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当代国际体系的渐变和嬗变——基于两个三十年的比较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22-06-06 23: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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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  

  

   内容提要: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新旧交替和质变飞跃的过渡期,筹划和推动新的国际体系建设是事关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三十年的国际体系延续和发展了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主体框架,处于突变后的渐变过程,世界在“后冷战体系”和“前多极体系”之间探索和徘徊。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在批判过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在扶正祛邪中不断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未来三十年世界将开启东西方力量相对平衡和世界多极化基本稳定的新时期,这一进程大体上与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国际体系将从后冷战转型期朝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进,并最终成熟定型。中国在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中,应注重加强国际体系理论建设,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对公平正义的普遍需求和供给的相对不足将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要着力解答当前和未来的时代命题,勾勒国际体系改革基本架构,进而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断向前,推动实现公正、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目标。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叠加,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国际体系处于新旧交替和质变飞跃的过渡期。在此关键时期,国际社会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等有关概念的定义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现实使用中这些概念的界限并不明晰。例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又如,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所持的理念。国际秩序是指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均势——应用这些理念。”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冷战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失败,全球平衡正在恢复,新的国际秩序必须以遵守国际法为基础。“建立单极世界的尝试显然已经失败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必须尊重别人的利益,同时也要捍卫自己的利益”。

   在冷战结束的三十年里,国际体系终结了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但又在相当程度上延续和发展了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一些主要框架,处于突变后的长期渐变过程中。未来三十年,国际体系将可能从后冷战转型时期进入新体系最终定型时期。这一进程大体上与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届时国际体系将完全结束自近代以来以欧美为中心和由其主导的局面,世界将开启东西方力量相对平衡和世界多极化基本稳定的新时期,国际社会建设新体系的历史进程将朝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一、冷战结束后三十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启示

   在过去数百年的国际体系演变中,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变化是唯一没有通过大规模战争和重要国际和会而实现的,而且如果国际社会应对得当,这一体系还可能开启未来国际体系的和平过渡进程。

   (一)国际社会的不同认识和曲折经历

   冷战结束宣告了美苏主导的两极体系的解体,目前世界仍在“后冷战体系”和“前多极体系”之间探索和徘徊,以期经过过渡阶段,进入基本明确和相对稳定的新体系。

   第一,美国从主导者的得意到当前的失落。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始终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者,而且其仍希望领导世界一百年。但是,美国在二战后七十多年始终奉行霸权主义且穷兵黩武,在政治上站在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面,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本来可以用于国计民生的资源,最终站在了由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对立面。美国为了维持其主导地位,先后祭起单边主义、排他性多边主义的旗帜,推行由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指出,“为了领先一步,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已经开始反思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形式。……拜登政府从支持全球体制转向谋划一种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基于规则的新秩序。美国2021年主办的‘世界民主峰会’可被视为此种新秩序得以运作的典型。”美国以“民主对专制”为由炮制的“四国集团”和“五眼联盟”等组织机制也是重要体现。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相关国家战略和政策举措不仅不能使其与时俱进,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的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俄罗斯从最初的一再退让到当前的以攻为守。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经历了断崖式下降。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力图重振大国雄风并提高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一方面,俄罗斯认为当前国际体系具有多极或多中心特征;另一方面,俄罗斯认为国际体系仍由大国主导,即少数能够真正按自身意志行事的国家,如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在特定领域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国家,如德国、法国、印度、巴西等。

   第三,欧洲国家从最初的倚靠美国转向部分战略自主。冷战结束后,欧盟和北约推进东扩,提升了欧洲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其独立性因在安全和战略上倚靠美国而受到制约。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欧盟的自主意识增强。自2016年起酝酿、推出且不断强调“欧洲战略自主”概念,希望以此提升欧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性与影响力。欧盟在《2021年战略展望报告:欧盟行动的能力与自由》中再次强调了其“作为多极世界中相互联系的全球一极,……在通往2050年的道路上迈向开放战略自主目标的长期愿景”。

   第四,许多非西方国家从最初的随波逐流到当前的自主选择。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中,一些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发生了“颜色革命”,一些非洲国家转向多党政体,一些中东国家爆发了“阿拉伯之春”。最初,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马首是瞻,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过一二十年的转型后逐渐醒悟,开始谋求团结或联合自强,正在实现从大国外交的工具转变为具有一定话语权的国际体系参与者,并通过多边主义和多边组织等推进体系变革。

   第五,中国从最初的中流砥柱到当前的引领潮流。冷战结束初期,美国老布什政府意欲以“世界新秩序”一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天下。然而,中国在社会主义陷入低谷时“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时代进步

   在国际体系转型之际,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在扶正祛邪中不断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一,积极推动主要国际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维护国际格局的基本稳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特征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并正在改变西方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真正实现国际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和基本稳定,虽然还需要国际社会的长期不懈努力,但其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第二,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和世界性难题。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际社会保持了总体安全,既共同应对了2001年的恐怖主义威胁,也以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促进了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在发展方面,三十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保障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物质需求,从而使其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国际社会共同推进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此外,科技进步迅速,在政治经济发展基础上促进科技创新和应用,世界正在互联网基础上走进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时代。

   第三,倡导新的国际政治文化和理念。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在批判过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多种社会思潮叠加既冲击了国际社会,又赋予了多边主义和生态绿色发展新的时代意义。2014年5月,中国在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了新安全观。2016年9月,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总体目标”。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新的中长期发展愿景,如非盟的《2063年议程》、2019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泰国提出的“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主题。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接受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崛起的现实。例如,新当选的德国总理朔尔茨于2021年12月15日在联邦议院发布上任后首份政府报告,呼吁对中国采取务实态度,强调中国是德国重要的经济伙伴,德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建立在了解真实的中国基础上。又如,欧盟的《2021年战略展望报告:欧盟行动的能力与自由》指出,“未来数十年,国际权力结构重塑将日益加速,地缘经济中心继续‘东移’”。

   (三)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议程

   在冷战结束三十年以来的国际体系转型中,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应对。

   第一,国际社会在和平过渡进程中步履维艰。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演变经历了“单超独霸”“一超多强”以及“两强四方”(中、美和中、俄、美、欧)三个阶段。美国在“单超独霸”时期(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发动了海湾战争;在“一超多强”时期(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绕开联合国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两强四方”时期(奥巴马政府时期),进行了利比亚战争等。而且,各个阶段都伴随着世界主要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动荡,特别是作为多边体系的主体联合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的战争行径、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保障国际体系的有效性成为转型期三个阶段的共同特点。

   第二,国际体系面临着新议题、新机制和新行为体等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冷战结束以来,现有国际体系在面临层出不穷和日趋严峻的时代性、全球性挑战时,日益暴露出滞后性等各种不足。在议题领域方面,国际体系不仅难以应对外交、政治和安全等传统安全挑战,而且也难以应对诸如恐怖主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另外,与议题领域挑战的紧迫性相比,机制建设的滞后性更加突出。现有体系的机制既不能解决长期困扰国际社会的冲突和战乱等传统议题,也不能在应对非传统议题中形成权威、稳定的机制,作用递减的二十国集团和受到特朗普政府“退群”影响的《巴黎协定》就是例证。此外,日益多元化的行为体也对现有国际体系提出更多诉求。大国关系更加复杂、矛盾加剧,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则加重了大国的对抗,并降低了协调的可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使国际体系增加了决策过程的时间和难度。

   第三,国际体系在凝聚国际共识方面面临的挑战。国际社会在百年巨变和新冠疫情交织叠加的背景下,在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如何建设全球治理体系上存在认识差异,有些差异还是原则性和战略性的。

其一,关于形成价值观共识的挑战。国际社会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争议实质上是维护还是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政治霸权的问题。就国际体系的价值观而言,西方国家自二战以来始终占据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但其在非西方力量的不断冲击下日趋式微。七十多年来,非西方对西方主动发起过三次大的冲击。一是二战结束初期,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借助当时的民族解放思潮在国际社会独树一帜;二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三世界价值观在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上体现了针对西方的道义拷问和机制改革;三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在要求改革国际体系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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