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学术之路的路标——《寂寞的欢愉》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7 次 更新时间:2010-04-17 11: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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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寂寞的欢愉》这部小文集,收录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大约20年的岁月中发表的各种文字。实际上,除了作为这部文集之核心的以“寂寞的欢愉”这篇访谈是长论以外,其他的大都是短小的序跋和评论文字。这些文章虽小,它们却凸显出了我近20年的学术旨趣或学术重心,或者说标示出了那些深深嵌在我这些年文字之中的一条条学术之路。因此,我把这些文字视作是我学术之路的路标;而这也意味着,这部小文集所辑录的只是那些能够标示出我自己的学术之路的路标。从这些文字的主体来看,读者大概可以透过这些路标而洞见到我走过的而且还在继续走的这样几条学术之路。

  一、“以学术直面中国”、“建构学术批评体系”、“走向自主的中国社会科学”和“建立中国的学术传统”这四篇文字,除了最后一篇是为《中国书评选集》(1994-1996)所写的序言以外,乃是我为自己创办或参与创办的中国大型学术刊物所写的创刊辞。这些刊物是1992年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创办的《中国书评》和2002年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这些刊物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平台,并被誉为“学在民间”在那个时代的代表。我之所以创办并主编这些学术刊物,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乃在于建构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其建构而言,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还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其要害都在于它们必须源出于学术共同体内部。换言之,它们必须是通过中国学者自己的努力方能成就的目标。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刊发有助于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论文,而《中国书评》的基本功能则侧重于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的实践,尽管前者也是在某种评价判准下的活动。当然,仅此努力并不充分,还需要学术共同体做进一步的努力,而其间最为重要者便是我所谓的对中国当下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

  二、“问题与思考”、“问题与追问”、“从上帝权威到社会权威”和“迈向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这几篇文字,乃是我为博登海默《法理学》中译本、庞德《法律史解释》及其五卷本《法理学》中译本所撰写的序言。实际上,回顾我自己走过的学术之路,我必须承认“研究性”翻译乃是其间的一条重要之路。我从1987年翻译出版博登海默《法理学》一书开始,又先后译校了各个学科的学术论著: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三联书店)、亨金的《民主、宪政、对外事务》(三联书店)、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校:华夏出版社)、吉尔平的《国际》(校:公安大学出版社)、《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主编兼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校:公安大学出版社)、怀特的《街角社会》(校)、《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校:辽宁人民出版社)、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许卓云的《汉代农业》(校:江苏人民出版社)、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哈耶克的《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庞德的《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以及庞德的《法理学》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等。

  梁启超指出,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我在一定程度上非常赞同梁任公的这个观点,尽管我所依凭的理据或与梁任公的理据不尽相同。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蒙遭了各种阻碍或打击,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不具有传统上的知识资源据以支撑。但是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却已然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因此,通过翻译,可以使我们了解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以及相应的理论发展。再者,在具体的研究实践过程中,在中国尚缺乏名师指导的情况下,翻译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精读原典的方式,一种有效的阅读。因为在这种“研究性”的翻译中,我们可以切实地认识到问题、问题赖以为凭的假设、问题提出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径、达致结论的过程以及对结论的证成问题等。最后,我之所以如此关注并实践学术翻译这项工作,还与这样一个问题紧密相关。众所周知,翻译在中国乃是一门相当特殊的学问,始终与文学联系在一起。即使探讨翻译标准的问题,也始终局限于文学的题域之中;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学者也从不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我认为,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乃是极其不同的工作,对它们的判准因而也是极其不同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仅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思考和研究,而且也需要我们对学术翻译本身进行实践。总而言之,学术翻译在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学术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与学术研究的水平紧密相关的。

  三、“市民社会框架的建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哈耶克思想研究与相关问题”、“‘闭关’中的思考与幸福”和“八年作业: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这几篇文字,乃是我为自己发表的论著所写的序言。这些论著是《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研究与反思》、《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和《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从这些研究论著的论题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紧密相关的题域,甚或可以说是三路并行的努力:一是建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研究框架;二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与反思;三是对西方从休谟到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当然,这些研究在根本上是围绕着如何认识社会秩序之型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而展开的,因而也就涉及到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除此之外,这些文字还透露出了我当下研究的两个并行的方向:一是清理西方从康德到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理论脉络;二是努力通过建构全球化结构而超越此前的研究范式。毋庸置疑,这两个方向的努力也是继续围绕着上述有关社会秩序之型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而展开的。

  我以为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因此,只要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自然生命体在延续,这些学术之路就注定会在文字之间继续向前延伸。同样,只要这些学术之路继续向前延伸,那么这样的路标也就注定会延续下去……我想,这是一个读书人期望的路,也是他的命定之路。其间有着无比的欢愉,尽管这种欢愉是一种寂寞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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