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淑丽 辛逸:上下互动:再论农村人民公社的缘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7 次 更新时间:2018-10-25 21:37:42

进入专题: 人民公社  

吴淑丽   辛逸  

  

   内容提要: 关于人民公社的起源,学界较多从经济社会制度变革的角度切入,较少从行为主体方面言及。公社的创建是中央、地方干部和普通农民三方合力推动、上下互动的产物。具体来说,中央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与落实、地方干部在上级压力下“宁左勿右”的着力推行、贫苦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促成了公社建立。

   关键词: 人民公社 上下互动 高级社 基层干部

  

   学界关于人民公社起因的研究已经很深入,[①]但多数是从经济社会变革的角度论述,较少从行为主体方面讨论。就公社建立的推动者而言,中外学界的主流观点大都强调中央决策层的决定作用。他们或认为公社是中央领导人将共产主义理想付之实践的产物,如“人民公社制度不是来自中国农民的创造,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产生于毛泽东的‘左’倾平均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幻想”;[②]“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③]或认为公社从萌芽到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每一步都是中央执意推行的结果。如麦克法夸尔与林蕴晖在谈及公社兴起时,都强调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谭震林等领导人的推动作用。[④]从经济社会变革的角度探究公社起因的学者虽论述重点不同,却都强调上级的主导作用。这样的论断在强调中央领导层在公社创建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时,不自觉地忽略了农村基层社会对建立公社的积极响应和助推作用。

  

   随着研究视域的下沉,一些学者认识到即使在高度组织化、同质化的乡村,基层民众也有发挥能动性的空间与余地。如康健就强调七里营、嵖岈山等基层“创举”对建立公社的影响。[⑤]沿用这一逻辑,金观涛、刘青峰虽未直接提及公社化运动,但认为农业合作化是基层干部自发发动的,毛泽东只是未加阻拦或放弃了阻拦而已。[⑥]将民众在公社建立中的作用提到极致的是毛泽东。他认为:“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⑦]这一说法虽有些言过其实,但基层力量的推动作用确实是公社研究者容易忽略的重要因素。

  

   本文认为,过分强调某一种因素或力量在大公社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不足以展现这一社会经济体制巨变过程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实际上,公社的诞生是中央、地方干部和农民三种主体力量合力促成的产物。虽然来自上级的作用要大一些甚至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三种主体力量都发挥了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缺一不可。本文将三方的主体互动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二是自下而上的迎合与支持。[⑧]也就是说,公社既不是群众自发创造的,也不是中央领导单独强力推行的,而是上述三种力量上下互动的产物。

  

   一、自上而下的推动

  

   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中央的规划与推动是最重要的主导力量。诚然,高级社为大公社的最终成立奠定了一定的制度基础。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及集体经营的管理方式等方面。但二者毕竟有本质区别。公社的根本特征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高级社虽然承担着一定的政治管控和社会管理等职能,但大公社成立之前的乡村基层政权仍是“政社分离”的。从1957下半年开始,中央再次自上而下地对农村经济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最终促成了由高级社到大公社的制度革命。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以整风反右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推动,以及高级社规模的扩大及其管理职能的扩张;而这一社会经济变革的指导思想,则是中央领导人在农业“大跃进”中逐步形成的共产主义设想。

  

   (一)整风反右是促成高级社向大公社转变的政治路线

  

   学界在探讨高级社与人民公社关系时,或强调二者之间发展的必然性;或略过高级社,直接以“大跃进”高潮为逻辑起点讨论公社的起因。笔者认为,高级社为大公社提供了使之建立的可能性,但二者之间仍有很大区别。由高级社向大公社转变的可能性需要一定的内外因素才能演变成必然性,其中从1957下半年开始的整风反右运动是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政治因素。

  

   1957年的整风反右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认为,1956年某些经济部门领导人主张的“反冒进”,“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四十条’、‘促进会’这几个东西都吹掉了。结果影响今年经济建设的进展,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冷水,损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不对的。”[⑨]1957年初,毛泽东宣布要给合作社鼓气,“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要“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⑩]这是农村政治风向转变的信号和开始。

  

   1957年8月,为处理各地频繁出现的闹社退社风波,中央决定借整风反右之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规定,这次鸣放辩论的中心议题是“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等,并要求向农民和乡社干部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11]同月,山东省委针对“少数人闹退社”的行为,决定在农村开展以粮食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以此批判右倾思想。“其中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批判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他们想回头走资本主义老路的言行进行一次说理辩论”。[12]

  

   这次整风社教运动将闹退社、抵制统购统销提高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高度,有效压住了闹退社风波。如北京市窦店村高级社经常有人闹退社。有的农民拉回已入社的牲畜,有的将已经入社的农具藏起来。窦店村的整风大辩论,“实际上是对闹退社的上中农进行批判。批判他们想单干就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闹退社的人“感到退社无望”,窦店村“就这样将退社之风压了下去”。[13]山东省莒县爱国村农业合作社,“为刹住退社风,开展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这样,才把这股风压了下去”。“不少地方的干部怕犯右的错误,都争着办大社”。[14]这样就把批判“退社风”和办更大规模的合作社联系起来。

  

   这次农村整风教育运动,为筹办更大的合作社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为大社的创办扫清了思想障碍。伴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跃进”的声势日趋高涨。《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15]鼓动各行各业的跃进高潮。毛泽东于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再次批评“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16]2月18日,毛泽东高度肯定群众的建设积极性,“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17]这次“大冒”在制度创制方面的主要内容就是酝酿办大公社。在中央鼓动、各级政府层层加码跃进计划的氛围中,中央关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设想一经披露,“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六月间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18]

  

   (二)高级社管理体制的调整:促成大公社成立的制度性因素

  

   从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中央对高级社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调整,使高级社与大公社在体制方面的差别不断缩小。这些调整与毛泽东发动的“技术革命”直接相关。在毛泽东的规划中,完成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与1957年“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要逐步“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19]农村技术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办地方工业等。农业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同时引起高级社在社会、文化甚至军事等方面管理职能的扩张与变革。这些举措为大公社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

  

   毛泽东在谈及公社特征时,将其总结为“一大二公”。其中实现“大”的关键性步骤之一,是1957年底伴随农田水利建设而来的并社运动。小社并大社使高级社在规模、管理职能等方面接近于公社雏形,这也是许多学者将“并社”视为公社化开端的原因。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在这一决定的号召和推动下,各地纷纷制定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利用冬闲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单靠一个合作社很难完成。基层在统筹水利设计、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与使用等问题时,不自觉地产生了联社需要。如河北省建明高级社依靠20多万元的公共积累,计划修建一条蓄水5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但全社1 300多名劳力无法单独完成。区委开始考虑打破社界,调动“全区19个高级社的4 700多名劳力”,实行“大兵团作战”,结果跨社联合修成“一条216米长的溢洪道,修渠道5 000多米”。 [20]再如山西省平顺县李顺达所在的西沟村提出“要同周围各社协作建起蓄水2万多立方米的水库1座”。为此,“出现了社员自带口粮、工具,打破社籍乡籍,进行水土保持、兴修水库、开挖渠道等大协作局面”。李顺达和其他干部们据此“向周围各乡各社写信联系,提出办联社以适应生产的要求”,并建立了联社筹委会。[21]为回应各地农村联合办社的呼声,1958年4月8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中央指出,为适应“农田水利化”与“耕作机械化”的需要,“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22]自此,并社和扩社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迅速发展。

  

伴随着联社运动,高级社的经济职能进一步扩充,在原来“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基础上扩展建设社办工业。中央要求“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此农村干部们“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23]在中央的倡导和督促下,各地掀起兴办社队企业的高潮。1958年春,浙江省梅蓉村的社队干部抽调80名会修船的社员,“筹办了造船厂”,“又给水果专业队增划沙地,办苗圃”。[24]四川省宜宾县高梨农业合作社公私养猪共1 576头,每户平均5.28头,“还办了粉坊5个、条粉加工作坊1个、草席编制机头增至24台、糖坊2个、豆筋加工坊5个、砖瓦厂1个”。[25]北京市通县更是掀起了全民办工业的高潮,“小型工业遍地开花”,仅1958年6月“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办起了3 098个小型工厂”。[26]据17个省的调查,1958年社办的农具制造厂和修理厂约 8万余个,生产修理农具一亿多件;炼钢炼铁炉 60余万个,炼出土铁240多万吨,土钢 53万吨(不包括城市、专区县地方工业生产的土钢);煤窑5万9千个,生产原煤2 530 万吨;水泥厂9千多个,生产水泥 29万多吨;小型发电站4 千个,发电3 640万度。此外还建立了大量的为农业生产和社员服务的土化肥厂、粮食加工厂、榨油厂、制糖厂和缝纫厂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人民公社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99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