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6 次 更新时间:2007-05-17 0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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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直面全球化,中国法学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而非将之视为当然的事实与前设。经由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建构中国法学才能进一步洞见到全球化的深层内核以及其背后的话语争夺、建构与视角转换问题,才能对作为特定时空的“中国”在全球化下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更清晰的认知。本着这种问题化的理路,经由把“世界结构”作为重新定义“中国”、建构“中国”的历史性条件,中国法学就建构起了一种“关系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通过视角的建构与转换,中国法学才能够洞察“世界结构”对中国的双重强制性并在建构“主体性中国”的过程中据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进程。它既要对既有的“世界结构”本身的正当性保持批判与反思,更要对地方性中国对“世界结构”本身的意义与贡献充满想象。“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既是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法学所秉持的一种“中国观”,更是一种“世界观”。

  

  徐清飞:首先感谢先生给我这个机会把您的研究心得与我们共享。鉴于您的研究的繁复与开放,我想把我们的访谈主要集中在您对“全球化时代与中国法学”的相关研究上。我们知道,不管是积极地拥抱还是强烈地置疑,“全球化”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直面的重大论题;但是,我也注意到这个论题是先生近年来持续关注的核心论题之一。那我们的访谈就先从这个论题切入:您是如何认识全球化的呢?全球化问题的引入,就您个人的观点而言,会对您个人的相关研究以及对整个中国法学带来哪些挑战与机遇呢?

  邓正来:的确,在人类迈入21世纪之际,伴随着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度的进一步深入以及世界政治的跨国协作的逐步拓展和跨文化对话的全球普及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问题成了一个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但是需要即刻强调指出的是,我所关注的全球化问题也包括了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本身。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全球化”这个问题呢?这一问题的设定,显然要求我们强调全球化的“问题意识”,即首先将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这一要求的意义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即我们必须对中国法学界所具有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种极其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总是很轻松地就把它描述成一种极其简单或平面的图景?因此,将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的努力,不仅意味着绝不停留在对全球化表层现象的描述层面,而且也意味着绝不将全球化这一问题视作是一种黑白分明或非此即彼的问题——不是假设全球化趋于善就是认为它体现着不公平。再者,将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的努力,还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去辨析和反思那些隐含在“全球化问题”背后、支撑着这一进程和既有制度或规则的可争辩的结构和价值。显而易见,通过上述方向的努力,我们有可能趋近或洞见到全球化问题的真正内核。

  徐清飞: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全球化问题本身进行问题化处理呢?其背后的理据何在?同时这种对全球化的理论化处理已经预设了一种全球化下的主体性存在,当以此为前设去建构一种“主体性中国”时,是否会存在一种循环论证?

  邓正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主要有这样两个考虑:第一,在我看来,在根本的意义上讲,“全球化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话语的问题,是何种视角将支配我们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但是,从中国法学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个话语问题基本上被忽略了,即使有论者论及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的。我认为,我们在被卷入一种所谓客观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介入了一场有关全球化的“话语争斗”之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其核心就是话语争夺权的问题。而这场话语争斗的关键意义便在于它向我们开放出了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即我们究竟面对的是何种“全球化”?在我看来,我们所卷入的不只是那种所谓客观的“全球化进程”,更是我们所认识的或所建构的那种“全球化进程”,这即是说,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或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所可能卷入的那种“全球化”。换言之,我们的“认识”或“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视角,而视角则在基本的意义上受话语支配。无论全球化时代的物理性进程是如何展开的,也不论经济交往、文化交往、军事交往和政治交往事实上是如何进行的,不同的话语始终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据以认识和看待事实层面上的全球化时代的不同的视角。这一点极其关键,因为它意味着在面对和认识全球化时代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根据某种话语去认识和看待全球化时代,而且还在根本上应当去建构我们据以认识和看待全球化时代的我们自己的话语。在这里,我们需要给出我们自己的源出于中国立场的“话语”,并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提供一种审视全球化进程的我们中国的视角。这就是从“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到“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ion)、再到 “话语争斗”(discursive struggle)的转换问题。因此,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对“全球化”进行简单描述的工作,绝不能不加反思和批判就在描述“全球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承认西方论者所提供的各种有关“全球化”的话语——这也正是当下的中国法学界在思考和讨论全球化问题方面所存在的明显问题。据此,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将直接关涉到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进行法律哲学研究的问题,也将直接关涉到中国法学在全球化时代应当关注哪些重要的理论转向或者视角转换的问题。当然,通过这一努力,有可能使我们洞见到全球化对于中国或中国法学的特定意义,进而有可能促使我们去建构一个全球化的中国法学的范式。

  第二,全球化作为我们的问题本身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把“全球化”视为我们思考与行动的当然前提。全球化问题本身更不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认识它及相关问题的框架。从其发生起,全球化就是一个复数概念,因为各式的相殊主体乃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或话语参与其中的。从形式上说,全球化也不是一个单一叙事,深入一步,全球化本身所代表的乃是不同立场、观点的多元参与而非一种单一的线性史观。从内容上说,这种抽象化的普遍性论说在其宣称具有普遍性特征时,也必须回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场域予以证明、审查和修正。因此,当我们把西方的全球化概念拿来使用时,我们一定要认清全球化言说从其发源起就是多元的。同时,有关全球化的叙事也从来就不曾定于一尊,不论是基于本体立场的殊异、研究出发点的差异还是最实际的生活经验本身,阐发出各种地方性的全球化观点也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任何一种关于全球化研究的思潮,在不同的地区为不同的知识社群所引用时又往往会发生程度不同、有意无意的转化,使得有关全球化的论述显得更为繁复庞杂。因此,当这一事实性的时代论题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形成中国法学研究的理论问题时,我们便需要对其本身进行理论的建构,而这也是我认为有必要对全球化问题本身进行一种理论化或问题化处理的理据之一。

  徐清飞:继您发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等一系列有关全球化与中国法学的论著之后,我注意到您最近又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一文。根据您的“问题化”的理路,我们不禁要追问,在这篇长文中,您的“问题化”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研究对您既往的对“全球化问题”的“问题化”处理又有何种增进?

  邓正来:一直以来,我对不断发展中的中国法学的关注,都是与我对我们生存于期间的社会秩序的性质与其正当性的关注密不可分的。我经由研究认为,中国法学在当下的基本使命就是经由一种“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去重新定义中国,并据此去探究社会秩序的性质和正当性或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但我发现,发展至今的中国法学在总体上无力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一幅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而也无力引领中国法制/法律朝向一种可欲的方向发展,因为中国法学深受着一种我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即使对“全球化”的讨论,也是经由把“全球化”理解为“现代化”的继续或推进而深受这一范式影响的。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与此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由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实际上最终导致了中国法学总体性的“范失”危机。因此,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在“全球化时代”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而中国法学或中国法律哲学通过努力建构一种“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去重新定义“中国”并尝试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便可以被视之为这个新时代的开始。

  但是考虑到我在以前尤其是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已经从一般性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因此我在“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一文中对相关的讨论做了以下两个必要的限定:第一,该文所关注的乃是与中国法律哲学基本使命紧密相关的论题,尽管这些讨论也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国法学;第二,它虽说也会简要地论及有关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问题,但是将更加侧重分析作为这种基本使命之前提的历史性条件,亦即对构成这一基本使命的历史性条件以及相关问题予以探究。当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身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对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阐释。在此限定的基础上,我的核心观点主要是围绕着这样三个紧密勾连在一起的维度展开的:一是在重新定义“中国”的过程中建构起一种“关系性视角”,二是在审视“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建构起一种“共时性视角”,三是在全球化时代或我所谓的当下“世界结构”中主张一种“主体性的中国”。当然,在“全球化时代”中对主体性中国的建构与中国法学对“全球化时代”以及“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建构,在我看来,实是一种互动的过程,都是为了把当下中国的一系列被遮蔽或被忽视的问题开放出来,并对这些问题展开批判性的研究。

  徐清飞:也就是说,在根据“中国”定义“中国”、思考“中国”的“主体性的中国”的建构过程中通过研究视角的建构与转换,使得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中对当下中国法律哲学乃至中国所面对的历史性条件有更明晰的认识。那么本着您所提倡的对“全球化”问题本身的“问题化”处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建构与转换,这种视角的建构与转换背后的理据又何在呢?

  邓正来:中国法律哲学在“全球化时代”根据中国本身重新定义“中国”并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使命,乃是以我给出的这样两项判断为基本背景的。第一,从中国在整体上遭遇世界以来的一百多年中,我们一直在思想中国的发展问题。然而,我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虽说我们一直在思想,但是我们却对一个问题不思想,即我们对我们思想中国发展的根据问题本身不思想!我们只是在谈论各种“关于”的问题,亦即我们只是停留在谈论“关于”的层面,而对我们究竟根据什么去思想的问题本身不予追究。这个根据在我看来就是“中国”。在这里,“中国”既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第二,从中国遭遇世界以来,绝大多数论者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都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当然的前提予以接受的,是不需要做任何“问题化”处理的。而这在思想过程中也就表现为这样一种情形:一方面,“中国”被前见性地认定为一个拥有特定人口、领土和主权的孤立的地理实体;另一方面,有关如何定义“中国”和根据什么定义“中国”的问题完全被悬置了起来,甚至关涉到我们的“本真性”理想、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认同等基本问题的“什么是中国人”这样的问题也未得到认真且足够的重视。

  在我看来,第一,在中国进入“世界结构”以后,中国法律哲学在重新定义“中国”和审视“中国问题”的时候必须建构起一种我所谓的“关系性视角”。而这种“关系性视角”乃是以这样一些基本判断为语境的:一是当下“世界结构”所具有的一种辨证性质“表现为以下两种倾向之间的相互‘推-拉’:一方面是由诸国家体系的反思性自身所固有的权力集中化倾向,另一方面却是各特定国家所具有的维护其主权的倾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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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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