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逸:人民公社研究二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9 次 更新时间:2009-06-07 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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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逸  

  

  【提要】本文评述了研究人民公社的主要学术著作和博士论文;评判了公社研究中若干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在征集和出版公社研究资料方面的的最新进展。在对比中外人民公社研究学术志趣与方法异同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公社研究的若干极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

  【关键词】 人民公社研究 大公社 小公社 民族志宏大叙事

  

  1958年诞生的人民公社在当代中国史上整整延存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它既是19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自然延续,也是1980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与起点;另外,对新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统购统销、大跃进、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与人民公社息息相关,有着不能割舍的关联。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人民公社是当代中国农村存续时间很长、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安排。由此,人民公社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然而,人民公社在全国普及的20多年间,中国学者却没有条件对其展开独立地学术研究,期间产生的作品大都以虚构的情节和数字宣扬公社的优越性并注解中共中央有关公社的指示精神,1960年新华通讯社编印的两卷本《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汇编》(内部资料)和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等即为其代表。[1]人民公社制度终结之后,有关公社的学术研究渐成气候,近来有成为显学之势。据不完全统计,近20多年来学界发表的有关人民公社的专著10余部,研究文章近200篇,其中虽多有重复刊载或以历史纪实为主的著述,但也不乏遵守学术规范对人民公社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佳作,甚至还出现了蜚声学界的经典之作。但也应当承认,若以是否形成本研究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与研究范式、有无一批著名专家与专著等标准衡之,人民公社研究远未成熟,更谈不上形成了独立而成熟的研究学派。

  笔者无意更无力对人民公社研究做出全面的估量与总结,况且有的学者对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的主要问题已经做了很有意义地梳理与总结。[2]本文研讨的重点一是评述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著作;一是研讨公社研究中若干值得称道的学术进展,并对具有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意义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一是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公社研究提出个人极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以讨教于本研究领域中的方家,并以期对人民公社的进一步研究有些许裨益。

  

  一

  

  1980年代,由于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时期研究农村问题的专著多集中于称赞和肯定家庭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在这些著作中只是作为家庭承包制的对立面或其历史背景来展开论述的。除了有30多篇历史纪实性文章发表外,没有专门研究人民公社的学术著作面世。[3]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三农问题倍受瞩目,对人民公社的研究也随之渐入佳境。在已经出版的十余部专著中,既有史料丰瞻的历史纪实性作品;也有遵守学术规范,专门研究人民公社某项制度的学术专著;更有以田野调查和地方档案为依据,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微观解析的经典之作。同时,国外有关人民公社研究的名著也陆续译介过来,其学术理念与方法对国内的公社研究产生了无以替代的影响,中外在这个问题上的学术交流日渐增多。还应该看到,随着人民公社研究的深入,对公社相关史料的收集、挖掘、抢救、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学术专著对人民公社的关注,较早见于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专著之中。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第三编,分“人民公社的建立”、“人民公社的本质特征”、“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公社的政治清理:‘社教’与‘四清’”等四章,专门论述了人民公社的缘起、制度特征及其演变。该书的第四编还专门研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来龙去脉。然而,这部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似乎忽略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1962)时期的大公社与之后的小公社(1962~1983年)在制度方面的明显区别,[4]只分析了大公社的制度特征及其演变轨迹,却未见其对延存时间更长的小公社基本制度的介绍与评述。不仅如此,该书以当时的先进典型山西大寨大队的流变史作为人民公社的分析个案,这种以点带面的安排与立论使该书的很多分析和结论难以客观、令人信服。无庸讳言,该书第二编第六章“1953年: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与统购统销”中的很多自然段,直接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第十二章“统购统销的实行”中的第二节“两种‘炸药’中的选择”。

  林蕴辉、顾训中合著的《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后来面世的安贞焕著《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虽均以人民公社命名,却以大部分篇幅探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间的因果关联,视大公社是农业集体化运动演进的必然结果,它们在写到大公社制度基本确立之后就戛然而止了。将这两部作品归类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研究著作可能更符合其主旨。凌志军著《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不能算是一部学术著作,实际上是一部长篇历史报告文学。其对人民公社制度缺陷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是准确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但它既没有回答公社为何“兴起”,也没有对公社的“失败”进行历史性的分析,通篇以大量的事例指出公社体制的僵硬与低效,以此来对照和显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优越。

  1998年刊行的张乐天著《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是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如果说费孝通先生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为后人展现了1930年代江南水乡社会经济与民俗风情的话,那么张著则为读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江北部某个乡村中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人民公社时期浙北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珍贵素材。和许多社会学者一样,张先生选择自己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县联民村)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家乡,他既是农民,又是回乡知青,还是学者,多重身份使作者对浙北乡村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与体察。这一特殊经历又使张先生收集到了相当完整的乡土材料,其中包括公社时期联民村各农户历年的粮食和经济情况分配表,农户的家庭收支记录,甚至还有当地一位基层干部从1954年至1982年的70多本《工作笔记》。在当地先后20多年的生活经历和相对完整的乡土资料,为张著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张乐天是一位富有学养的社会学家,他把建国以来浙北农村的社会演变,纳入了“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外部制度的冲击与乡村传统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和、转化、消长,导演出农村生活的活报剧,决定了农村演化的历史走向。”张著对小公社的分析深中肯綮、令人信服:“公社制度与村落传统之间有融合的地方,融合可以为公社的延存与稳定提供依据;公社制度与村落传统之间存在着张力,张力可以为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提供理由。公社制度内部的融合与冲突是公社制度存在的方式”。[5]张著的另一过人之处,是它没有简单地否定人民公社,而是在承认公社制度严重抑制乡村生产发展和村民生活活力的同时,深刻分析了公社在当代中国乡村演变史上无以替代的历史作用。他指出,公社制度打破了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村落制度与传统,公社作为外部嵌入制度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张力,最终会使双方做出妥协,甚至会迫使乡村社会做出调整,在扬弃村落传统的前提下实现乡村社会的振兴。上述种种精当之论,都展示了深厚的学术素养与理论魅力。该书无论是在研究理念及方法,还是在史料的收集与可信度上,都明显区别于依据拼凑当时的媒体报道推理或想象出来的历史陈述和传统史学大事记式的文件堆砌。《告别理想》作为人民公社的个案研究,对公社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开拓意义。在人民公社的个案研究方面,另一部值得绍介的专著是贾艳敏的《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以极为丰富且弥足珍贵的当地档案和地方新闻报道为基础,较为详尽地勾勒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从诞生到迅速衰落的历史过程,无情地揭露了这个公社先进典型光环下掩盖着的强暴、饥荒甚至是罪恶,只是其对第一个大公社的学理性探究略显单薄。贾著比同样是以记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为主的另一个作品——康健的《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在学术规范和史实可信度等方面有着云泥之别。

  第一部试图全面展示人民公社来龙去脉的学术著作是罗平汉教授的《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既有对人民公社发展演进脉络清晰地纵向概述,也有对公社时期一些重要制度和事件诸如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单干风”、“四清”等的较为详尽地介绍,纵横相宜,史论结合,是第一部完整的有关人民公社的史学著作。罗著在史实叙述中,常有精彩的归纳和议论。比如作者指出,1962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确立,使人民公社作为一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大为弱化,而生产队在生产经营的责、权、利方面与原来的高级社相像,但在规模上却与初级社无别;不能全盘否定人民公社,其在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农业生产、农村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应予以肯定,但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民为上述成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归功于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在和平建设时期,农村不论实行哪种体制,都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增长”。事实上,无论是人民公社之前还是其之后的历史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好于人民公社时期。[6]罗平汉的另一本专著《“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是迄今第一部研究大公社公共食堂的著作。该书以丰赡的材料勾勒出公共食堂的兴衰,极大地深化了人民公社的研究。

  对人民公社某项制度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首推辛逸的《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在对人民公社分配制度进行较为全面概述的基础上,又辟专章对公社分配中的公共食堂、工分制、家庭副业等进行了详尽而不失为精当的述评,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见解。比如作者认为,大公社是领袖们凭美好愿望而设计的一套制度安排,它的失败证明了:“美好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旦试图付诸实践,将是一场大破坏和大灾难”。再如,人民公社存续的20多年间,其作为攫取农业剩余的组织与制度保障,虽然有力地支援了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但却以三农发展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为代价;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绕不开农民的职业化、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村的城镇化的,以牺牲三农的现代化为代价的工业化,不仅不会促进现代化反而使国家的现代化徒增困难,多走弯路。”[7]这里作者强调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区别,认为农业大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三农指标的改善而不应该是停滞不前甚至是恶化。这就很难认同新中国前30年的工业化道路了。

  新世纪人民公社研究另一个明显的进展,是李端详在城市人民公社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他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是第一本研究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专著。李著以北京、黑龙江、河南、湖南、四川、天津等十几个省市的档案材料为基础,对昙花一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起因、兴衰、社办工业及其历史教训,以及城乡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与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城市人民公社的主要涵义包括:是“政社合一”的政权组织;其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全民所有制是主体;是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实行生产全民化、生活集体化和家务劳动社会化等五个方面。[8]李著另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对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异同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比较。[9]李端详先生的工作具有开拓意义。高华和黄骏也对江苏省城市人民公社的内容、特点、兴衰进行了富有创建地论述。[10]

  另外,对于在人民公社历史上发生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近年来也成为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取得相当的进展和成绩。比如,郭德宏、林小波著《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孙启泰等著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共嘉善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田家英嘉善调查与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制订》(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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