
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像王任重这样的“文革”前老干部，拒斥偏离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努力维护集体经济。在解放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在意识形态为枢纽的社会格局中，他们的言论主张可能给初兴的农村改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王任重批发的来信就差点把包产到户扼杀在摇篮中。但另一方面，华国锋作为党的领袖，毕竟容忍了党内干部和党报在不违反党的宗旨前提下突破中央文件规定，没有上纲上线，没有“痛加驳斥”，只是“多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试图说服党内同志。
华的身上较少“普鲁士作风”。这就使得人民日报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有可能成为万里所说的党内思想上的“公共汽车”，成为恩格斯所希望的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并使得党报编辑部有可能凭借对党的道义使命的理解，发挥接触现实的媒体优势，独立思考，在党内纷纭的政治主张中择善而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尽管“凡是派”占有体制优势，人民日报却能成功突围，为企图发动社会变革的党内非主流派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张浩来信发表后，党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发话了。他批评拨乱反正宣传中的老搭档、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
“登头版头条，表明报社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应当登在农村版，或者放在一版的下面。编者按也应该改掉指示、肯定的口气，改为‘引起注意，可以讨论’的调子。”
胡耀邦要求胡绩伟赶快补救。据杜润生回忆，胡耀邦和邓小平一开始都没有对包产到户表态。内蒙的周惠请中央同意借地给农民时，耀邦还曾批示说让小农经济再恢复是不利的。杜润生认为：
“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毕竟是个思想开放的人，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同时，据胡绩伟透露，胡耀邦很早就主张：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耀邦提示胡绩伟特别注意邓小平在三中全会讲话中所说的：在全国改革的统一方案没有制定出来以前，可以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广。
后来胡耀邦还同万里、赵紫阳通电话，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对的，人民日报完全应该报道。
人民日报开始考虑如何抵消王任重批转来信的影响。特别是李克林，一说起这件事情就激动不已，向报社领导据理力争，要求在报上采取补救措施，以便澄清思想，稳定农村改革局面。
秦川、李庄与李克林等人商量，解铃还得系铃人，还是用读者来信加编者按的办法，充分肯定包产改革。但王任重不同意，他要报社再刊登两封意见对立的来信，免得“显出倾向性”。
3月30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刊出安徽省农委干部辛生、卢家丰的来信。这是秦川副总编辑向赵守一书记约来的稿件。安徽干部直言不讳地批评人民日报3月15日头版来信和“编者按”造成的混乱：
“已经搞了以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
安徽来信为“包”字鸣不平：
“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做法’，要‘坚决纠正’呢？”
为照顾王任重副总理的意见，人民日报在同一版也刊登了另一封来自河南兰考、要求“刹住分队风”的来信。编者按继续提出不要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但终于承认半个月前发表张浩来信并加编者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提出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包容，切不可搞“一刀切”，不管采用哪种劳动计酬形式，不要再轻易变动。
对这种貌似公允的版面处理，李克林感到有些遗憾，称它为“糊涂的补救”。
直到1980年4月2日，王任重已经从国家农委调离，全国80%以上生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1/4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情况下，李庄副总编辑才抱着“豁出去”的决心，在社论《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中加了一句话：
“去年3月15日，本报曾在一篇编者按语中对包产到组作了不适当的指责，挫伤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
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做自我批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