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萍:自由:主体性超越——儒家自由的超越论省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 次 更新时间:2022-03-17 11: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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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 (进入专栏)  

  

   摘要:自由问题与哲学、宗教的一个根本问题——超越问题相契合,可以说,自由即主体性超越。其中,相对主体性超越,是以绝对主体性为终极目标的超越,其实质是自由的程度问题;绝对主体性超越则是绝对主体性的时代性转变,也即超越目标的更新,其实际指涉着自由的历史型变。因此,儒家现代自由的展开需要在现代性生活方式下重建绝对主体性,即确立现代自由的超越目标,据此展开现代相对主体性超越,从而提升现代主体的自由度。鉴于现代新儒学在超越维度上存在的风险,我们不仅要将社会制度建构确立为相对主体性超越的基础性内容,而且要重建现代性的、外在神圣性的超越目标。

   关键词:自由;主体性超越;自由程度;历史形态;现代神圣超越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9BZX080)阶段性成果。

  

   自由问题不只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而是与哲学、宗教的一个根本问题——超越(transcendence)问题相契合。在儒家,从轴心时期“君子不器”“尽心、知性、知天”到理学时期“希贤、希圣、希天”,再到现代新儒学之“自由无限心”,无不体现出儒家主体观念的自由本质和超越论的意涵。而笔者强调自由与主体的存在相同一,[1]这在超越论的意义上,也意味着自由即主体性超越。

   一、自由即主体性超越的涵义

   “超越”(transcendence)一词,在哲学与宗教中的涵义不尽相同:在宗教神学的意义上,是指与“凡俗”相对的“超验”、“超越”,在哲学的意义上,是指与“经验”相对的“先验”或“超验”。然而,种种涵义最初皆由动词“to transcend”引申而来,而“transcend”一词源自拉丁文的“trans”(超越)和“scandere”(攀登,上升),因此其基本语义为:“超出/越过……的范围/界限”。这一语义本身明显传达出一种摆脱束缚、不受限制、自作主宰等“由己”的意味,而“由己”正是自由(liberty)一词的基本语义。就此而言,“自由”与“超越”相契合具有基本的语义基础。

   当然,自由之所以是一种主体性超越,根本还是由人作为主体性存在者的本性使然,也就是由人不同于物,不安于自身现成的规定性使然。因为在生活中,人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实然”与“应然”,“已然”与“未然”,“既是”与“能是”之间的紧张,因而总会产生要突破“实然”“已然”“既是”,趋向“应然”“未然”“能是”的意识倾向和行为活动。这种不断超出与越入的自觉、自主的活动过程,使人自身的规定性得以改变,也使此前的紧张得到缓解,就此也就赢获了新的自由。可以说,自由作为主体性超越,实质指示着主体自身的更新(self-renewal)本性,也所谓“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其根本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而不只是康德或胡塞尔的“超越”所关注的那个如何把握主客体及其关系的认识论问题。

   由于“从所指上说,Transzendenz(德语‘超越’——引者注)就是一个‘越过’的行动,它包括越过来所到达的东西(Transzendente)和正在实行逾越活动的东西(Transzendierende)。”[2]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基本要素,从超越活动的实体(substance)与实质(essence)两个相互涵摄的层面来理解“自由即主体性超越”这个命题的基本涵义:

   (一)自由:“主体”性的超越

   就超越活动的实体要素而言,自由是一种主体的、存在者的活动,而非“前主体”“前存在者”的活动。其必不可少的实体要素就是超越者,这包括现实进行超越活动的实体,即作为行动主体(the acting subject)的现实超越者(the actual transcender),以及超越活动所最终指向的东西,即作为最高价值主体(the supreme value subject)的神圣超越者(the sacred transcendent)。

   现实超越者是一个意识上的自觉者,行动上的自主者,而且由于超越活动是现实的起于个人的自觉意识,因此超越者总是一个个的个人(person)/自我(ego),尽管超越活动的形式规模,或价值目标未必是个人的。例如,孔子说“我欲仁”“为仁由己”,虽然其所谓的“仁”本身的价值指向不是个体性的,“为仁”的活动也不限于孔子一人,但是“为仁”的发生总是起于“我”的“欲仁”意识和“由己”的“为仁”行动,这里的“我”和“己”就是作为行为主体的现实超越者。

   与此不同,神圣超越者是一个价值主体,而且不是一个个别性、相对性的价值主体,而是一个普遍抽象的、绝对性的价值主体。这在宗教神学中被表达为“上帝”“真主”“天命”等至上神,在哲学中被表达为“理念”“先验理性”“绝对精神”“天道”“天理”“心性”“良知”等形而上者,因此,它根本指涉着某种终极存在(Ultimate Being)。从观念奠基的意义上讲,这种终极存在作为“终极因”(Ultimate Cause),在时空上、逻辑上都是一种“绝对的在先”(Absolute Prior),是现实的一切存在者及其活动的最终根据、本质。[3]虽然神圣超越者代表着一个非经验的超绝实体,但却是经验的超越活动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它以不可僭越的神圣性引导着、规训着现实超越者的意识倾向和行为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神圣超越者也就是指引现实超越活动不断趋近的超越目标。

   不过,作为价值主体,超越目标必然有其实质的价值内容,否则不具有现实的指引意义,同样,作为行动主体,现实超越者也必然有某种价值属性,否则根本不会产生超越的意识,其一切行动也都不能称为超越活动。这就进一步涉及到超越活动的实质内容。

   (二)自由:“主体性”的超越

   自由作为一种超越活动的实质内容是“主体性”的更新。所谓“主体性”是主体之为主体的本质规定性,表明主体之为主体的根据,也是个人所承载的社会主体价值的确证。由此而言,“主体性”超越,就是指个人自觉突破自身旧的本质规定性,同时确立新的本质规定性。所谓“旧主体性”是超越者要从中超脱出去的对象,要突破的内容;所谓“新主体性”则是超越者超出之后,随即越入其中的内容,是赢获的新内容。在这方面,历代儒家都有所表达,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礼记·大学》),孔子言“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王夫之曰:“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尚书引义·太甲二》),梁启超说:“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4]等等,这种“主体性”的更新也正是儒家自由的根本意旨所在。

   根据哲学的主体观念有“形而下者”与“形而上者”的层级区别,“主体性”可以相应的划分为形下的相对主体性与形上的绝对主体性。其中,相对主体性是主体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呈现,其最终落实到现实超越者个人身上,因此,现实超越者作为主体价值的现实承载者和具体实现者,所承载的是相对主体性。尽管“主体性”总要通过现实超越者个人而实现,但由于“主体性”所确证的社会主体价值并不一定是个体(individual)的,因此,现实超越活动最终实现的并不一定是个体自由,而总是根本指向社会主体价值的实现,也就是当时社会主体的自由。(其间社会主体价值及相应的主体自由皆存在时代性差异,详见第三小节)作为相对主体性之根本依据的绝对主体性则是“主体性”最根本内容的凝练,也就是以某种抽象的绝对主体概念表达的上帝、天道等等神圣超越者。由于绝对主体性作为一切现实存在者的最终基础,是为相对主体性奠基,因此,绝对主体性作为终极超越目标,对于现实的相对主体性超越起着根本的指引作用。

  

   总之,超越者与超越目标的实质皆为主体性的载体,也即主体价值的对象化形态。因此,超越者和超越目标总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者,而无法与“主体性”相剥离。据此而言,超越活动中,不存在无主体性的超越者,否则超越者就只是一个价值虚空的存在者,而这就根本不会产生主体性超越的自觉;同时也不存在无主体性的超越目标,否则只能是趋向虚无的超越。进而,由于相对主体性与绝对主体性划分,“主体性超越”区分为相对主体性超越和绝对主体性超越。这两个层面的超越密切相关,但具体的超越意涵不尽相同,前者以自由在经验生活中的充分实现为主要内容,实质关乎自由程度的提升;后者则是现实自由在本体观念层面的确证,并实际指涉着自由的历史型变。

   二、相对主体性超越:自由程度的提升

   自由在经验生活中的展开,根本是相对主体性超越的过程。如前所说,代表着绝对主体性的神圣超越者,是相对主体性的根本依据和“终极因”,因此,现实超越者作为相对主体性的承载者和实现者,唯有以神圣超越者为终极超越目标,在其指引下方能展开现实的超越活动,也即通过不断地突破、提升相对主体性,来契合神圣超越者所体现的绝对主体性。

   与传统西方以救赎为目的的宗教性超越不同,传统儒家是“通过道德修养以达到超凡入圣的超越境界”,[5]其体现为以德性充养、成圣成贤为目的的人文性超越。儒家对道德的追求滥觞于周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这又与思孟学派开启的由心性上达天道的“内在超越”路向(第四节详述)结合起来,共同奠定了传统儒家超越论的基本特质,而宋明儒学建构道德本体与修身工夫的双向理论系统,则可以代表传统儒家超越论的完备形态。

   就其实质内容和根本旨趣看,传统儒家全然是将现实超越活动集中于自身道德的充实,其旨趣就在于成就圣贤的理想人格,也就是成就一种能够全幅、圆融的展现社会主体价值的人格。如北宋道学家自言: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通书·志学》)

   因此,宋明儒家皆追求终生不辍的道德践履,在此过程中,其自身因“士”“贤”“圣”的层层提升而获得“孔颜之乐”“鸢飞鱼跃”的精神体验,从而希望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当然,这种个人“境界”并不能与现代性的个体自由等量齐观。如前所说,个人是社会主体价值的实际载体,而传统社会的非个体性主体价值就决定了,不论个人承载的旧主体性,还是赢获的新主体性,都是非个体性的。也就是说,传统儒家追求自身道德升越的过程,是实现秉持道统,忠君爱民的臣民人格的过程,其实质是不断地充实传统社会的主体价值的过程,由此使传统社会的主体赢获越来越多的自由。

   事实上,个人道德的超越也并不是仅仅为了充实社会主体的道德诉求,而是以此来辐射、涵盖全部社会生活,通过个人道德超越活动来实现社会主体的全部价值诉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道德的主体性超越成为传统儒家相对主体性超越最主要、甚至全部的内容,以至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

然而,相对主体性超越作为一种现实活动,终究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我们知道,冯友兰的“四境界说”依次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6]这一方面表明儒家以道德的、精神的主体性超越作为现实超越活动的目的价值所在,但另一方面也表明,道德的、精神的主体性超越尚需以自然的物质诉求、世俗的功利诉求的充实提升为前提。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马斯洛也以“需求层次论”(Demand Level Theory)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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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2021年第3期,第154-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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