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 渠敬东等:学术的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2019-07-04 22: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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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渠敬东等  

  

   2018年11月27日,北大文研院与三联书店联合举办了《科学作为天职》(李猛主编)的新书研讨会,主题为:“学术的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对话”。与谈人有: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猛(北京大学哲学系)、郑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应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田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讨会内容经整理后发表于刚刚复刊的《清华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一辑(2019)。

  

  

渠敬东: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今天,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三联书店合办一场活动,关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01年前所作的一次著名演讲《科学作为天职》,来作主题讨论。北京三联书店近期出版了演讲的重译本,由李猛教授主编,其中也包括当时德国学界关于这篇演讲一些非常重要的讨论,也包括中国学者在100年以后重新理解韦伯提出的这些问题所作的专论。

  

   之所以要纪念这样的演讲,或者说这篇文献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我们今天每个致力于学术工作的人,都还能非常恰切地感受到当时的氛围。1917年11月7日,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的这次演讲,其中关涉到的很多问题,直到今天都有生命力。学术作为职业或者天职,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氛围里更让人挂心。所以韦伯的演讲不只属于当时的德国,而属于这个时代已经被完全纳入到世界历史里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文明养育下的学者。

  

   我们从这篇演讲中可以看到,韦伯传递出他作为学者和科学家始终所具有的那些最基本的德行,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讨论科学作为职业时,那种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深刻体会到的坚韧。当然,还可以看到他的勇敢,面对时代的问题,他能够勇敢地讲真话。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学术的力量与限制,并不只存在于学术本身,韦伯在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联上,也展现出他所特有的节制的德行。这是一种人格的力量,始终传递给今天的我们。此外,在这样的演讲里面,我们也能非常明确地体会到100年前德国大学的美国化历程,也是所有科学工作者所面对的外部条件。这样的外部条件已经融入世界历史的洪流里,我们似乎无法更改,并且决定着我们未来的永久命运。我们如何在这种外部条件下守护住科学研究的自由,如何保持价值自由与价值关切之间的张力,这是自韦伯以来的学者都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得以感触,并且到今天也还值得纪念的地方。

  

   韦伯这篇演讲贯穿着西方文明有关思想生活和行动生活的张力,这些也都是我们今天中国的学者,包括在座的未来要致力于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学们,可以仔仔细细去体悟思考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知道,韦伯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可以模仿的答案,似乎用某种方式就能直接解决我们现实的,无论外部和内部处境的根本问题。换句话说,韦伯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既定的路径。我们从这篇演讲里体会到的,是我们能如何真诚面对时代的命运,如何找到基于我们自身的价值的路径,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科学研究的守护神。

  

   所有这些,都是今天在座几位老师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我想今天我们的话题,可以从韦伯的这些文献引申出来,因此,这绝不仅仅是一次文献意义上的讨论和研究。我们想把这些话题和我们自己关注的一些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首先,请编辑这本书的李猛教授,从这篇演讲的来龙去脉,从韦伯在德国思想和现代处境中的位置,以及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给我们做一个大致的介绍。谢谢李老师。

  

   李猛:谢谢渠老师的介绍,感谢文研院组织这个活动。去年11月,正好是韦伯发表演讲的100周年,对韦伯的演讲当年究竟是什么时候做的,学界是有些争议的,争议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韦伯夫人的传记里面,在确定演讲时间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全集本已经非常明确地把它确定为1917年11月7号这天,韦伯接受了慕尼黑学生组织的邀请。到“一战”末期的时候,德国的大学生对未来产生了非常大的困惑,他们感到在德国高等教育对专业化职业的强调,与人性的全面要求有着内在的冲突,因此某种意义上成了官僚机器或资本主义的工具。

  

   当时有许多学者出来写文章批评高等教育的这一倾向,许多学生也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有很多怀疑,当时的慕尼黑学生社团就邀请一批专家作一系列有关的演讲,韦伯是第一讲,所有这些演讲大概都以今天的这些所谓脑力劳动或知识工作为主题,去研究这些工作本身的职业甚至更广泛的精神上的含义。韦伯当时作了两讲,一个是以科学为主题的,一次是后来的《政治作为天职》,以政治家作为主题。

  

   这篇演讲后来编在韦伯的关于科学学说的论文集里,米尔斯(Wright Mills)编的著名的《韦伯文选》里面也收录了这篇演讲。韦伯全集在编撰的时候,有很深的考虑,编者认为这两篇演讲代表了韦伯一生思想的线索。施鲁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称之为韦伯思想的钥匙文本,所以他就把这两篇演讲都编在了一起。我们这次就依据这个文本,请李康老师重新做了翻译,也特别请社会学系的吉砚茹帮我们翻译了当时德国学界对这个演讲后来产生的一些争论。

  

   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演讲,并不长,虽然我们没有《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手稿,但是我们有《政治作为天职》的大纲草稿,可以看出基本是写了一些主要的词,就是说大概列了一些提纲,大概一两页纸,他拿着上去然后就照着那个讲下来,我们不太清楚今天的演讲文本多大程度上经过编辑的修改。看起来像是一气呵成的,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完全即兴的演讲。

  

   这个演讲,我非常简单地概括一下。演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关系职业概念的物质含义,或者说外部的条件,用韦伯的话说,我们国民经济学家首先会愿意谈一下,这些物质条件或外部条件。韦伯在这部分其实集中谈的就是一个非常焦点的问题,德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是美国化的处境,今天我们会觉得这个平淡无奇,但是在1917年的时候,美国高等教育正在学习德国,刚刚上一代人,几乎所有的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家都认为德国教育、欧洲教育才是美国教育应该学习的典范。

  

   直到“二战”的时候,德国许多优秀的学者,因为各种原因被迫移居美国的时候,仍然觉得美国是文化上非常落后的大陆。大家如果读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金碗》的话,就知道结尾的时候当女主人公被迫回到美国的时候,在她眼中那是个荒凉的大陆。所以,韦伯在1917年预见到整个未来高等教育全部的方向是美国化,这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洪堡建立的德国传统大学理念,包括费希特、施莱尔马赫阐述的现代大学的教化理想,在韦伯看来已经难以维持了,未来是一个高度经营化的,像企业和工厂一样的大学。

  

   所以我觉得在前半部分,韦伯高度预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高等教育、学术生产与知识体制巨大的变化,很难说他赞成这个变化,但是他认为这基本是一个很难摆脱的命运,这是前半部分的一个主题。前半部分是很短的,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讲其实是在后半部分,大家来听我的演讲,韦伯说,大概是想听一些别的、职业内在的、精神的一面,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天职”。为什么这个演讲经常被译为“以学术为业”,或者叫“学术的志业”,大家都觉得韦伯指的Beruf 不只是一个外在的职业,而是有内在伦理和精神的内涵。在这一部分,韦伯描述的也很难说是一个高度鼓舞性的图景。他其实讲的是科学进步带来的后果,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科学世界中,科学不会再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科学并不会回答我们指望在科学里面听到的问题的答案。

  

   作为科学家,你的天职或者伦理在哪里? 在这一部分,韦伯的回答也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样,好像是对科学提出了非常高的道德期待,给科学家赋予了神圣的光环,韦伯恰恰讲的是,在这样一个专业化经营的学术里面,科学面临的就是专业化的要求。像洪堡和歌德那样倡导教育可以实现一个完整的人性的图景,在这样的学术世界中,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所以今天大家没有人指望科学给我们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相信的科学可能是一些别的。这实际上是我们通常读韦伯的这一演讲时,有时候会特别惊讶的地方。当我们发现这个文本很感动我们的时候,韦伯好像拒绝给我们特别高的期待和希望,所以一会儿我们几位学者一起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讨论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反差。

  

   你真正去细读文本,文本似乎告诉你的很少,但是你会觉得,文本的缄默,韦伯的节制,似乎意味了更多的东西。恰恰是因为他对这种期待和希望的拒绝,使我们认为,做个科学家,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工作者。他怎么能通过拒绝做到这点呢? 没有许诺,没有期待,好像也没有幻觉,但是他却仍然能够激励我们去想更多的东西,这大概是这个文本的基本特点。我只是稍作介绍,之所以我们翻译的新书里面会包含了一些讨论,是因为这个文本在1919年出版之后不久,韦伯就去世了。但是当时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论,许多人反对演讲的观点,认为马克斯·韦伯这里讲的科学———作为天职的科学———是一个早就应该被青年人放弃的旧科学的理想,这是一个仍然受限于传统专业化分工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图景,青年一代应该努力抛弃它,为新科学而奋斗。我们要在整个“一战”结束后的德国文化气氛中来理解这场争论。围绕科学的新旧之争,可以被看作当时德国的现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参加这场争论的,还有一些和韦伯同一代的学者,站出来捍卫韦伯的理想,但是他们觉得也需要听一下青年人对上一代所谓旧科学、旧学术的态度。不只是韦伯说的眼前的专业化,甚至可以上溯到整个现代大学建立以来所有的学术内在的根基是不是有道德,它是不是符合人性,还是完全和人性相悖的。我觉得这是大概韦伯演讲引发的第一轮争论,这个争论在当时涉及了人文学大部分的领域。

  

   我们还编选了一些后来的评论,这些内容在我们的参与讨论的学者里面也涉及了,这可以算作第二轮的争论。这一时期,对演讲的理解又有一些转变,批评韦伯的人认为韦伯的立场回避了科学的政治后果,是不能够面对科学和现代的危机的。比如说像韦伯当年的学生和朋友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他的《理性的毁灭》里面提出的批评,后面包括两位深受德国传统影响的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新政治科学》和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第二章里面对韦伯的著名批评。这些批评都不只涉及这篇演讲,但是我们会发现这篇演讲大概集中体现了他们心目中韦伯的力量和弱点。

  

这些批评韦伯的人都非常尊敬韦伯,他们对韦伯的尊重丝毫不亚于赞赏韦伯的人,他们都认为韦伯代表了战后德国真正的良心,但他们又多多少少都认为,之所以德国从“一战”的废墟最后走到了“二战”的处境,恐怕在《科学作为天职》里,可能包含了一些相当危险的东西。这个顶峰大概是1964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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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学术通讯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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