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从责任论透视国际体系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4 次 更新时间:2008-11-24 1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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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  

  

  [提要]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期。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瓦解,后冷战时期的多极体系尚未形成。国际体系重心由跨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乃至东亚地区转移,体系中的权力结构、行为主体、治理模式等呈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态势。

  [关键词]国际体系、国际责任、“中国责任论”

  

  国际体系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按照一定规则相互作用和影响构成的具有互动性、稳定性的整体。在国际形势变化的情况下,国际体系也会随之演变。目前,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已经和正在改变国际力量格局,构成国际体系演变的重要动因。新兴发展中大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分担国际责任渐成国际焦点。“增长与责任”被列为2007年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的主题。强调大国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动向,也折射出国际体系转型时期的阶段性特征。

  

  一、国际社会围绕国际责任的外交折冲出现新特点

  

  广义的国际责任是责、权、利的统一。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并以欧洲体系为基础向外延伸逐渐形成。1648年,欧洲国家结束“三十年战争”,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以独立主权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并为后来国际体系的演变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国际体系大致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变化。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彻底颠覆旧有体系后,战胜国通过在战败国及其附属地区承担维护安全、恢复秩序和重建经济等责任,在划分的势力范围内获取支配权和各项利益,进而增强本国实力,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一国承担责任和义务越大,获得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的权力和利益越多,该阶段国际体系呈现出大国、强国竞相“承担”国际责任的特征。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也释放和扩大了恐怖主义、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疾病传播、人道主义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这些问题跨国度、跨领域、跨地区,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全球性的问题呼唤全球性的合作。在此背景下,国际体系内围绕国际责任的外交折冲呈现出新特点:

  (一) 发达国家规避、分摊国际责任。

  一方面,竭力回避当年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责任,不愿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大多数发达国家外援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远远达不到联合国规定的标准。对技术转让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态度消极。另一方面,不考虑历史背景和各国国情,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承担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降耗、汇率稳定、贸易平衡等国际责任。同时,把所谓“民主”、“人权”责任泛化为国际共同责任,将国家利益和战略意图包装成推广民主、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等共同的国际责任,以维护人权为名干涉他国内政,以民主化为旗号践踏他国民主,以反恐、防扩散为借口推行多重标准,甚至使用武力推翻一国政权。

  (二) 新兴力量主动承担、争取国际责任。

  随着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新兴力量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争端调解、战后重建以及扶贫救灾等国际事务,在联合国改革等影响国际体系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声音增多、参与力度增强,努力通过扩大国际责任加强国际影响,提升大国地位。如印度、巴西、尼日利亚等国为争取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现出希望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意愿。一些新兴国家要求增加对国际金融机制的参与、增加本国份额,努力通过争取国际经济责任获得更多发展权。一系列事实表明,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参与和利用国际规则维护权利的意识在增强,正从国际游戏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和“建设者”。

  (三) 围绕国际责任的斗争与合作同步增多。

  西方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和责任分摊者,与挑战现行体系的新兴大国就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展开斗争,成为南北关系的新焦点。面对新兴力量的崛起,西方危机感持续上升,在对国际体系掌控难从心愿的情况下,逐步将“排他式领导”转变为“合作式协商”,增强体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努力通过规范约束新兴力量,将其纳入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和轨道,延长对国际体系主导权的掌控。

  发展中弱国、穷国在国际责任问题上压力较小,部分国家对新兴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提出质疑,南南关系中出现“南北矛盾”特征。

  

  二、国际责任问题反映了国际体系转型的阶段性特征

  

  国际责任问题体现了当前时代背景下传统强国与新兴大国博弈带来的国际体系内权力结构、力量分配以及南南、南北、北北等各组关系的新变化。

  (一) 经济格局多极化是核心推动力量

  近年美国经济稳中有落,“一超”经济地位有所弱化。过去7年美国虽保持年均3.2%的经济增幅,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国民财富、经济竞争力、创新力、进口商品总量、服务贸易额、对外直接投资、科研投入等指标居世界首位,但2006年出口额被德国超越,信息化指标不及北欧。纽约的“金融之都”地位面临来自伦敦的强劲挑战。2006年美国GDP 总量占全球GDP 降至不足28%,较2001年前减少了4个百分点。同时,欧盟、日本等传统经济强国加快复苏,英国经济活力重现,西班牙、卢森堡、澳大利亚实现较高增幅。东亚、欧洲、美洲经济三足鼎立,世界经济发展支撑点增多,稳定性增强。

  “金砖4国”[1]和新钻11国[2]等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势头,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2006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GDP 之和占全球GDP 的比例由8%升至11%以上。从2000年到2005年,“金砖4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7%升至15%,吸收海外直接投资比例占全球比重从5%升至15%,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从0.5%升至3%。2005年四国外汇储备占全球的30%,石油需求占全球的18%。在全球20 大能源企业中,1991年美欧分别占55%和45%。当前美国降至30%,“四大金砖”则上升至35%,对全球能源业的支配力首度超过美国。据世界银行2006年底的报告,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在未来25年里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2006年联合国发展报告预测,20年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将占到世界的50.7%。

  随着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发言权增大。这是“八国集团”近几年连续开展与中国、印度、巴西等大国对话并出现机制化趋势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银行权力分配的力度增大。西方不得不提高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

  经济格局多极化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美国继续推进“一超”战略,但相对实力与对国际事务的操控力有所下降。欧盟一体化进程继续推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上升。日本加快向政治军事大国目标迈进的步伐。新兴大国虽暂时没有实力在现行体系外“另起炉灶”,但成为“关键的少数”,在现行国际体系中获得战略新支点。发达国家认识到,解决全球化问题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参与,进一步加大了对南北问题特别是非洲发展的重视和投入。同时,发展中国家重新占据大国互动的重要位置。主要大国重新争夺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议题,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点。

  (二) 南北界线模糊,“因利而动”展开多层次、全方位合作与对话。

  在南北政治矛盾和经济不平衡总体扩大形势下,南北关系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重同步上升。

  在政治领域,一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重塑国际体系方面既合作又竞争,如日本、德国与印度、巴西组成“四国集团”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美国、印度在倡导民主价值观方面发出共同声音,东欧和拉美国家在人权观问题上与西方步调趋同。

  在经济领域,一批发展中国家迈入或走近经济大国行列,南北国家有关发展模式的融合、交叉增多,对维护世界经济体系及自由贸易规则的需求不断增长,共同利益增多。如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以优惠贸易、投资合作等手段密切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新兴力量与传统大国通过FTA[3]等形式组成经济联盟等。

  在安全领域,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新形势,使南北合作增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朝鲜、美国、中国、韩国、俄罗斯、日本) 、中东问题四方机制(美国、俄罗斯、欧盟、联合国) 等对处理有关热点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和动态性等特点,使各国共同利益增多,在打击恐怖主义、治理环境污染、防治重大灾害疾病等问题上的合作需求增多,合作成效显著。

  同时,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突出。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是影响世界和平的首要问题,南北关系主要表现为发展问题。冷战后,东西方对抗局面结束,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强大实力,强行输出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干涉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借反恐之机,强力打压所谓“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国家,大搞“颜色革命”,实施民主改造和政权更迭,矛头指向特定宗教。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反西方情绪持续高涨。南北关系中的政治因素有所上升,渗透与反渗透、改造与反改造、控制与反控制成为突出特点。

  (三) 北北、南南内部均出现复杂变化。

  北方国家内部在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矛盾有所发展,在气候变化、农产品补贴等问题上的分歧明显,对关键市场、油气资源和战略要地的争夺激烈,导致在特定议题和特定时间内,一些北方国家脱离原有阵营,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不同利益集团。

  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未得到根本解决。南方国家逐渐形成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发展较快的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缓慢国家、停滞不前国家。一部分发展中大国经济快速增长,本质上仍是发展中国家,但也具有了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呈现“亦南亦北”的双重性。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趋恶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虽基本一致,但发展差距拉大,在资金、市场、资源等方面的竞争加剧,南南矛盾和摩擦增多,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出现分歧。

  (四)国际体系内的多样性特征显著

  国家行为体多样化。国际体系的行为体既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如欧盟,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各种行为体在国际体系内的互动增多,传统国家主权受到挑战。

  发展模式多样化。中国等新兴大国成功实现发展,特别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认为,不同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涌现,尤其是亚洲千年文明古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百余年来对世界的全面统治结束,西方模式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下降,衰落和焦虑情绪增加。

  文明发展多样化。美式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政治、价值观冲突加剧。国际社会对美国制造“文明冲突论”危害性的反思进一步走向深入。在全球民意调查中,对中国、印度等非西方文明大国的好感度的排名不断靠前,世界范围内,呼吁不同地域的文化、宗教、艺术多样性发展的声音高涨。

  治理方式多样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暴露出更多全球性挑战,各国更加关注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下的国际治理问题,围绕国际规则和制度变革提出各种主张。美国坚持“霸权稳定论”和单极独霸战略,对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持实用主义态度,拉“利益攸关方”结成化解具体危机的临时性“意愿联盟”,提出以“防扩散安全倡议”和“全球核能伙伴合作计划”取代现有国际防扩散体系,建立超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全球海权新体系,倡议制定国际空间利用体系等,希望通过强化制定国际新规则,维系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欧盟以“全球治理”理念修正和牵制美单边主义,主张完善并推动发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保障作用,通过世界各国、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新闻媒体等各类国际行为体的共同努力,在有效多边主义基础上实现“全球治理”。日本以“价值观外交”呼应美国的“民主改造计划” 和“变革外交”,提出联合欧亚大陆外围的“新兴民主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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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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