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书是打捞学海“沉舟”的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3 次 更新时间:2018-03-17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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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  

书是物,上海的陈麦青先生出过一本谈书的书,书名就叫做《书物风雅》。书是读物,是文物,是玩物,也是风雅之物,是文人学士案头必不可少之物。如果让我找一个可以与书类比的物质形象,我愿意说,书是一张网。

书是一张网,联结古与今,联结古人与今人,联结此地与远方,联结一种文字与另一种文字。古人与今人,相隔千年,不必“怅望千秋”;此地与远方,不必“遥隔沧波”,书可以使人跨越时空,开卷之顷,便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夫子当年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生活于春秋之世,却能上溯夏商二代,谈论其时之礼,依靠的就是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书。《尚书》中早就说过:“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商时代的先人们,就有了最早的书,那时书的名称,叫做“典”或者“册”。

“典”、“册”二字都是象形文字,即使从今天所通行的正楷字体中,也还可以想见其简牍相互编连的样子。一典一册,乃至更原始的龟甲兽骨,每一片文字,都是用文字编织起来的网。物换星移,书的物质媒介也在不断演变之中,从龟甲兽骨到竹简、木牍,从丝帛到纸张,从抄本到刻本,从纸本到光盘、移动硬盘,书始终是一张网,可以帮助人类从忘川之中,网罗许多文字,世代传承文明与记忆。

书是一张网,联结书的撰作者、抄写者、刻版者、印刷者、销售者、购买者、阅读者、批注者、收藏者、研究者,联结各个时代环境中背景不同的各类写作者与阅读者。这些不同身份的人组织起来,就构成了一个以书为中心的社会,来自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各个方面的力,也会对书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书的形貌与内容(从生产流程来说)、价格、全残乃至存佚(从流通流程来说)、轻重与隐显(从文化地位上说)。这些围绕着书而展开的各种社会互动,构成了书的社会文化史。

书是一张网。这张网是有能量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生命力的。书通过作者之手生产出来,在读者之间流转。人类赋予书以生命,而书又以知识与思想反哺人类,以文化传承回馈人类。常言道,书比人寿。作者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他的书还在世上流传,活在读者心中。只要还有读者,书就还有生命。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书一完成,作者就死了。书的命运,甚至比人的命运有更多不确定性。离开了它的作者,书才开始踏上未知的漫漫长路,行走于人世间,翻山越岭,飘洋过海,面对江湖风波,面对无从预料的明天。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也都有自己的道路。它们纵横交错,经纬相织,就是文化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中国书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或者说,中国文化随着中国书走向世界,其间有难以计数的“书之路”,就像当年那条丝绸之路,一样值得我们注目。

书是一张网。网的特点,亦即其长处之一,就是可以无限制地向外编连、扩张。书的好处,也像网一样,可以围绕某一核心点,无限地向外衍生。孔夫子自称“述而不作”,“述”就是原作的衍生。如果原作是经书,那么,传注、笺证、解释等,都是经书的衍生。经书的衍生,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那就是纬。纬是配合经的,经纬相生,一纵一横,恰以网的形态衍生,也以网的形态存在。衍生还有各种不同的形态,续补、仿作、重刊、选编、汇辑、辑佚等,以某一点为中心向外孳乳,书的数量日益丰富,遂至浩如烟海。这些书彼此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理还乱。这种书的衍生,既是物质形态的增长,更是知识的累积和文化的延展。

书是一张网。这张网上有无数节点,在这些节点上,生长出许多关于书的学问。这些学问,拣重要的来说,就有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和典藏学,还可以加上辑佚学、考证学等等,不一而足。非要把这几门学问归总起来,起一个总的名字,那就是“书之学”,也可以叫“治书之学”。版本学处理的是书的版本形态,涉及书的物质与内容两方面特征的辨别。目录学处理的是书与书之间的类属分别及其位置关系,涉及相对与绝对位置的判定。校勘学处理的是书的内容,减少书在生产流通过程中所遭受的“侵蚀”或“污染”,追求文本的本真。典藏学则处理的是书的收集与存放,涉及的主要是书的流传问题。很显然,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息息相关的。用通俗一点的话说,版本学关注的是书的内在与外在的形貌;目录学关注的是书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校勘学关注的是书的本来面目;典藏学关注的是书的存在形态。它们各司其职,把书学织成一张网。

在这几门学问中,从形态上看,最像一张网的,要数目录学。目录学,像一座建于纸上的图书馆。分门别类地安置,有条不紊地编排,经归经,子归子,不容淆乱。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伴随着天下大乱,往往是书物的流散,以及文化知识体系的淆乱。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新朝建立伊始,百废待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新收拾书物,整理目录,梳理学术文化的遗存,将传世书目网络化,各书皆须精确定位。

西汉末年天下扰攘,东汉初年才有了《汉书·艺文志》。南北朝重归统一之后,初唐才有《隋书·经籍志》。清朝天下大定,乾隆时代才编成了《四库全书总目》。这三种著作不是简单的目录书,而是汉、隋、清三代对既有书物家底的全面清理,也是对上古、中古以及近古三个时段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总结。群书各就其位,一方面便于按“目”索骥,另一方面,也建立了一个书面知识的网络图谱。在这一网络图谱中,单本的书不仅有了背景,也有了各自的归属,好比有了户口,建了档案。即使偶然失踪,也有可能通过其户籍,通过寻访其街巷门牌左邻右舍,或者透过其亲属故旧的陈述,去查考其身世,局部恢复甚至精确描摹出“失踪人口”的面貌。书是一张网,有助于捕捞学术与文化之海中的“沉舟”。

关于书的学问,也可以说关于书的文化,在中国早已形成了无与伦比的传统。无论是读书,还是抄书,或者注书,抑或藏书,都有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别致而固执,根深而蒂固。这里不说别的,单说抄书。自古以来,就有抄胥、抄手、经生、佣书之类的人,靠抄书糊口。从主观上说,抄书是这些人的职业和谋生手段,从客观上说,他们是书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中,抄书即是读书,是重要的读书方式,甚至是治学方式。借书来抄,抄了读,读了再抄,渐成记诵,明代大儒宋濂就是这样刻苦用功,而成就自己的。“读书不如抄书”、“读十遍不如写一遍”,很多学者都奉行这样的古训。

对中国人的抄读传统,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充满了敬佩。他在《单向街》中曾经这样写道:“一条乡村道路具有的力量,你徒步在上边行走和乘飞机飞过它的上空,是截然不同的。同样地,一本书的力量读一遍与抄写一遍也是不一样的。坐在飞机上的人,只能看到路是怎样穿过原野伸向天边的,而徒步跋涉的人则能体会到距离的长短,景致的千变万化。他可以自由地伸展视野,仔细眺望道路的每一个转弯,犹如一个将军在前线率兵布阵。一个人誊抄一本书时,他的灵魂会深受感动;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他的内在自我很难被书开启,并由此产生新的向度。因为一个读者在那种白日梦般的冥想中只追随自己思绪的流动,而一个抄书者却忠实地遵循书的指令。中国人誊抄书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文字传统,而书籍的抄本则是一把解开中国之谜的钥匙。”

中国书是一张中国网,纵横交错,联结各种形态的汉字,联结各种不同的材质,联系各科不同的学问,也联结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人,这样就有了中国书的世界。这样一个网络,这样一个世界,容得下长久的流连忘返,也容得下走马观花的惊鸿一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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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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