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郁:解构性的正义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20-06-08 14: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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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进入专栏)  

   摘要:追踪希腊哲学和希伯来文化对正义一词的使用和讨论,最后归结到《罗马书》的正义观,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西方思想史上的正义概念之根源。在希腊哲学中,特别是在柏拉图那里,正义是和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从真理出发才能达到正义。我们称这种冲动和思路为真理情结。比较而言,希伯来文化把正义的来源寄希望于上帝,追求上帝的旨意乃是其主导性关注。在这个思路中,正义就是依靠先知的教导或遵守摩西律法传统。《罗马书》作者批评了这两个传统,认为他们是企图凭借有限的理解结构来建构正义,无法把正义落实到真理或上帝的旨意中。保罗进而提出了一种解构性的正义观,认为,正义是在理解结构之解构中进入人的生存。

   关键词:正义 真理情结 良心 先知困境 解构

   正义观是一个恒久话题。本文打算回归古希腊思想语境,追踪正义一词(希腊文是δίκαιο或δικαιοσύνη)的原始界定。我们知道,学界在处理δικαιοσύνη一词时有两种理解方向。柏拉图的《理想国》虽然从分析真理概念的角度论述这个词,但却是结合城邦治理的思路;因而英文一般用justice(中文多译为“正义”、“公正”)来翻译它。保罗的《罗马书》也主要地在讨论这个词,但强调从终极意义对它加以界定,并把问题的解决落实到理解问题上,因而涉及更多的个体性,英文翻译大多用righteousness(中文多译为“义”)。中文学者在阅读相关著作时多参考英文。显然,justice和righteousness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由于译文的不一致,人们往往觉得它们是在谈论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对于《理想国》和《罗马书》在文本上都在处理同一个词这一点处于视角盲点状态。[1]

   严格来说,δικαιοσύνη一词呈现了一个基本的生存问题,即:一个人该如何为人处事才是适宜的?无论译为“正义”还是“义”,都涉及了“义”。就汉语而言,“义者,宜也。”从人的生存角度看,一个孤独生存的人不会提出适宜判断问题;对他来说,无论如何做事,他都可以认为是合适的。在封闭而统一的价值评价体系中,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个社群中,人们共享了一套完整的社会共同规范,并以来调节、纠正自己的言行。当然,共同规范在不同社群或不同时期中并不完全一致,因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终极性的判断标准问题。适宜判断涉及当事者个人判断,旁人的判断,共同体的判断,以及终极性的判断。这些判断的不一致性导致了适宜判断问题的复杂性。

   古希腊哲学希望通过良心一词来解决正义问题,而希伯来文化则希望在遵守律法中成就正义。这两种正义观思路都是建构性的。保罗在写作《罗马书》时身处这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之中,对它们在认识和实践中所陷入的困境有深刻体会,并希望从恩典真理论的角度回应它们的困境。本文将深入追踪并分析希腊思想家和希伯来文化在δικαιοσύνη问题上所陷入的困境,展示保罗对这个困境的理解和回应,以此演示保罗对该词的界定思路。在保罗看来,人在现有思想观念和理解结构中无法理解神的义(真理),因而必须在信心中领受神的义(真理),更新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理解结构,然后才能从神的义(真理)出发进行判断选择,过一种义人的生活。也就是说,正义问题不是一个判断问题,而是在信心中心意更新改变的问题,即:理解结构之解构的问题。保罗称此为“因信称义”。我们往往限于建构性的正义观讨论,而未能充分注意这个解构性的正义观。这值得我们十分重视。

   一、良心与真理

   保罗在《罗马书》(2:14-15)写了这一段文字:“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里的“外邦人”指的是希腊人,或者说,是在希腊思想家影响下的希腊人。这些人的“是非之心”(συνείδησις,也译为“良心”)是他们进行是非判断时的根据。在保罗看来,希腊人是在良心这个是非判断根据中为人处事并落实他们的正义观的。我们知道,保罗不是希腊哲学意义上的思想家。但是,保罗在希腊地区宣教时不可避免地会和希腊哲学家相遇,比如,在第二次宣教路上来到雅典,并和那里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人有过交往;[2] 而在第三次宣教时在以弗所的推拉奴学房与一批修辞学-哲学的学生们有近三年的相处和思想辩论。[3] 我认为,保罗对希腊哲学是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的。保罗把希腊人的终极是非判断根据归于他们的良心时,表明他对他们在是非判断问题上的思路和困境有深入体会。

   我们看到,保罗对良心一词的界定是相当清楚的,即:人心中固有的绝对的是非判断权。这种用法在保罗的书信中出现多次,但是,在保罗同时以及此前的文献中并不常见。[4] 有意思的是,鉴于良心一词在西方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力,学界中有不少人希望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它的根源。[5] 过去几十年下来,人们的研究越来越证明这一点,即:这是一件不可完成的工作。[6] 概念上,作为是非判断权的良心要求某种绝对性。如果一个人的是非判断权是可以剥夺的,那么,他的是非判断权就不是终极的,因而不是良心。

   我们来追踪συνείδησις一词在语言上的用法。就词源而言,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396)出现了这个词:σύνεσις,它的动词形式是σύνοιδα。俄瑞斯忒斯杀了自己的母亲。人家问他为什么那么痛苦,他回答说,他的σύνεσις在折磨他。他接着说,因为他知道或意识到(σύνοιδα)他犯了一种可怕的罪。这个σύνεσις,如果不做引申性的理解,指的是一种自己所拥有的意识。这一点从他接着使用σύνοιδα这个动词就可以明了。欧里庇得斯无意把σύνεσις概念化。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自知无知”(《申辩篇》21b)。这里,“自知”的原文是:σύνοιδα ἐμαυτῷ。柏拉图并没有分析讨论作为名词的συνείδησις或σύνεσις。也就是说,柏拉图并没有推进这个词的概念化。因此,我们在理解这个说法时不应做更多的引申。所谓的“自知”指的是“我自己认识到了”、“我知道了或意识到了”等,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你知”“我知”“他知”用法,并不涉及是非判断问题。

   不过,苏格拉底的“自知”隐含了真理情结。虽然柏拉图并未有意识地就συνείδησις一词的进行概念化,但是,他关于真理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却提供了这个词之概念化的本质元素。

   我们这样分析。人是在不断的判断-选择中进入生存的。从这一时刻进入下一时刻,人的生存不是一个连续的自然流逝,而是一个间断的判断-选择进程。在每一个生存时刻,人都面对各种可能性而对它们进行价值判断,选择一个在他看来是最好的选项,并在意志的作用下落实或实现这个选择。由于这里的判断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未来福祉的思考,因而属于价值判断或是非判断。就现实生活而言,如果一个人在过一种孤立的隐世生活,那么,他是拥有是非判断权的。一件事该做或不该做,仅仅由他决定。但是,对于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人来说,他做出的判断-选择不可能不影响他人,因而他的价值判断必被他人进行再判断,或被肯定,或被否定。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否拥有是非判断权就不是他说了算。如果他做出的是非判断受到社群的广泛反对,他就必须收回他的判断,并在众人的压力下重新考察他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可能性,修改或放弃他的决定。类似的情况有:奴隶没有是非判断权而唯主人爱好和意志是从;士兵在执行上级长官命令时没有自己的是非判断权等等。也就是说,对于在社会中生存的个人,其是非判断权是不确定的,会丧失的。

   就问题意识而言,柏拉图关心的是正义问题,而不是是非判断权问题。不过,柏拉图关于正义概念的分析和讨论提供了良心概念的语境。我们发现,这两个概念具有内在的联系。正义问题就其原始意义而言涉及人的行为是否适宜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适宜与否的判断首发于个人,尔后引发他人的反应。一旦个人和他人对于适宜有不同看法,彼此之间就出现不同的适宜判断,导致是非之争,引发真理问题。进一步,适宜判断还涉及个人的未来生活,因而对于个人来说,他给出的适宜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选择,必须是有益于自己的生存的判断-选择。也就是说,适宜的必须是善的。所谓的真正的善的问题便由此引申出来。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善”问题是界定正义概念的关键所在。当人的适宜判断包含了真正的善时,这个判断就具有终极权威性,由此而引导的行为就是正义的(真正的义)。

   在《理想国》,柏拉图以“真正的善”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引导他对正义概念的分析。他发现,并非人人都关心真正的善。实际上,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进行是非判断或适宜判断时,往往只关注自己眼前的利益,或仅仅根据自己的善观念。然而,眼前的利益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不同环境和时间中,同样的善观念可能给人的生存带来益处,也可能带来坏处。特别地,人们对自己的善观念缺乏认真的反思,往往是善恶不分。因此,这些人的是非判断或适宜判断是会出错的。在错误的是非判断或适宜判断中,人所做出的选择只能是错的,由此引导的行为当然也就是不正义的。因此,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决不能由这些人的是非判断或适宜判断胡来。当他们的是非判断在管理者看来是错误的时候,社会必须压制、改变、乃至否定他们的是非判断权。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是非判断权是不确定的。

   要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柏拉图认为,其中必须存在一些关心、追求、知道“真正的善”的人。在柏拉图的语言中,真正的善是唯一的、普遍适用的、永恒不变的。这些人“眼睛盯着真”,[7] 一生以追求真正的善为己任。他们根据他们所认识到的真正的善为城邦制定法律,规范城邦公民的行为。他们拥有真正的善,所作出的判断和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而由此引导的行为就是在绝对意义上是适宜的、正义的。当然,由此建立起来的城邦是正义的城邦。柏拉图称这些为“爱智慧的人”(或译为哲学家)。这些人的是非判断包含了真理,因而具有终极性(唯一的、普遍的、永恒的),不能剥夺。反过来说,剥夺他们的是非判断权是不正义的。因此,拥有真正的善的人,他们的是非判断权是不可剥夺的。正是在这个语境中,συνείδησις一词获得了良心的意义,而这些人是拥有良心的人。

   人能否拥有良心的关键在于人是否追求认识真正的善。真理问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我们知道,真理意识起源于人们对同一对象拥有两种或多种彼此相对立的观点。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从逻辑上看,它们可能一对一错,也可能都错,但不可能都对。因此,一旦对立的观点出现,人们就会提出真理问题。真理是对对象的正确认识,是唯一的,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也适用于任何时候。

   但是,人如何才能认识真理呢?柏拉图分析了两条认识路径。一条途径是,人常常是在各种情绪中丧失理智判断而接受他人的观念,并以此为根据进行判断选择。比如,柏拉图经常提到的情境,在一些煽动家那里的煽动性言论中被激动起来的人,他们丧失了理智判断力,不加思考地接受了煽动家的观念立场,成为煽动家的追随者。由于他们丧失了判断力,他们把接受下来的观念当作是唯一正确的观念。如果煽动家是骗子,他们就成了骗子的牺牲品;如果煽动家虽然真诚,却是一知半解,那么,他们就跟着他一起犯错误。柏拉图认为,这是一条无法得到真理的认识途径。

另外一条认识途径是,真理是唯一的不变的普遍的,对真理的认识也需要以这些标志为向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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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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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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