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逸:制度悖论:大公社研究的新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9 次 更新时间:2017-02-06 19:28:34

进入专题:   大公社     制度设计     一大二公     公共食堂     平调  

辛逸  

  

   【摘要】 大公社制度是试图以社会理想和制度设计整合和改造乡村的“社会工程”。大公社通过“平调”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和农民的生活资料,控制农村所有的财产;通过“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实现粮食饮食的平均分配;通过“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农民改造成“产业大军”以控制农民的行动甚至思想。大公社制度实施的结果与其设计者的初衷截然相反。美好的理想,完美的制度设计,收获的却是饥荒的蔓延和社会的倒退。

  

   【关键词】  大公社  制度设计  一大二公  公共食堂  平调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58-1961年间人民公社的制度创制、实施变迁及结果。毛泽东将初创时期的公社体制叫做大公社。1958年8月29日,他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我看是叫大公社。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这些就是大,……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取消”。[①]学界也有人将这个时期的公社制度称为“过分理想化的大公社制度”[②]。大公社的研究专著已有多本,[③]论文为数更多。这些论著大都肯定1981年公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大公社的结论。《历史决议》认为:大公社运动是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④]《历史决议》将大公社运动的错误定义为在急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冲动下,夸大主观意志,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急于求成。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颇为深刻的见解。邓小平对大公社的认识更加精当:“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⑤]2001年,江泽民同志从社会历史演进的高度,重新审视“大跃进”前后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大大深化了《历史决议》对大公社的认识,指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⑥]社会制度不能设计更不能将制度设计付诸实践。大公社制度最初被设计为迈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可实践数年的结果证明,大公社制度中不仅没有共产主义因素,而且还引起社会经济秩序的极度混乱,是一次造成社会历史倒退的运动。国内学术界对大公社运动的直接破坏作用已有较多的论述,但对大公社的制度创制、运行机制及其负面作用尚未有较完整和系统的论证。

  

   1998年,美国学者J·斯科特通过系统考察20世纪各国诸多通过制度设计及其实施来改善人类生活的各种庞大的社会改造计划,比如人造首都巴西利亚的城市计划、苏维埃的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和极端现代主义指导下的清晰和简单的农业等,虽有美好的愿望和严密甚至是科学的规划,但在实践中却无一例外与制度设计的初衷截然相反,给社会生活造成很大的破坏,最终都归于失败。[⑦]笔者受斯科特教授的启发,认为,由“领袖的理想和农民的幻想在一个时点上相互交合的”[⑧]大公社制度,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制度设计。大公社制度的实践再次证明,自上而下强制实施地社会理想和规划,结果往往是一场社会历史的倒退和灾难。美好的理想和完美的制度设计最终收获的却是空前的饥荒。大公社制度的设计与实践是比较典型的制度悖论。

  

   一、大公社的所有制:人民公社“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⑨]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⑩]在“大跃进”的狂飙中创办的大公社,以无偿占有农村基层(合作社)生产资料和农民部分生活资料为其所有制的基础;以“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为管理模式;以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为其主要分配方式,创建了中国乡村千年未有的崭新制度。按照中央的设计,大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并且,“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

  

   大公社的制度框架,基本上是依据一个中央决议、两个地方的公社示范简章构建起来的。中共中央1958年9月发布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建立公社的决议》),确定了建立大公社的基本原则、方针和政策。同月,由《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久、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崔光华、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等“大汇合、大研究”之后写成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以下简称《嵖岈山简章》),[12]还有《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以下简称《七里营章程》),将上述中央的决议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要求,在《红旗》等报刊上发布。仅月余,各地农村的大公社就根据上述三个文件,颁发本地的大公社章程,建立起“一大二公”的大公社。

  

   大公社的所有制是在无偿剥夺公社辖区内各合作社生产资料和社员部分生活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建立公社的决议》明确要求:人民公社“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但又说:“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而且,“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3]这显然是在鼓励各地在建立大公社时,愈大愈好,愈公愈好。《嵖岈山简章》将上述精神具体化为:加入公社的合作社,“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14]《七里营章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土地全部归公社所有,统一使用社员自留的菜地、耦坑、鱼塘苇地、坟地、场院、庄户地,不论面积大小,一律无代价的收归公社所有”;“原属各小社的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所有”;“原农业社的股份基金,一律转交公社”。[15]

  

   除了这两个公社样板章程外,其他各地的公社章程亦莫不如是。比如《北京市昌平区红旗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原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的全部资产,一律转入公社为全民所有”;“社员向农业生产合作社缴纳的两种股份基金,一律转入公社为全民所有”;“原由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分配给社员使用的自留地、自留果树等,由公社收回统一经营”。北京市四季青公社章程的第四章第十二条对各合作社的集体财产和社员私产的“平调”更加彻底:“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集体所有,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牲畜、苇塘、林木、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房屋无代价地转为公社所有。”[16]贵阳市乌当区公社章程第三条规定:“建立人民公社,必须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度。社员所有的土地、果园、林木、园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必须全部实行公有化。”[17]上述自上而下的明文规定,给予主要是县、社两级政府无偿剥夺农村基层财产以合理和正当的理由,于是乎剥夺大到土地、牲畜、农具小至锅碗瓢盆的“共产风”就在全国农村蔓延开来。[18]大公社所有制显然是“共产风”肆虐的制度根源。

  

   “共产风”在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国农村大刮过两次,而且以后者时间更长程度更烈。毛泽东1960年12月30日说:“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19]这两次遍及全国农村的“共产风”完全打乱了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生活秩序,给农村基层和农民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61年8月24日向中央的报告,大公社运动以来全国平调物资折款总值为250亿元。如按当时的全国乡村人口53152万人计算,平均每人被平调物资48.89元。而当年农民的平均年消费水平仅为68元。[20]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承认:“甘肃每一个老百姓被平调的不是三十元而是六十元,可见甘肃刮共产风的严重程度。刮共产风时,房子被拆掉百分之十二到二十,房子拆掉了,椽子被干部烤了火,这是对农民的掠夺,主席讲,这是地主作风。是的,在我们的农村干部中,确实有像黄世仁、穆仁智一样的人。”[21]

  

   有全国第一个公社之称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共产’的种类繁多,应有尽有,从农民的自留地、房屋等大件财物到桌、椅、板、凳、刀、锅等用具,鸡、鸭、猪、羊等家禽”。“结果是农民只剩下吃饭用的碗和筷子”。“第七营第五连连长反映,种菜时说是谁种谁吃,但到吃菜时就乱调,形成了种菜吃不上菜的现象。三连袁庄食堂节余的粮食不敢吃又不敢外报,到处乱放,山上、地里藏的都有,最后被揭发出来,交了上去”。“三大队以支援钢铁为名,让农民捐献衣服,但干部常常半夜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寻找任何可用的东西,有时将农民正盖在身上的被子揭走,放在家里的衣服拿走。由于害怕搜查,农民们将未被拿走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干活时热了,脱下的衣服也会被干部拿走,他们往往是汗流浃背也不敢脱衣服。”该公社“当土山街被确定为工业基地时,一夜之间,农民们腾出了156间房子,两天时间里,群众‘捐出’了办工厂用的木材150大车、竹竿850斤、杂铁3万斤、箔材15600个、金戒指18个、金镯子1对、废银子485斤、铜4281斤、银洋698块、麻条2691斤、现金5891元,共计折人民币5万余元”[22]。

  

   《党史》二卷坦言:“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剥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23]毛泽东到1960年底已经深刻认识到“共产风”危害,他说:“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他对大公社所有制的本质概括得十分精当:“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24]

  

   按照《建立公社的决议》的设想,大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25]。中央这一尽快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在农村基层变成了大刮“共产风”、攫取农村财产的依据和借口。广大乡村的生产、生活资料几乎被各级政府“平调”殆尽。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去年(1958年——笔者注)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国农村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大炼钢铁中的献宝,什么破铜烂铁,都无代价地拿走了。”[26]

  

二、大公社管理制度:“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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