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逸:对党史研究客观性与学术性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7 次 更新时间:2017-05-11 11: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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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逸  

  

   【摘要】对研究对象的好奇与敬畏,应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前提。历史学很难定义为一门科学。历史不是流水账而是一种知识,其客观性亦难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毛泽东的大饥荒》均是“建构”的作品。只要能为学者提供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史学家们又能够对自己的立场和各种利益诱惑等保持一定的警惕和抵制;参与史学研究的各路学者能够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也许就能有效地阻止史学被完全的神话化,使史学著述能够逐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 史学的客观性  建构历史  官方记忆  学术规范  深刻偏见

  

   据余所知,大科学家比如牛顿、爱因斯坦等,到了晚年大都信奉不可知论或神学。其实,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①]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犹如一位幼童把手电光照向茫茫的夜空。夜空是我们要探索的未知领域,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不过是夜空中被手电光照射的那一小点。千百年来,人类探知未知领域的路径和角度充满了随机性与偶然性,即使是我们长期研讨的知识领域也未曾完全理解和掌握。不敢说永远至少是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人类掌握的关于自然、社会甚至其自身的知识,与未知的知识和领域比起来恐怕要少之又少。苏格拉底说:我知我不知。孔子也有何谓“知”的洞见。余觉得,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明白自己的渺小和无知,对自然、社会、人事、心理等等都应该有起码的好奇与敬畏;在布满荆棘的探索道路上执着而坚韧不拔并因此而实现生命的满足和意义。豪言人定胜天、掌握绝对真理者恐怕是对常识和文明的蔑视,与科学研究南辕北辙。概言之,对研究对象的好奇与敬畏,应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前提。

  

   一

  

   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历史学很难定义为一门科学,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对历史是否具有客观性却仍热议不衰。事实上,史学作品是史学家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逻辑,用自己选择的史料对“过去”的讲述。[②]问题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时代主旋律”;即使是同时代的史学家也有各自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价值观,自然就会写出各自的历史故事和不同的“历史规律”。这就使历史的客观性大打折扣了。旅居澳洲的高默波教授对史学的这个特点心知肚明。他说:“世界上没有先天的、自然的、超越视觉角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一些简单的所谓事实并不构成历史。比如说谁什么时候死了或地震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孤立地看并没有什么意义。流水账记录不是历史,历史是一种知识。……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理会这一点的人并不一定多。”[③]

  

   在《高家村》这本书中,高先生以自己家乡的材料证明了一个与主流观点不相洽的结论: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在教育普及程度、公共医疗水平、文化生活等方面都远好于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高教授宣称,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基于高家村的乡土材料和个人亲历之外,还因为“我写《高家村》的时候是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来写的。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人所写的历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场和观点。”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历史著述其实就是撰写者以其拼接的史料表达自己立场和利益的一种形式。声言自己撰写的历史客观公正、反映历史规律的历史学家,似乎是过于自信了。正如高教授所言:“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④]

  

   由历史著述很难避免主观性,自然会得出历史是由后人建构[⑤]的结论。最近,《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坊间被热议。本书是1990年代初,主持这个著名史学工程的两位领军人物就如何编好本书的多次谈话记录。记录人是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金冲及教授。该书书腰上印有“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的问句,令人瞩目。胡乔木认为,编写《党史七十年》“是要统一全党思想,这是个很大的事”;“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⑥]胡乔木先生深谙史学尤其是党史写作的本质与肯綮。他指出:“一部书应该是一篇长的论文,不可避免地带有论战性”。所以,写党史“要提出一个能够贯穿70年的思想”;“要提出一些见解。没有见解,这本书人家就不要看了”。胡先生这里说的“思想”和“见解”,就是“建构”党史的指导思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真理。”通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其章节结构、历史分期、叙事逻辑、材料取舍、话语体系等等都是为证明这个“客观的真理”安排的。

  

   对于不太适于证明“客观真理”的党史中的“失误”,两位理论界领导人都主张“不能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一团漆黑”,更不能将其作为重点来写,要“宜粗不宜细”。对于“大跃进”、“文革”的写作,胡绳要求撰稿人:“总的讲,‘文革’不过是个插曲,不能写太多的篇幅,不超过5万字”;“‘大跃进’时间还短一点,‘文革’总得搞一段,那就会影响一点科学性”。[⑦]胡乔木虽然承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但他不主张写进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者注),因为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他说:我们在起草这个决议时‘一开始就下决心不提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等等。并不是说这些不是问题,而是说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众’”[⑧]。

  

   景军教授将历代官修历史定义为“官方记忆”。他认为:“官方记忆的一个特点是制造敏感历史问题的记忆盲区。另一个特点是有选择地培养公众对某一些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知,以至于一系列被过滤或矫正的记忆被公众视为常识性知识。”[⑨]历代统治者向来重视“官方记忆”的建构甚至是重构。被官方建构的史书往往被宣传为最客观公正的“正史”。殊不知,官修正史对历史的篡改早已成“积习”。上世纪30年代,孟森先生在论及《清实录》时指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帝,都对前代编年大事记即官修“实录”,“欲改即改”,积习变成惯例,“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⑩]近代以降,在古代本是分开的法统与道统逐渐合二为一,不仅“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修改历史的“积习”更加大行其道,蔚然成风,将一部中国近代史“神话化”。而神话化的历史书写“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并以此“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11]

  

   然而,一些自称秉笔直书、绝对客观公正的史学家们也难免受其价值取向或各种利益的左右,非要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一团漆黑”。一位西方有名的史学家,2010年出版了《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12](以下简称《大饥荒》)。次年该书获英国约翰逊文学奖。英国《卫报》誉之为“震惊世人的原创”。该书封皮上有张戎等多位汉学家的推荐,认为该书是“最为权威,最为详实的研究”,是“第一部”、“开创性的”、“治学严谨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改写”。作者声称掌握了大量绝密文件,其得出的结论亦令人震惊。他认为,这次人为的饥荒直接造成4500万人死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相当,是人类史上继斯大林集中营、纳粹大屠杀之后的第三大悲惨事件。因此,毛泽东是“最大的杀人屠夫”。

  

   《大饥荒》的作者称,本书最大的发现和贡献之一是找到了毛泽东在明知饿死人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草菅人命的铁证,即195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的“绝密会议”(即上海会议——笔者注)上的讲话。毛泽东说:“粮食收购不超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孙万国教授的研究证实,毛泽东3月25日的讲话主要谈的是人民公社问题,根本没讲上面那段话。毛泽东的所谓“饿死一半让另一半吃饱”之说,是在3月26日下午4点20分后,在薄一波报告《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时的插话里提到的;而关于“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的内容,则出自3月28日李先念做《关于粮、棉、油购销问题和财贸方面几个问题》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可《大饥荒》的作者却将两份文件混编为一个。根据孙教授提供的文件,毛泽东的原话是:“对工业,这三个月要确实的抓一下,要抓紧,抓狠,抓实。工业方面的领导上要出秦始皇。要完成计划,就要大减项目。1078个项目中还应该坚决地再多削减,削到500个。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不难发现,毛泽东所谓“不如死一半”的说法是针对工业领域里的基建项目的。显然,《大饥荒》将被重新编排过的档案作为其建构历史的材料支撑,所谓的“开创性”、“治学严谨”等不过是其建构的历史比较符合本书的宗旨和逻辑罢了。

  

   上面的例子或许比较极端,有操守的史家至少在主观上是要努力写出价值中立的客观历史的。问题是没有人能摆脱时代的局限、利益的缠绕。高默波认为:“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13]而且,历史往往是研究者先知道了结果,然后倒推过程、原因和意义的,难免“以成败论英雄”。中国共产党今日执政之地位,决定了90多年前的中共“一大”必然被誉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后人在史料中发现的所谓历史规律,史学家叙述历史的逻辑等等,本质上都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的一种个人、阶层、集团利益的表达,是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逻辑建构的。这就使史学陷入了真实的“过去”一旦被写进史书就不可能完全公正客观的困境。

  

   二

  

   史学作品难以复原历史的判断虽不免让人悲观失望,但也不必完全绝望。余认为,只要能为学者提供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史学家们又能够对自己的立场和各种利益诱惑等保持一定的警惕和抵制;参与史学研究的各路学者能够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也许就能有效地阻止史学被完全的神话化,使史学著述能够逐渐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学术研究应该是无禁区、无顶峰、无权威的“三无世界”;因而,学术研究没有对错之别,只有观点的不同,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观点”。事实上,任何一种史学研究的观点,按照秦晖教授的说法,仅仅是一种深刻的偏见。之所以冠以“深刻”,是因为其遵守了基本的学术规范;若不遵守学术规范,就只剩下“偏见”了。史学进步的前提,是允许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公开、规范地发表自己“深刻的偏见”。只有在自由、激烈、充分地学术争论中,不规范的史学研究,与基本史实不相符的、荒谬的、非理性的意见自然会被鄙弃;而符合学术规范的史学著述,才有可能避免更大的偏见,逐渐接近历史的真相。

  

无须讳言,如果在学术研究中,只有一个结论是“唯一正确的”,史学研究的唯一任务就是反复证明、不断论证这个“唯一正确”的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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