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逸:平均主义的挽歌——论大公社[1]的分配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9 次 更新时间:2009-03-11 15:24:18

进入专题: 人民公社   平均主义   大饥荒  

辛逸  

  

  提要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它具有不稳定、不统一、低水平和追求绝对平均等特征。大公社绝对平均分配的尝试,从根本上颠覆了社会秩序与动力机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次倒退,直接促成了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并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饥荒的制度因素之一。

  关键词 大公社 供给制 平均主义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人民公社运动时期在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实行的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分配制度。目下,对大公社这一最具特色制度安排的探讨,主要散见于相关论著或教材的陈述之中,专论者寥寥可数。薄一波认为,大公社的供给制,“主要是指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或吃粮不要钱”;工资制受当时经济条件所限,“真正按劳分配的部分微乎其微”。这种分配制度使“社员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普遍下降。这不是一个县或一个公社的问题,而是人民公社制度固有的弊端。”[2] 邓智旺先生对大公社分配制度的缘起、演变及其终结进行了较为详尽地梳理,认为这一分配制度是“把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东西当作共产主义”;它“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严重脱离我国国情”,“脱离了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其垮台是必然的。[3] 罗平汉教授则认为,大公社分配制度是为适应大公社新体制“适时而生”,中共中央虽然竭力推广和维持,并认为其具有“共产主义”的因素,终因这种分配制度超越现实条件,脱离中国的实际而很快作古。[4] 除了上述文本或学理意义上的研究外,最近有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大公社正式分配制度之外普遍存在着的瞒产私分现象。高王凌先生据本人的实地调查,证实这一阶段甚至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普遍存在着“帐外帐”(“瞒产私分粮”、“偷窃粮”、“借粮”等)。这些“帐外帐”,“其占统计数即‘帐内’数字中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是从24%~14%,”而以大公社时期为最高。[5] 社员群众大量的瞒产私分,既是对大公社分配制度的反抗,[6] 也是对这种过于平均化分配制度的修正和补充,对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来说,意义不可低估。这一成果开辟了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路径。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大公社的分配制度没有一个固定的全国统一的分配模式,始终处在演变之中,其演变轨迹是沿着从按“需”分配(供给制)到按劳分配的方向演进的;这一分配制度具有不稳定、不统一、低水平和追求绝对平均等特征,把绝对平均主义误作共产主义;实施的结果对当时农村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它从根本上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与动力机制,直接促成了大公社体制的垮台,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制度因素之一。

  

  一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人民公社运动兴起后,中共中央认定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大公社普遍推行的供给制,已经包含了共产主义的因素。在具体实施中,这一包含“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实质就是对粮食等基本生活资料的免费供应与平均分配,这对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来说无疑是有极大感召力的。1958年下半年始,在全国上下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冲动下,以供给制为主要内容的分配制度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广开来。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利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7] 同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又指出:“现在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实现下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8] 显然,中央企图在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的中国,利用人民公社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通过人民公社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是从两个方面着手准备和突破的。一是“公”,即人为的提高公有制程度,在全国平均把近30个高级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社内实行统一核算,建立公社一级所有制,为向全民所有制乃至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二是在分配领域实行全部或部分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按需分配。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谈了他对按需分配与共产主义关系的理解。他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9] 对此,《人民日报》是这样理解的:试图把社员基本需求全包下来的“供给制当然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冲破了‘按劳取酬’的法权界限,适合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公’的方面向前发展了,因此它应该属于共产主义的范围,是共产主义的萌芽。”[10] 当时人们狂热地办大社、办食堂、搞按需分配,其重要缘由当在于此。

  按照中央规定,大公社的分配制度还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但当各地突破这一规定普遍推出以供给制为主的分配制度时,中央不仅首肯甚至还是赞同的。因为,中央认为后者比前者包含了更多的共产主义因素。在中央上述《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虽然“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但是它的基本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1] 在“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的鼓噪下,当时两个著名人民公社的章程都亮出了按需分配的旗帜。《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规定:“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和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逐步扩大共产主义因素,在条件具备时即实行完全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12] 被毛泽东多次推荐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亦提出:“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13] 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承认:“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14]

  大公社初期的分配制度基本上是供给制加工资制,可分为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粮食供给制是按照一定的粮食供应标准,免费向全体社员供给口粮,即在公共食堂免费吃粮;伙食供给制就是对社员的粮、菜、油、盐以及烧柴等一切伙食费用实行包干,免费供应;基本生活供给制,是根据经济条件和社员的消费情况确定供给范围,实行吃、穿、住等的无偿供应,即各种各样的所谓“包”。[15] 还有少数生产水平低、收入少的大公社,实行了粮食的半供给制,即一部分口粮实行供给制,另一部分口粮从工资中扣除。1958年10月底,在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5省5254个公社中,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的占21%;实行伙食供给制的61.3%;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的15%;实行全供给制的2.7%。[16] 河南省各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分别占实行供给制总社数的35.7%、31.1% 和33.2%。[17]

  实行完全供给制的典型首推河北省的徐水县。徐水当时是中共中央的共产主义试点。1958年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亲自指导这项工作。他在8日的座谈会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过去没有想到跃进这么快,……这样就逼得我们想问题了。就要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机关、学校都搞。9月15日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为徐水人民公社),实行县社合一。20日公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每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按照这个规定,全县实现了“十五包”:吃、穿、住、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由县里统一包下来。不仅全县都吃饭不要钱,就连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18] 许多地方以徐水为榜样,推出与之类似的种种供给制。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河南省七里营公社,推出了“16包”的供给制,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理发、洗澡、缝纫、电费。[19] 山东省莒县爱国人民公社实行“九包”供给制;[20] 以渔业为主的山东荣成县石岛人民公社也推出了“11包”的分配方法。[21]

  大公社的供给制实际上是也只能是有限生活资料的平均分配,这便是全国上下理解的“共产主义”。中共中央直到1958年底仍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22] 徐水县宣布实行供给制后,农民群众高呼:“以实际行动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顿顿可吃四大盘”式的“共产主义”的击节赞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便是当时中共领导层与基层农民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

  

  二

  

  在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条件下,[23] 无论什么样的供给制都是难以维持的。在经济困难和大饥荒的压力下,大公社分配制度开始了由供给制到按劳分配的演变。

  曾几何时,填饱肚皮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在中国各地推行不过几个月便显现出窘境,在经济条件的约束下走向变形、妥协直至衰亡。还以徐水县为例,当时实行全县一级核算,全县的供给制是县财政难以负担的。徐水县1958年8月推出供给制,9月干部就停发了薪金,改发降低了标准的津贴费。有的干部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未领钱,只到公共食堂免费就餐,这样的食堂也仅维持了3个多月就关门了。11月曾给社员发过一次工资及部分生活用品,用去550万元。应统一发放的物品也没有兑现,比如:毛巾按规定每人应发两条,实际只发了一条;其它生活用品只给部分幸福院的老人和幼儿园的小孩发了一些。至于看电影、洗澡等根本没条件实现。当时全县年财政收入不足2000万元,根本无力承担供给制,只好挪用商业资金700万元,致使商业资金不能周转,全县财政面临崩溃。3个多月后,近似于闹剧的徐水县供给制便夭折了。[24] 河南省遂平县推行工资制后的第一个月就把县财政的钱发光了。第二个月无钱可发,干脆发行无息活期储蓄存折。[25]

  各大公社分配中的供给部分,占去了公社收入中的绝大部分,直接冲击了具有按劳分配性质的工资制,使得工资制形同虚设,难以实施。1958年秋收后,河北省人民公社的分配分三类情况:一类是吃饭都没有保证,要求国家救济;二类是能管社员吃饭,但发不出工资;三类是除管吃饭外,能发一点工资,有一个月发几角钱的,有发一元的,有发二元或三四元钱的。一些能发工资的社,也是发一两个月就难以为继了。[26] 新乡七里营公社用来支付供给制的部分占社员分配总额的75.4%,工资部分仅占24.6%。全社劳动力评定出5个等级,一级劳力月工资为3元,每级差距为0.5元,第五级劳力的月工资仅1元。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实行口粮供给制后,全社平均每个劳力工资仅4元。[27] 山西省有的县社员分到手的现金很少,或者将社员应分得的现金,用转帐办法作为储蓄;更严重的是有的县因为基本建设投资过大,有16%的分配单位,社员除口粮外,现金分文未得。[28]

  大公社的供给制加工资制的普遍实施,给世代未得温饱的广大农民带来了短暂的陶醉与欢喜;然而,陶醉与虚幻的代价却是集体经济的重创和饥荒的迫近。在全国刚刚实现公社化的1958年底、1959年初,粮荒开始蔓延;严重的还出现了逃荒和浮肿病。湖北省委1959年4月26日报告:“从旧历年到现在,闹粮之风,此起彼伏。”有的地方出现了春荒,“拥有二百多万人口的武汉市,曾经一度处于供应紧张的状况。”[29] 河北省“全省粮食局势相当紧张。有30多个县闹缺粮,严重的10个县。”[30] 广东省同年5月报告,该省的崖县、南雄、罗定、钦县等地,“饿肿了一些人(据不完全统计是10930人,其中已死134人),但绝大多数是在4月以前发生的。”[31] 有材料证明,1959年的春荒已波及十多个省份,且相当严重。是年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和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人民公社   平均主义   大饥荒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540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