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

————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20-06-21 21: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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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即将来临,在此辞旧迎新之际,"回眸"两字在我们的各类言说中出现得相当频繁,全社会似乎都带点怀旧的思绪(与19世纪末中国人主要面向未来的倾向大不相同)。久已陷入"危机"的史学因为许多人"历史感"的突然增强而似有枯木逢春的意味,在这样的时刻来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中国史学,真可以说是适逢其时。海峡两岸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已开过不少次,《历史研究》杂志开辟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回顾"专栏,已刊发了相当数量的论文;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也将推出"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专辑。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确已经到了应该有所总结的时候了。山东出版总社在此时推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丛书,其中《史学卷》由我充任"主编"。编辑之余,也有一些体会,下面即结合该书的编辑设想谈谈我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些看法,特别侧重本书所论未及的一些面相和专题。1 

  

   依我的理解,这套书虽然试图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进行总结,但不是纯粹的学术史,写作旨趣与过去的史学史不完全相同,更多从社会视角观察,注重学科的发展演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史学卷》即从整个世纪的发展着眼,注意考察20世纪将结束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史学状况和对史学的内(史学界)外(社会)认知的相同与不同(即兼顾变与不变的两面),并藉此凸显20世纪史学与前此史学的异同。除了一般史学史中较重视的史学思想之变迁外,也希望关注历史研究的主题、写作和表述方式、所传授的历史知识(如历史课本)、与史学相关的学术建制(institutions)、以及社会对史学的认知等方面的变化。

  

   20世纪中国学术有一个重新分类的分化组合过程(一定程度上仍在进行中)。《史学卷》原希望有一专题讨论史学这一学科在本世纪的确立及其发展演变,包括传统史学的延续与中断、新学术典范何时及怎样形成一个达到"约定俗成"(即得到学人共遵)程度的共识、此后史学学科的发展演化等。结果各专题的作者各自从不同的侧面论及这些内容,合全书而共观之,大致可得一个概貌,然专门深入的研究仍待来者。

  

   史学的专科化是20世纪史学的一大特征,在各学科吸收与分化的长程中,史学几乎无所不在,而似乎也快失掉其本身的学科认同,渐呈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形象。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依的类即西学分类,包括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日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六经皆史"思路下,专门的"史学"反而不存在了。这一分化的走向在整个世纪都在发展,到世纪末时仍呈增强的趋势。21世纪的人或会问:是否存在不涉及他学科也不分为子学科的"一般史学"或"总体史学"? 如果存在,何在? 若不存在,则什么是史学?

  

   专科化的结果自然逐渐导致跨学科的史学。梁启超大概最早注意到其他社会科学对史学的辅助功能,至少是早期最为强调这一倾向者。1 此后提倡这一取径的史家不少,但成功运用者实不多;真正较大规模而严肃认真地借鉴各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台湾是从60年代后期开始,而大陆则晚到80年代了。所以近年大陆史家仍在强调"跨学科的史学"(主要指史学需要各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支持),2 而台北的杜正胜先生则认为如今史学界对社会科学的依赖和器重已较前减弱得多是史学界的"成熟"。4

  

   这里其实牵涉到史学的自主性甚至学科认同的根本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在研究领域和应用方法上受到各相关社会科学的极大冲击,这导致从狄而泰(Dilthey)、克罗齐到柯林伍德等人对史学自主性的强调,特别指出其与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自然科学的不同(这些人关于史学不那么"客观"的言说其实正是基于对史学自主性的深刻关怀)。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史学自身处于转型和定位的关键时刻,本身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学方法"开始影响中国。5 对西方史学缺乏整体了解而又极欲获得新知的中国史家多依据其各人的观念和需要随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别的史学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又多先有日本人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揉合入他们所熟悉的治学方法中,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史学风格和流派。

  

   史学的专科化和跨学科的史学这两方面在《史学卷》第四、五两编中已较多涉及,而可以更深入探讨者仍尚多。下个世纪的中国史学几乎可以肯定在专科分化和跨学科的路向上走得更远,而史学的自主性也必然引起更多学者特别是大陆学者的注意。有意思的是,克罗齐和柯林伍德是近些年大陆学者引用较多的西方史家(最近几年又较少),但他们面对诸社会科学的冲击而强调史学的自主性这一点从当时到现在都甚少为国人所注意。这最能体现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学说时有意无意中的选择性,这一选择性本身及选择的过程和结果或者应是研究西学怎样影响中国史学所当进一步注意的问题。

  

   《史学卷》原设计有一个"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专题,拟将20世纪西方的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演化,特别注重它与同时期西方社会、思想与主流学术研究的关系(比如受德国兰克史学、法国年鉴学派史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批评理论等各方面的影响),希望写出其变与不变的两面。同时尽可能将经典的西方汉学(Sinology)与广义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之间的关联作些考察,如果还能涉及一些西方汉学对中国学者的具体影响就更好。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在当地是相对边缘的学科,对其整体把握首先需要了解西方的主流史学进展。据我个人的孤陋见闻,目前尚乏这样的中国学者(只要看看我们各种"西方史学"的选本与欧美大学研究生"史学概论"课程的读物差距有多大即可知);故这一专题原拟请一位西方学者来撰写,曾联系过数位美国学者,皆未能成功,只好放弃。

  

   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本世纪初开始逐步引入的西方现代考古学,而其与前此中国旧史学的一个重大区别也就是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考古学曾给20世纪的新史学带来许多希望,甚至出现了挖掘出"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的提法(马衡语);惟因期望值过高也曾带来一度的失望,6 但考古学确实有力地支撑了20世纪的史学大厦。稍觉遗憾的是到20世纪后期集考古和文献材料于一体的研究取向越来越少见,这固然因为今日中青年学人的跨学科训练不足,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疏离倾向逐渐明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考古学是否应该独立于历史学已成海峡两岸学人的共同关怀)。无论如何,考古学的总结应该是20世纪史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但因未请到合适的撰写人士,这一专题也不能不放弃。

  

   《史学卷》的最初设想原来还包括一个从研究取向和方法层面看学术典范的变与不变(兼及流派与代表论著)这样一个专题。这一点我自己其实是有所疑虑的,中国传统本不甚注重抽象出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说"文成法立"。从练武学写字到作文作诗作画,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在学得像样的基础上再思有所突破,即桐城文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也。但20世纪初清季学制改革时,已经半被"西化"的发凡起例者都特别注重"方法",那时的课程设置似乎每一学科都有"研究法"一门课,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后来胡适一生以言"方法"而著称于世,梁启超晚年还专门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皆未尝不受从清季开始的"方法热"这一语境的影响。但这一专题也终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撰者,不过《史学卷》各编多少都涉及此类问题,而既存研究中涉及方法流派者亦多,可以参阅。7

  

   我特别感到遗憾的是,与本套丛书的主题"学术与社会"关联最为密切的内容,即史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史学卷》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展,所以我愿意在这里非常简略地讨论一下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与学术相关的新兴社会行为(比如出版发表)、史学表述方式的转变、以及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 

  

   如前所述,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是《史学卷》特别希望考察的部分。所谓学术建制是广义的,不仅指大学的历史系和各级各类史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而且包括大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及演变、学术刊物特别是史学专业刊物以及以及专业学会的出现、发展与影响等。这些学术建制基本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其本身的发展演化及其(作为一个变量)对史学学人与史学研究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都是大可深入探讨而目前研究尚不足的内容,所幸《史学卷》中第二、四两编已部分论及,但进一步研究的余地仍甚为宽广。8

  

   这些新兴学术建制与20世纪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因而也与今日学人爱说的"现代性"颇有关联。换言之,新环境使治学的方式不能不发生变化,办学术机构最力恐怕也最成功的傅斯年指出: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 9其实,中国传统的地方书院和中央的国子监、翰林院等已大致具备聚集人才相互切磋甚至相互竞争这一社会功能(如曾国藩即到北京进入翰林院后才认识到自己其实"无学"而发愤用功),可以解决"独学无侣则孤陋而寡闻"的缺陷。但正如留学欧洲的寄生虫学家洪式闾所说,"各种研究所,均各有其专门之杂志,以发表其成绩",10 这就是传统学术机构所不具备的新功能了。学术机构与专业杂志的互动关系,特别提示了这是一种"现代"的研究机制。

  

   的确,学术建制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直接的功能和作用,而且体现在因这些新建制的出现而引发的新兴社会行为。"学术是天下公器"是老话,可当下就要作天下的"公器",总试图证明什么,总希望说服什么人,却是包括史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学术与传统学术的一大根本区别;而且这一趋向有愈演愈烈之势,西方学界所谓"不发表即走人"(publish or perish)的行为模式已越来越深地影响到中国学界,出版和发表这一社会行为今日对学术和学人的推促和制约决不可小视。所以《史学卷》曾设计有"说服与证明:出版发表与20世纪史学"这样一个专题,希望讨论出版物(包括报纸副刊、综合及专门学术期刊、书籍出版等)及"发表"这一社会行为对史学(及史家)当下的和长远的直接间接影响。

  

早在1905年,就有国人认为"一国之文明,系于一国之学术;而学术之程度,恒视其著述之多少为差。著述者,其研求学术之结果乎。"11 到1923年,强烈主张中国应仿效欧美组建各类"研究高深学术"的专门机构的洪式闾在说到各种研究所均有专门杂志以发表其成绩时进而指出,"成绩愈多,则其在学术上之地位愈高。而所谓学术中心之所在,即以发表成绩之多寡定之。"12 这样的观念当然到很晚才渐成"定论"(其实或仍未定),1925年陈寅恪(时年36岁)即全据学识广博的声誉而与其长辈梁启超同居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之列(他当时似乎只发表过一篇《与妹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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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199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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