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郁:自由概念——从柏拉图到齐克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5 次 更新时间:2009-09-29 06: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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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自由概念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主导概念。我们注意到,研究思想史上的自由概念可以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从一种思想体系出发,追究自由概念在本体系内和其它概念间的内在关系,即自由在这一体系里是如何被定义的。这种方法可以提供一个独立完整的自由概念,如柏拉图的自由概念,康德的自由概念,等等。另一种方法则是考察这些不同自由概念之间相互关系。在思想史上,“自由”这个词被赋予了不同乃至冲突的定义。由于不同思想体系对自由概念有不同的定义,阅读西方哲学史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由概念在不同的哲学家中是不能通用的。历史上,我们发现,人们摆脱不了自由这个词的魅力,对自由概念一再定义,于是出现不同定义的自由概念,彼此相处在紧张关系中。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自由概念的运动发展,不断重新定义,从而进一步加强自由概念的魅力。我这里采用后一种方法,即通过探讨研究不同自由概念之间的相互紧张关系,追溯并揭示西方思想史的自由概念的发展和演变,冀期找到其主流线索,使读者对西方自由概念有一个历史的了解。

  本文研究发现,西方思想史的自由概念主要是由柏拉图,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近代哲学家,齐克果等思想家来推动的。在这一传统中,我们注意到了两条基本原则,即柏拉图的求善原则和基督教的拯救概念。这两条原则在概念上互相排斥,却又共存于人们的思想运动中;于是造就了一种张力,调整人们对自由概念的理解和定义。本文以这两条原则为主线,对它们在不同哲学家的思想运动中所造成的张力进行追踪,力图揭示自由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主要发展线索。

  

  一

  

  我们注意到,从柏拉图到齐克果的自由概念演变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柏拉图的求善原则。在柏拉图的《米诺篇》中,苏格拉底提出一种说法﹕人皆求善。在这种说法中,人的行为,无论是被判为善还是恶,都具有善的动机。当然,这就涉及何为善的定义。一个出于自私动机的人,因着他为自己的好处着想,因而对于他来说,他乃是为了自己的“善”。世上的一切恶行都是由于人们对善无知所导致的。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何为真正的善?柏拉图尽毕生精力,就是追求揭示这一终极的善,使人对善有真正的认识,从而避免世上的恶行。1

  第二个因素则来自基督教的拯救概念。和求善原则相反,拯救概念认为人无法求善,因为人不知何为善。人无法追求自己所不知的东西。拯救概念隐含这两点要素﹕人的本性已经败坏(原罪)因而对善无知,因此,如若获得善,唯一可能是得到善者的帮助。在思想史上,基督教提供了完整的拯救概念,表现在这些说法中,如启示,恩典,道成肉身,等等。耶稣宣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他来自天国并带来了天国的福音。他还强调,除非经过他,无人能进天堂(真理,真正的善,生命)。基督教的拯救概念排斥人能求善,而外来的至善者的帮助是人获得善的唯一来源。2

  显然,求善原则和拯救概念是相互排斥的。这一点在基督教开始进入希腊化世界时特别突出。一方面,人现实地追求善,即求善原则在生存中被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因而它对人的思维有统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对善的追求又不得不一而再地陷入困境,以至于放弃对至善的追求。换句话说,人追求善乃是人没有善,因而不知何为善;如果人不知善为何物,则人之求善便无从做起。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怀疑主义冲击了古希腊哲学的真理断言和至善断言,导致了人们对把握真理和至善越来越没有信心。如伊壁鸠鲁转而认为哲学问题的中心是提供一种学说使人们获得幸福;任何哲学理论,如果能促进人们的幸福,就是好的理论。斯多亚学派则把哲学的关注点从追求真理和至善转为培养自我美德。在这种对真理和至善绝望的情况下,拯救概念开始引入古希腊哲学界。于是,柳暗花明,人们对求善的道路有了全新的想法。求善原则和拯救概念的这种紧张关系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定义自由概念的基本动力。我这里把这两者的紧张关系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对抗—整合—分离—重整。相应地,自由概念在各个阶段上都出现不同的定义。

  我们注意到,求善原则和拯救概念在基督教进入希腊化世界的早期主要表现为相互对抗。这种对抗带来了对话。由于求善原则的生存现实性,它驱动古希腊思想家坚持不懈地寻找道路或方法,以获得至善。尽管这种努力造就了五花八门的学说教条,并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但是,人们还是不放弃努力。同时,基督教的拯救概念一方面批评求善原则的无效性,认为它无法引导人得到善。另一方面则向希腊哲学家宣告只有神的启示和恩典,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善。

  这一对话培养造就了奥古斯丁的性格和思想。作为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奥古斯丁孜孜以求的乃是自我完善,借自己的努力认识真理,进入至善。奥古斯丁终于发现他的真理追求乃是一个失败,因为他开始时所认定的“善”到头来都显现出其罪恶的本性。昄依基督徒后,奥古斯丁发现自己是无能得到至善的;但是,在神的恩典(包括神的启示和基督的拯救)中人可以接受神所赐的善。因此,他得出结论,只有神的恩典才能使人达到善。奥古斯丁并没有简单地放弃求善原则。人在本性上对善的追求。这一点在他的生存经验中是实实在在的,不能简单地抹煞或否定。当然,人的求善努力归根到底要走向失败,这也是他的生存经验所证实的。也就是说,求善原则和拯救概念这两个逻辑上不相容的概念在奥古斯丁的生存经验中共存。

  从另一角度看,这种不相容性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造就了一个思想动力。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分析:如果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后对自己作为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生存经验完全否定,那么,上述的不相容性就不会被他感觉到。但是,这样的话,我们读到的奥古斯丁也许就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在这一不相容性中挣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挣扎是传染性的。简略说来,奥古斯丁的解决是这样的:人的本性是求善的,但依靠人自己则无法达善,只有神的拯救才能满足人的求善本性。这是求善原则和拯救概念的第一个整合。3

  奥古斯丁的恩典概念以及他对求善原则的接纳在基督教神学史上被确定为正统思想。但是,人们在确定奥古斯丁为正统时并没有深刻体会到他在求善原则和拯救概念两者不相容性中间的挣扎。我们注意到,奥古斯丁的挣扎进入了马丁路德的思想。从语言的角度看,路德对奥古斯丁的挣扎有更清楚的表达。他强调,人的本性已经堕落,因而不知何谓善。在这种情况下,人所向往的就只能由堕落的本性来决定,除了善以外可以是任何东西。因此,在求善这一点上,如果仅仅依靠人的努力,结果只能是走向死胡同。然而,堕落的本性不是人的原始本性。只有原始本性才是向善的。路德进而认为,人的原始本性的复原需要神的恩典。当神的恩典降临时,人的本性被复原,人的罪被遮盖,于是人所向往的和所追求的就有善性了。总结来说,神的恩典是人追求善并达到善的唯一力量。4

  我们注意到,路德对问题还有更深入的体会,这就是他对“因信称义”的特别强调。在他看来,人们接受神的恩典是通过信仰来实现的。人们在谈论人和神的关系时往往认为人可以通过人的理性来认识神,比如中世纪自然神学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来研究自然并由此而认识神。然而,路德认为,人对神的认识的唯一途径是信仰。当人在信仰中接受神的恩典时,人就能认识并得到善。这一点认识使拯救概念得到更彻底的贯彻,进一步排除了人在恩典之外得到善的可能性。显然,路德是在拯救概念的基础上来容纳求善原则的。

  然而,在近代哲学中,求善原则和拯救概念分离了。这一分离过程始于路德的“良心”概念。路德的良心概念是对信心(信仰)的一种转化表达。在他看来,神的恩典是在许诺中给予我们的,因而神的恩典是在过程中按照神的方式向我们彰显的。人在信心中接受神的恩典,根本地是接受并顺服神在许诺中的安排。当然,我们每次领受到神的恩典时都会在感谢中赞美神的恩典,从而自然而然地对神在许诺中的安排有一个判断。不难指出,我们的判断是不完全的,甚至是错误的。神许诺把人带向真理和完善,因此,从过程的角度看,我们的判断在神里面会得到纠正和完善。然而,我们的判断是一次性的,不会改变的。我们可以修正乃至放弃我们的判断,并进而提出新的判断;但判断一旦给出,它就是一个静态的表达。“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人在判断中对神的恩典的信心转化为一种良心。在路德的体验中,良心是对神的恩典的信任和依靠,在表达上乃是一种理性判断。

  作为一种理性判断,良心提供了思维推论的起点。当路德和教皇主义者争论时,他发现他最终只能依赖于他的良心。这便是路德的双重权威问题:神的话语和人的良心。5由于良心的表达形式是理性判断,而它和神的关系是内在的私人的。从纯思维的角度看,良心便成了思维的原始起点和判断根据。也就是说,从理性活动的角度看,神的恩典便可以忽略不顾。这便是近代哲学的基本思路。同时,理性思维中的概念关系是一种必然性。当思维主体(良心)面对这概念关系时,它面对的是一种在它之外的必然性。于是,必然性成了支持良心概念的基础。良心的可靠性乃在于必然性的可靠性。由于必然性是理性的认识对象和目标,揭示它就成了良心的主要任务。于是,拯救概念就让位于必然性概念。在近代哲学中,求善原则被转述为求真原则,并在必然性概念基础上排斥拯救概念,完全依赖理性主体的自我追求。6

  当我们沿着近代哲学思路进入康德和黑格尔这两位哲学大师时,发现他们共同分享了同样的命运,即,在必然性概念基础上,人的追求走向窒息创造性。归结起来便是康德在他的晚年作品《在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提出来的人心变化问题。康德认为,人的主体性对自己的本性的服从也就是人的“绝对自由”。因此,人的“绝对自由”也就是人的绝对必然性。他进而认为,如果把“绝对自由”作为人心变化的基础,人就必然不断放弃恶的规范并走向善。但是,这“绝对自由”是什么呢?康德认为它不能为经验所知,但却是人的生存基础。7为了对这个“绝对自由”作理论上的说明,黑格尔提出了 “绝对精神”概念,对绝对自由作辩证法的论证。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发展到主客体的绝对统一阶段便是绝对的自由状态。8然而,正如潘尼伯格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主客体的绝对统一”是虚幻的观念。当我们谈论“主体”时,是把它当作一个概念来指称一个被客体化了的“主体”,因而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 “主体”。也就是说,这种处理破坏了“主体”的生存性。9

  人的良心在所谓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必然”的基础上无法更新。这是一条死路。面对近代哲学的这一困境,德国神学家施莱马哈和丹麦思想家齐克果重新引入拯救概念,并在哲学上揭示必然性概念的不可能性,从而解构了近代哲学的基础。10人们注意到,人在生存上需要创造性,在道德上需要从坏变好,在认识上需要由错误到真理,等等。然而,必然性概念,因着其内在的制约性,扼杀了人的创造性,阻碍了人的更新变化,并走向真理的独断论。因此,他们从生存分析的角度指出,创造性,人的更新变化,以及真理的获得,等都只有在拯救概念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在思想史上,我们称此为求善原则和拯救概念的重整。在这一重整过程中,近代哲学提出来的问题,以及他们后来面临的困境,都得到深入的分析和回答。

  

  二

  

  我们发现,求善原则和拯救概念的这种紧张关系决定了西方思想上对自由概念的定义。因此,与上述四阶段相应,自由概念也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我想在以下的篇幅里对这四个阶段中的自由概念加以讨论。

  自由,权利,民主等字眼在古希腊文化中都是时髦的象征。对于雅典公民而言,自由便是凭自己的意志爱好进行选择,包括对政治领导人的选择,陪审团对犯人的判决,以及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表决,等等。柏拉图从“人皆求善”这一原则出发,认为雅典人所谓的“凭自己意志”所做出的选择表面上好象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但实际上,由于选择者对真正的善缺乏认识,他们的选择反而有害于他们自己。因此,真正的自由是使人能够真正落实自己对善的追求。也就是说,只有把握住真正的善,人对善的追求才能得到满足;并只有这个时候,人才能谈论所谓的自由。一句话,雅典人在“凭自己意志”中体验到的自由并不是真自由。于是,柏拉图根据 “人皆求善”原则对自由作如此新的定义﹕人之本性追求善,只有当人能够追求并终于达到善时,人才是自由的。11

  柏拉图的自由概念要求人们对善的真理性认识。究竟真正的善是什么呢?为达到此目的,柏拉图提出他的理型说,企图给出关于善的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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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思想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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