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的今天，一个令人心痛的日子，耀邦告别人世。这是过来人难以忘怀的场景：4月15日傍晚，有几行稀疏的雨，在沉默中，为他送行。他的生命，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

　　 胡耀邦去世后，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王楚来到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耀邦寓所，采访那不足18平方米的家庭灵堂吊唁活动，深情地写道：“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太多了，太多了，以至亲属和工作人员无法历数他们的姓名。有的在灵堂里号啕大哭，有的跪在遗像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每一个被解放、被昭雪的人，都铭记着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卓著的功勋和刚正不阿的品格。”（《11亿中国人民为你送行》，1989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同志开拓进取、勤奋工作、顶风破浪、披荆斩棘，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人民日报与耀邦的渊源

　　 人民日报老同志对耀邦抱有很深的感情。

　　 “文革”后期，“文革”前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与赋闲在家的胡耀邦在北京协和医院第二门诊部偶遇，就在候诊长椅上闲谈起来。两人在“文革”前见过面，但没有什么交谈。“文革”中同时成为被批斗的“黑帮”，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个人的沉浮感慨良多，容易产生共鸣。恰巧耀邦夫人李昭、胡绩伟夫人胡一哉在“文革”前还是同事，同在北京市纺织局做副局长。于是，胡绩伟夫妻经常到胡耀邦家做客。1977年耀邦执掌中央党校后，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紧跟其后，配合默契，建立起“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

　　 西北局宣传口老干部秦川，长期受康生迫害；“文革”后找到耀邦家，申诉冤情。耀邦一边请秦川品尝夫人李昭烹饪的甲鱼汤，一边愤然断言：“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净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1977年11月，秦川调入人民日报，任第一副总编辑，与胡绩伟默契配合，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

　　 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耀邦只是一名中央委员，管不了宣传口。用胡绩伟的话说，人民日报之所以在实际上“接受他的领导”，就是因为“志同道合”。当时党内有“二胡”联手的说法，他们衷心地服膺“文革”后众望所归的邓小平，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很多富有震撼性和穿透力的思想，就是从西北角的中央党校发源，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党、全社会发布，在中国大地轰响思想解放振聋发聩的春雷。

　　 延安出身的胡绩伟、秦川对党内斗争经验丰富，瞄准康生留在中组部的部长郭玉峰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收到中组部老干部送来的揭发郭玉峰的大字报后，他们以人民日报党委的名义，整理成一篇1万多字的内参《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报送中央。胡耀邦听了秦川带领报社编辑前来做的汇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不久，郭玉峰被免去中组部部长职务。

　　 “文革”后获得“改正”的新华社“右派”戴煌深情地说，“下油锅”这句话就是胡耀邦“为解救亿万人跳出苦海，统率中国共产党内一群慷慨悲歌之士，奋勇冲向‘两个凡是’堡垒时的大声呐喊”。

　　 据人民日报80年代的副总编辑余焕椿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当选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在此期间，经他审阅、修改、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有文字记录的就有100多篇，还有当面提意见修改或电话表示同意的，更是难以计数。余焕椿说：在胡耀邦领导下，人民日报回归人民，声誉很高，深受读者信任和欢迎。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达640万份，为历史最高水平。（余焕椿回忆录《编辑部风云》）

　　 “右派”是这样“改正”的

　　 胡耀邦1977年底到中组部上任后没几天，就询问：“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

　　 1957年的“右派”，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在不少单位竟然高达80%。中国本来极其稀缺科技专家、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他们在长期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中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在中国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出国深造，本来就是个奇迹。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后，不少大师级的学者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很多人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创业。就像现代大儒梁漱溟教授1949年谢绝避居香港的邀请：“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就像物理学家彭桓武、邓稼先遇到记者提问“为什么回到贫穷的祖国去”，不约而同地反诘：“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据郭沫若195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分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共产党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但由于大多数是解放前培养成才，中共党员只占4.4%，受长期极左路线影响，经常被打入另册，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洗澡”，终于在“反右”和“文革”两次文化浩劫中，被成千上万地剥夺了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权利。除了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物理学家受冲击较小外，几乎整整一代学人，还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被硬生生地抹去了。

　　 在中组部据理力争下，中央55号文件终于开了一道口子：“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胡耀邦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在笼统肯定“反右”某种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广大“右派”同胞，以“改正”之名，挤开了“平反”之门。

　　 人民日报考虑到“右派”问题的敏感性，不能像落实干部政策那样大张旗鼓地发表长篇大论，更避免像针对“康办”背景的郭玉峰那样咄咄逼人。从1979年1月2日起，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上海市、北京市等中央机关和地方“改正”错划“右派”的消息，向全党推荐勇于“改正”的先进经验，以此为榜样，循循善诱地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

　　 公安部：63名“右派”全部改正；派专人到该部“右派”流放地青海省，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对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根据“右派”本人提出的名单，发函亲属所在单位，消除影响。对当年给本部门的领导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

　　 中央党校：97名“右派”已改正93人。梳理出“反右运动”的几条认识误区，即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的事，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正常的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把这些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上海市：总结了错划“右派”的深刻教训，如把对市委领导人和对本单位领导人提出的批评，说成是“攻击党的领导”；把对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的批评，说成是“否定党的政治运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把执行上级的指示，说成是“煽风点火”，“发动右派向党进攻”；把对爱人被划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不服，向组织提出申诉，说成是“丧失立场”，“包庇”、“支持”右派向党进攻。

　　 民盟：有1/3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5的成员被划为“右派”，“扩大化”比较严重，现绝大多数得到改正，包括1957年著名的6月6日座谈会上“六教授”。

　　 广东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诉，连已经移居国外和港澳的错划“右派”也坚决予以改正。

　　 据戴煌记载，有些省市负责人看到人民日报大张旗鼓的报道，感到太突然，纷纷给报社打电话探问是怎么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

　　 据一位曾被错打成“右派”、“文革”后调入人民日报的老记者回忆：在“右派”问题上，起初中央文件只允许给很小一部分“错划”的人“改正”，还规定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王若水主持编发了几个单位几乎给所有“右派”“改正”的报道——“各地党委以为这是中央的政策。结果，各地右派改正工作实际上是以这几篇报道而不是中央文件为指针。”

　　 人民日报为“右派”“改正”工作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思想疑虑，严正指出：“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党的政策。”“如果认为‘过去的问题过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这不是郑重的态度，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胡耀邦为“右派”争取到的，是一个暧昧的“改正”，对于“反右运动”是抽象肯定下的具体否定。但到底能在多大范围内进行“改正”，是一种模糊操作。人民日报理解耀邦的苦衷，向全党呼吁尽可能扩大“改正”的范围：“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

　　 人民日报公开批评有的地方和部门希望上级规定改正的比例数字，实际上是在鼓励各地、各部门大胆突破“比例”。人民日报把能否为尽可能多“负屈”的“右派”“改正”提升到党性的高度，恳切陈词：“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

　　 人民日报一再以中央机关报的权威向全党担保，“改正”不会“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成绩”，将来不会被扣上“为右派翻案”、“右倾”、“一风吹”的帽子，有关部门不必“犹犹豫豫，摇摇晃晃”。为防止“改正”后整人恶习死灰复燃，人民日报记者张铭清撰写短评《怎样看待“改正右派”》，批评有些同志使用“改正右派”这个标签，是一种政治上的继续歧视：“本不该划为右派，改了就完了，何必留下这个使人不痛快的特殊名词呢？问题是至今还有不能正确对待这些同志之事，提到时不得不以此名之，但愿到此为止才好。”

　　 有胡耀邦明里暗地鼓励，有人民日报背书，各地、各部门最后实际“改正”“右派”55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99.98%！有96人因种种原因未予平反，占右派总数不足0.02%。

　　 一个文化古国最优秀阶层的灭顶之灾，就这样得到拯救。

　　 耀邦的担当和苦涩

　　 人民日报在“文革”后大彻大悟，富有正义感，敢作敢为。有的冤案曝光和批评报道，起初是报社自作主张搞的，在遇到阻力后，是耀邦挺身而出给予宝贵的支持。像张志新之死，人民日报率先组织讨论，受到批评。耀邦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讲话中，列举为革命而献身的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时，最后提到了张志新的名字，说她是当代的刘胡兰、无愧于时代的英雄。

胡绩伟、秦川个性倔强，有时走得太急、太远，常给已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惹麻烦。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曾批评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占公家小便宜，耀邦主张这位同志还年轻，可以从轻发落。秦川以为这是在讲妥协，更加来劲，一连发了好几期内参。气得胡耀邦摇头叹息：“秦川想把我逼到哪里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