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卡尔·施米特论国际联盟与欧洲秩序的败坏

——基于中国经验的反思性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0:58:29

进入专题: 国际体系   大国协调  

章永乐  

  

   【内容提要】卡尔·施米特对国际秩序的论述兼具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视角。一战之后,他以19世纪维也纳体系所代表的经典国际法体系为参照,对压迫德国的战后国际体系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在其笔下,以国际联盟为标志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诸多方面背离了维也纳体系的基本原理,欧洲古典国际法的诸多原则被放弃,更重要的是列强之间就政治空间的划分严重缺乏共识。然而,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来看,正是西方列强“大国协调”的破裂,导致国际层面缺乏镇压非西方国家民族革命的统一力量,中国才获得了通过革命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时机。中国20世纪的革命战争并不符合施米特推崇的欧洲经典战争法,但启发了他二战之后关于“游击队理论”的思考。在当代语境下,对施米特国际秩序思考的反思性阅读,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历史处境,并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关键词]国际体系    大国协调    均势    战争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近一个月,蒋介石发表《拥护公理与抗御强权》演讲称:“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即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联。任何国家,离开国联,都不免失败,都要自取灭亡。”南京国民政府坚持不懈地就日本侵占东北向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又译“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国联”)提出申诉。1932年1月21日,国联行政院终于成立了以英国人李顿侯爵(Rufus Daniel Isaacs, 1st Marquess of Reading)为团长的调查团,并于9月4日完成调查报告书,10月2日公开发表。报告书认为中国对东北享有主权(sovereignty),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行为,伪满洲国没有正当性,但同时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利益”。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报告书。

  

   一战结束后,当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倡议建立国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度精神振奋。然而,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利权转让给日本,打了乐观派一记重重的耳光。1932年11月21日,顾维钧在国联行政院陈述中国政府对李顿调查团报告的支持立场。但是,随后迎来的是1933年3月27日日本悍然退出国联,报告书成为一纸空文的结果。相比之下,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对李顿调查团不抱任何希望,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系列文章,批判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间成立妥协”,报告书的解决方案,无非是以国际共管的形式最后瓜分中国,同时巩固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这些分析,体现了共产党人在国际支配体系面前坚决反抗的立场。

  

   在中国共产党人撰文批判国联之前,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早已撰写若干评论,揭示国联的结构性缺陷。早在1926年——德国获准加入国际联盟的那一年,施米特撰文《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两张面孔》提醒德国舆论界,国联究竟是否构成一个真正的联盟,仍然是高度不确定的,它如同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雅努斯(Janus)一般,根据不同的情况向不同的国家展现不同的面孔,并有意地不作出决断。它在某个西方大国(在此应该指美国)之前是谦卑的、小心翼翼的,但在弱势的,被解除武装的国家之前摆出一副严格执法的庄严面孔。国联在没有明确的原则和既定的规范的情况下以法律的名义裁决最可怕的冲突,带来的巨大风险是,它可能会激发巨大的国际政治对立。1928年,施米特在《国际联盟与欧洲》中批评国联既不是一个真正的欧洲组织,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普世性联盟。1936年,他又撰文《国际联盟的第七次变化》,批判一个国联成员国(意大利)吞并另一个成员国(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乱象。其1950年初版的《大地的法》(Der Nomos der Erde,目前有“大地的法”与“全球规治”两种中译主张,本文暂用前一种译法)更是对国联代表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进行了极为系统而无情的批判。多年之后,当我们读到施米特此书对于国联的犀利批判,很容易感到“心有戚戚焉”——尽管下文进一步的探讨将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施米特同情的是致力于扩张的日本,而非遭受侵略的中国。

  

   如果说20世纪中国革命者凭借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使中国最终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单独与联合宰制,获得了独立自主,这场革命以及后续的世界格局,也塑造了这样一种知识格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国际层面的支配关系本身非常敏感,习惯于从被支配者与反抗者的视角来看国际秩序,在这一视野里,支配者的共性远大于彼此的差异;但支配者自身究竟如何理解彼此间的差异,如何看待不同类型的被支配者,并非认识活动的重点所在。但是,施米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在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视角之间作灵活的切换。在国联问题上,他既能够看到德国、中国与阿比西尼亚等国所处的弱势地位,也能够一针见血地揭示英国、美国、法国等处于支配地位的列强在国际秩序建构上的各种如意算盘。施米特的双重视角,得益于德国在近代欧洲的地位的变迁:德国在维也纳体系下曾经是欧洲大陆最强的工业国,一度试图与英国竞争世界霸权,但在一战之后沦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受压制的国家,二战失败后更沦为被列强联合宰制的国家。施米特既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怀念美日崛起之前绝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同时也非常坦白地指出这种国际法的欧洲中心主义实质。如同君主派与平民派都可以从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论述中获益,国际体系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也可以通过施米特的论述了解对方的视角,从而对国际秩序形成更为整全的理解。

  

   鉴于这种“双重视角”在中国知识界的稀缺性,对施米特作深入研究就颇有学术上的必要。得益于刘小枫等前辈学者孜孜不倦的迻译与诠释,中国学人对于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宪法思想,已经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但是,汉语研究文献中对于施米特国际秩序思想的探讨仍相对较少,对施米特的国际法思想与宪法思想之间的关联,在认识上也存在诸多晦暗不明之处。本文尝试结合近代中国历史经验,对施米特国际秩序论述进行解读,笔者选取的切入点是施米特对国际联盟所代表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病理诊断”。正如对种种“反常”现象的判断都会内在隐含了一个“正常”的标准,通过施米特的“病理诊断”,我们也能够比较迅速地抵达其对于何谓“正常”国际秩序的思考。“正常”与“反常”的对照,有可能为今人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处境,提供一些思想启发。

  

   当然,由于施米特与纳粹政权的复杂关系,无论是在英语学界还是汉语学界,对于施米特的正常研究(包括反思性研究),经常面临着被人随意贴标签的风险。事实上,施米特是较早主张魏玛共和国应捍卫自身,对纳粹党实行党禁的法学家——当然,随着纳粹党的得势,他一度发出附和之声,但未获当权者充分信任,后逐渐疏远。然而,其从同一原理,可以推出反对和支持纳粹党两种不同的实践主张,可见其原理并非专为某一种特定的时政主张而设,而是在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层面展开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美国亦不乏借助施米特的原理来理解美国宪制的法学家,如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保罗·卡恩(Paul Kahn)教授。如果施米特理论的探讨者必须被贴上“纳粹”标签,保守美国宪制的卡恩教授恐怕也难逃此劫。本文倡导反思性地阅读施米特,甚至将他的“大空间”(Gro raum)理论界定为服务于区域霸权建构的理论,但愿不至于招致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礼遇”。

  

一、19世纪欧洲国际法的崩溃与国联的起源


   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论述了三个较为完整的欧洲国际体系:第一个是从中世纪延续至近代早期的基督教共同体体系,第二个是随着近代主权国家成长而渐趋成熟的经典国际法体系,第三个是1919年—1939年以国联为代表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国联的诞生是欧洲近代的经典国际法秩序失序的结果。然而,这个经典的国际法秩序的黄金时代,正是19世纪维也纳体系正常运转的时期——正是在这个体系下,当时的欧洲达到了其全球影响力的巅峰状态。要理解一种败坏的状态,就有必要下功夫摸清施米特对于何谓“正常”国际秩序的思考,因此,我们有必要从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讲起。

  

   施米特并未使用“维也纳体系”这一表述,但确实将维也纳会议作为经典的欧洲公法重新出发的重要时刻。经典的欧洲公法是在欧洲王朝国家的相互交往中成型的,在一个欧洲各国君主与贵族相互通婚,却与本国普通民众存在极大隔阂的年代,统治者对民众的动员有限,战争规模可控。但是法国大革命大大增强了法国国家机器对民众的战争动员能力,习惯于有限战争的旧君主与贵族们,现在突然面临着一种难以测度其限度的战争形态。在合力绞杀大革命之后,欧洲的王朝国家致力于恢复传统秩序,重建限制战争的政治与法律框架。为了避免出现一位新的拿破仑,拿破仑的敌人们不仅致力于恢复均势(balance),更试图建立一种“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机制——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协商,控制相互之间的冲突规模,联手扑灭革命的火苗。

  

   在施米特看来,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列强存在这样一种共识:欧洲的土地与非欧洲的土地之间有着清晰的内外之分,宗主国与殖民地不可混淆。这不仅是法律上的区分,也是基于文明论的空间区分。殖民宗主国所坐落的欧洲,被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国际法是这个文明中心的产物,同时也只有在这个文明的中心才会得到完整的实施。在这个中心之外,除了美国等欧洲后裔所建立的国家,剩下的就是半文明(semi-civilized)国家和野蛮(savage)部落,它们不具有完整的主权,或根本没有主权,因而殖民的使命是将所谓文明的教化布于世界各地。只有符合欧洲列强的文明标准的国家,才能够被承认为列强俱乐部的一员,获得完整的主权。当然,欧洲裔建立的美洲殖民地大多在19世纪陆续独立,而美国早在18世纪后期就获得独立。但是在美西战争之前,西半球的全球政治影响力并不明显,并不影响欧洲在全球的突出地位。

  

   与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的“正义战争”理论传统不同,维也纳体系下的战争法承认,只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发动并依据既定规则进行战争行为,交战双方就是正当的敌人,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法律上的过错,对整个世界而言也没有法律上的过错,并不存在一方是正义的使者,另一方是可耻的罪犯的情况。19世纪的实证法学家们普遍把战争视为道德上中性的现象。克劳斯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中称战争是一种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在19世纪影响深远。在这种战争观下,“侵略”(aggression)不可能成为一个核心的法律概念。所谓的战争罪,针对的是战争期间一方违反战争法的行为(如攻击平民,滥杀战俘),但追究的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的责任。

  

在维也纳体系之下,宣战的程序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清晰地区分出中立国与敌国,使得中立(neutrality)成为可能。因为双方都可以是正当的敌人,第三方的中立在道德上成为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国际体系   大国协调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组织与合作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479.html
文章来源:节选自《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