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郁:走出文化盲点:原罪论视角下的性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 次 更新时间:2020-06-08 13: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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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进入专栏)  

   摘  要:性善论是人对自我生存的深刻体验和反思而得出的结论。然而,我们还注意到,如果没有原罪论,人无法暴露性善论的观察盲点。字面上看,原罪论认为人的本性已经败坏,如果没有神的拯救就必然死在罪中。因此,人不可能依靠自己摆脱败坏本性,从而也就不可能依靠自己过一种向善的生活。性善论则认为,人的本性出自天命,禀赋为善;因而虽然当下生活在一种恶的生活中,只要人反求诸己,发扬并遵循与生俱来的天性,就能一步一步地走出罪恶,最后过一种天人合一的善的生活。这两种关于人的生存的说法指称着人的两种生存意识,即原罪意识和本善意识。我想指出,本善意识是一种人的生存的原始意识;但是,如果缺乏原罪意识,本善意识必然受制并窒息于自己的某种善恶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基督教引入原罪意识,从而在基督徒的生存中和原始的本善意识之间构成一种生存张力。由于中国文化中的原罪论缺场,性善论一旗高扬,导致了人们无法观察自己的生存盲点。因此,如何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让原罪论入场,对于中国基督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乃是一个必须回答的课题。

   关键词:性善论;原罪论;恩典意识;生存;善

   人在生存中无不向善。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这是人的基本生存事实,用“人皆求善”命题加以表达。柏拉图在《米诺篇》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证[①],在西方思想上从未受到真正的挑战。儒家传统中的思孟学派,在《孟子·告子上》“犹水就下”的说法中强调人性本善,在中国思想史上同样起着主导性作用。不难指出,否定人的生存无不向善,等于否定人的生存。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中西思想史上的共同点,归结起来,便是:生存即善。我们称之为“性善论”。

   但是,人们也许会争执说:何为善?关于善的定义,历史上看,几千年来人们对此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没有定论。作为一种观念,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善观念,每一个群体有自己的善观念,每一个时代有自己的善观念,甚至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善观念。可见,善就其作为一个观念来说,只能就事论事,不能一概而论。一旦“生存即善”之中的善转化为一个善观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存就是五花八门的花花世界。一旦有人认为自己的善观念高于或优越于他人的善观念,从而对他人的善观念进行评价,这个世界就出现善恶观念的冲突,即:把一切不符合自己的善观念的其他“善观念”都判断为恶。

   但是,究竟谁的善观念才是真正的善观念?我们应该服从谁的善观念?或者,我们只是简单地拒绝他人的善观念而坚持自己的善观念?

   我们注意到, 性善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深深地陷入了不能自觉的视角盲点。基督教的原罪论对这一视角盲点进行了相当充分的暴露。在以下的分析中,一方面,我想指出,性善论深刻地表达了人的生存向善这个生存事实,因而性善论作为一种理论仍然拥有深刻的内在生命力。另一方面,通过基督教的原罪论,我想深入地分析性善论引导下的善观念及其可善可恶性质,揭示性善论的视角盲点,从而说明原罪论在人的生存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呈现一种性善-原罪共在的人的生存。在此基础上,我试图给出一种在性善论和原罪论视角中的的生存概念,消解性善论的视角盲点。

   中文成语中的“一叶蔽目”,说的是人在生活中常常从自己认定的角度来想问题看问题,以至于无法看到其他可能性。我认为,由于缺乏基督教原罪论视角,中国文化在性善论视角中“一叶蔽目”,无法摆脱自己的文化盲点。

  

   一、 “人皆求善”和“人无有不善”

   就人的生存出发点而言,我们不难观察到生存向善这一事实。我想通过考察“苏格拉底-柏拉图原则”和孟子的人性本善之争加以说明这一生存事实。

   我们先来看看柏拉图的说法。柏拉图在《米诺篇》借苏格拉底之口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人皆求善。” 他说:

   每个人都是依据他对善的理解来选择的,因而没有人有意选择恶者。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选择了恶者,那么,所作的选择并非他的真实意愿。[②]

   可以这样来理解柏拉图的论证:人在进行选择时无非有两种可能,或者选择善者,或者选择恶者。选择善者说明人是求善的。选择恶者则有两种情况:有意选择恶者和无意选择恶者。如果一个人无意选择恶者,但实际上却选择了恶者;这说明这个人的本意求善,却因对恶者无知,从而违背自己的本愿选择了恶者。因此,选择恶者乃是误选,而非其本意。

   是否有人有意选择恶者?柏拉图指出,“恶”就其定义而言是伤害自己。有意选择恶者等于有意选择伤害自己。但是,人不可能有意伤害自己,因而不可能有意地选择有害于自己的选项。如果人选择恶者指的是选择伤害他人,由于“伤害他人”有益于自己,因而就其本意乃是求善。在极端情况下,如,人选择自杀;自杀是要伤害自己。不过,深究人的自杀动机,人在走投无路时认为自杀是唯一的出路,因而是一件好事。比如,苏格拉底在接受雅典法庭的判决而决定自杀时,认为,自杀是他摆脱肉体欲望的限制而走向净化灵魂的唯一途径。在这个决定中,对他来说,自杀是善的。

   就现象而言,社会上充满恶者。柏拉图指出,原因在于人们对善的认识出了问题,即把恶者当作善者。在这善恶颠倒的“善观念”中,人们自以为在追求善,其实却尽作恶事。因此,柏拉图认为,走出这个困境的唯一途径便是拥有真正的善知识。只有从真正的善知识出发,人在生存中的追求才能真的获得善,满足自己对善的追求。善恶颠倒的“善观念”以恶为善,自以为在求善,其实在追恶,结果只能得到恶,从而无法满足自己的求善本愿。

   这里,柏拉图把关于善恶的判断权交给了选择者本人,因而无论人在什么样的善观念中进行选择,选择者都是选择善的。也就是说,选择这个动作永远是指向善的。在真正的善观念中进行选择,选择指向善;在善恶颠倒了的“善观念”中进行选择,选择指向善。生存即选择。换一种说法,生存即选择善。

   柏拉图并没有因此得出结论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他关心的问题是生存选择背后的善观念。在他看来,人的生存问题的关键点是如何拥有真正的善观念。只要解决了善观念问题,人在生存中所作的选择就能够满足生存对善的追求。这里,柏拉图对人的生存的理解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生存向善 ——> 善观念 ——> 选择善。生存的起点在于“生存向善”。为什么人的生存向善?——因为人不可能选择恶(破坏生存,反生存)。在这个图示中,“生存向善”中的“善”(称为“始善”)先于“善观念”而存在,因而不能通过“善观念”来定义始善。否则的话,所谓的“真正的善观念”和“善恶颠倒的善观念”之间的区分就没有意义了。逻辑上,一种善观念,如果它能够规定生存向善中的“始善”,那么,它就能够完全满足人的向善追求。这样一来,由于每一个人的判断选择都是在一种善观念中进行的,因此,没有人可能做恶;然而,这无法解释现实中的各种恶现象。也就是说,“始善”不是由“善观念”来规定的。那么,“始善”由什么来规定?——“始善”只能由生存自己来规定:生存即善。

   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论证和柏拉图的人性向善说法十分相近。我们知道,孟子和告子就人性问题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论。针对告子用“水流四方”的比喻来表达“人性可善可恶”的观点,《孟子·告子上》提出“犹水就下”的观察点:“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我们来比较告子和孟子对人的生存方向的观察。告子认为,人的生存有各种方向,有些方向是善的,有些方向是恶的;所以,向善者便是好人,向恶者即是坏人。好人坏人之分在社会现象观察中是很明显的。但是,孟子提出了另一个观察点,那就是,无论水流向何方,都是向下而流。应用于人的生存,在孟子看来,人在生存中只有一个方向,即:向善(“无有不善”)。

   对于孟子的这个观察点,我们可以作两个方向的推论。推论一:从向善的方向和结果来看,如果人的生存都向善,这个世界就不应该有坏人出现。孟子没有给出这个推论。显然,否定社会现象观察中有好人坏人之分是不可能的。推论二:就向善的内在力量或原因而言,因为人的生存都向善,所以人的本性是善的。孟子给出了这个推论,这便是我们常常谈论的孟子性善论。

   孟子并不是在讨论纯粹的理论问题。他面临的是“礼崩乐坏”的局面,希望找到走出这种在他看来是走向人类毁灭的局面。也就是说,“坏人到处都是”乃是一个不幸事实,是一个需要改变的现实;而他的性善论就是要找到一条走出困境的途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倒是告子关于人性可善可恶的说法是一种解释性的说法,即想在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坏人。孟子并没有花多少精力来解释产生坏人的原因。在他看来,如果人们能够回归到自己的本性,他们就不会往恶的方向走,就不会成为坏人。比如,他提出“揠苗助长”这个比喻来说明人是如何违反自己的本性而给自己的生存带来危害的。进一步,如果顺从自己的本性就必然向善(犹水就下),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回归自己的本性。因此,孟子在这个问题上倾注了他的主要精力。孟子的这种关注和努力主导了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发展方向。

   因此,孟子的性善论的另一种表述是:顺从本性即善。在这种表述中,认识并把握自己的本性是人的生存的关键点。孟子希望通过“思诚”、“养人”、“养浩然之气”等等功夫来认识并把握自己的本性,但拒绝对这个“本性”进行现象描述。比如,在“见孺子入井,恻隐之心生焉”的说法中,孟子只是指出,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善良的本性。“恻隐之心”作为本性的组成部分,在现象上是无法观察的,只有个人在内心中加以体会。所以,在接下来的言论中,孟子都是在“端”(即起点,或尚未显现的生存状态)的意义上来谈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孟子对于“本性”在现象上的不可描述性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实际上,一旦人们企图对本性进行现象描述,所观察到的本性就不再是善良的本性,而是一些恶的欲望和倾向。我们看到,荀子的“性恶论”,就其本意而言,便是企图对人的本性进行现象描述。荀子认为,欲望和情感在现象描述上是人的生存中的最原始表现,因而从自己的本性出发也就是从自己的欲望和情感出发。对欲望和情感进行现象描述,不难发现其中都带着个人的或私人的倾向。从个人的角度看,当事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欲望和情感是好的。但是,从他人或社会的角度看,如果这些个人的欲望和情感和他人或社会的福利相一致,它们就是善的;如果彼此相互冲突,它们就只能是恶的。“礼崩乐坏”的局面便是个人欲望情感与社会共同福利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因而是一种罪恶的局面,缺失了善。荀子进而推论指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善只能以社会为标准,不能局限于私人领域;因此,人性是恶的。然而,孟子把本性问题严格限制在生存的起点上,认为本性不是一种现象存在,而是生存的起点。就这一点而言,荀子的性恶论对孟子的性善论所作的批评并未触及根本。

   在生存的起点上谈论性善,这里的善也不是观念上的存在。作为观念的善是可以具体规定的。比如,周礼中有一条规范(或说法)“男女授受不亲”。从规范的角度看,凡是违反这条规范的行为就是不善的。然而,孟子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如见嫂子溺水则必须违反这条规范而援之以手,否则就如同豺狼。进一步,他用“权”(权宜)来加以说明这种情况。不难指出,在孟子的思想中,生存大于观念,大于规范。在“权”这种解释中,我们发现,对于孟子来说,真正的善在于生存之善,即:用生存自身来界定善。

看来,孟子的“人无有不善”说法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人皆求善”命题都是从生存的角度来理解善。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存的自然倾向或起点一定是善的。当然,他们也注意到,生存向善,却导致了现实中诸恶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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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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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0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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