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露:驯养动物应享有公民身份吗?——兼论公民身份的范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 次 更新时间:2022-07-20 17: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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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露  

  

   [摘 要] 苏·唐纳森和威尔·金里卡在《动物城邦:一种关于动物权利的政治理论》一书中试图以政治哲学的理念重构动物权利理论:通过重新诠释公民身份理论,引入“依赖性践行力”概念,他们认为驯养动物除享有普遍的消极权利之外,还享有公民权利。这一框架存在若干困难,尤为重要的是,它因忽视理性、自主而大大增加了极权的可能性,这与我们对公民身份的珍视背道而驰,因而笔者认为这一扩展进路是不成功的。

   [关键词] 动物权利论;公民身份;驯养动物;理性

  

   一、作为公民的驯养动物

   动物权利是个方兴未艾的理论和实践主题,近代以来,无数学者、权利斗士为之呼吁呐喊。从卢梭提及“至少应当给予禽兽一种权利,即在对人毫无益处的情况下,人不应当虐待禽兽”[1],到边沁质问憧憬“可能有一天,其余动物生灵终会获得除非暴君使然就绝不可能不给它们的那些权利”[2],再到当代辛格、雷根支持动物解放,弗兰西恩痛心非人动物作为人类财产的悲凉处境——“动物是我们拥有的物件(things),它们只具有作为达致我们目标之手段的外在的或条件性的价值”[3],努斯鲍姆呼吁动物也应被赋予“作为如其所是的种类得以繁荣”的权利[4],动物权利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也激发了激烈的理论讨论和实践冲突。

   在漫长、纷争且必将延续的发展过程中,动物权利论者已形成基本的共识——打破以理性和自主性为基础的道德框架,将非人动物视为道德权利的主体。苏·唐纳森和威尔·金里卡《动物城邦:一种关于动物权利的政治理论》(Zoopol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Animal Rights)一书正是以这一基本共识为起点,试图拓展动物权利理论,以政治哲学的理念和范畴(正义、公民身份)来重新构建动物和人类的关系以及动物应享有的权利。

   与其他动物权利论者一样,唐纳德和金里卡认为动物因拥有知觉能力而拥有自我(selfhood)——“它们对它们自己的生活和世界有独特的主观体验”[5],所以它们应被赋予普遍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包括“不被虐待、实验、占有、奴役、囚禁和杀害的权利”[6]。这些消极权利普遍地适用于所有动物,是动物权利的第一层次。但他们并没有停留于此,因为单纯强调动物的消极权利极有可能导向“废除主义”——解放一切动物,让其回归自然,自主、自在地生活。这一结论显然是武断的,亦如废奴运动是要赋予奴隶以权利,但并不意味着需要将奴隶遣返回来源地(二代奴隶的祖籍地)。很多动物早已习惯于完全依赖或部分依赖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构建新型的动物权利理论不容忽视的事实。

   因而,唐纳德和金里卡发展出了第二层次的动物权利——关系权利,即动物因与人类的不同关系所形成的权利。依据动物生活与人类生活的不同关系,唐纳森和金里卡将动物分为三类:驯养动物(domesticated animals)、野生动物(wild animals)以及阈限动物(liminal animals)。驯养动物是指那些“由人类劳动创造来满足其特别需求或奇想,并适应于人们为它们所维系的持续护理和关怀的环境”的动物[①],包括宠物(如宠物狗、宠物猫)、护理动物(如导盲犬)、农场动物(如鸡)等。与其相对的是非驯养动物,它们的生活“相对摆脱了直接的人类管理,能满足它们自己的食物、住所以及社会结构等需要”[7]。野生动物和阈限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但前者的独立性更为明显,它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过着自治的生活,如狼;后者则处于人类社会的边缘,间接地依赖人类获取食物和住所,如浣熊。

   与人类政治共同体内部因关系不同而得以区分的身份一样,这三类动物在动物-人类混合社会中也拥有不同身份——公民、外籍居民以及永久居民,相应地享有不同的权利:驯养动物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完全成员享有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在公共决策和谋划时应将驯养动物的利益考虑在内;野生动物是独立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它们享有领土主权和自治权;阈限动物活动于政治共同体之间,它们既不共享、也不独立于我们的政治共同体,因而它们享有永久居民权利。

   这每一种身份都涉及相当多有价值、有意思的讨论,但本文只集中探讨驯养动物的公民身份,原因有三:一是,窥一斑而知全豹。从对驯养动物的探讨,我们可以知悉唐纳森和金里卡论证的一般思路;二是,驯养动物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如何对待驯养动物也一直是动物权利争论的焦点,涉及很多重要的讨论;三是,将动物纳入到公民身份理论体系是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驯养动物的公民身份是其典型体现。

   作为动物-人类混合社会中的公民,驯养动物除享有普遍的消极权利之外,还享有公民权利。这种权利包括三个核心要素:居住权(它们有权居住在现属国家,它们属于这)、作为主权人民的一份子(在决定公共善时应该考虑、囊括它们的利益)、民主政治践行力(它们应该能够塑造合作的规则,是法律的“合著者”)。[8]

   二、奠基于依赖性践行力的公民身份

   如上所说,唐纳森和金里卡主张驯养动物与动物-人类混合社会中的人类成员分享公民身份,它们的利益必须被纳入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决策和谋划。这似乎出离我们对公民身份的想象。一般而论,公民身份是因参与社会合作而获得的成员身份(蕴含着权利和义务),要想最低限度地成为充分参与合作的社会成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无论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强调的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计划”或“善的观念”,在《政治自由主义》中重新描述的“两种道德能力(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和理性能力”,还是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声称的“有能力作出计划并且给予正义”,亦或其他。但驯养动物似乎都不具备任何这些能力。

   唐纳森和金里卡并不否认公民身份要求“基本能力”,他们指出基本能力包括三种:一是,“拥有主观善并传达它的能力”;二是,“遵守社会规范/合作的能力”;三是,“参与合著法律的能力”。[9]这三种能力似乎无一例外需要对理性有所预设。在阐释道德能力时,罗尔斯明确指出,善观念的能力指“形成、修正和理性地追求一种善观念的能力”[10]。对规范的遵循无疑要求自主性。在道德哲学中,人们普遍认为遵循规范的行为与符合规范的行为有着极为不同的道德重要性,康德对“合乎义务”与“出自义务”的区分依旧发人深省,他认为出于义务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其道德价值“在于该行为被决定时所遵循的准则,因而不依赖行为的对象的现实性,而仅仅依赖该行为不考虑欲求能力的一切对象而发生所遵循的意欲的原则”[11]。罗尔斯接续了这一传统,指出正义感能力是指“理解、应用和践行(并不仅仅是遵循)正义原则的能力”[12]。而政治践行力则有更高的理性要求,参与公共领域的辩论、表达政治异议等是形成“共同理性”和慎思民主的必要途径。

   然而,唐纳森和金里卡认为这种高度理性化的解释有失偏颇,因为“大量的人类也将被排除在外:小孩、精神障碍者、痴呆者以及因疾病或损伤而暂时无能力的人”[13]。一只完全长大的狗在理性程度上确实远甚于出生才一天、一周、甚至一个月的婴孩。鉴于此,他们借用公民身份向智力受损者拓展的论证资源,重新诠释了这三种能力,使之能适用于驯养动物。

   拥有、传达主观善的能力不再强调对善的理解和理性追求,而是凸显其主观性,“只要践行者与公认的正义和正确的事物一致,他们就能够而且应该用他们个体构想的善所要求的术语被提及”[14],驯养动物“拥有偏好、利益和欲望”[15],因而拥有主观善。唐纳森和金里卡用大量的案例表明,驯养动物事实上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它们的主观善,只是这种沟通的有效性依赖于人类的承认和反应。为此,“依赖性践行力”(dependent agency)被引入进来。在弗朗西斯和西尔弗斯看来,依赖性践行力“涉及独立的践行者与他者之间的互惠关系”[16]。众所周知,驯养动物对人类有着极强的依赖性,食物、住所、繁衍等全方位地在人类的管控之下,它们对主观善的表达就要求“我们仔细聆听,学会理解它们的沟通方式”,“通过一个承认和反应的合作过程”,知识、信赖、期待得以增加,技能得以拓展,有效的沟通方式就得以建立。[17]

   也正是得益于这种依赖性践行力,驯养动物积极参与到社会合作中,遵守并塑造社会规范、法则。需要指出的是,唐纳森和金里卡并不接受协商式的社会合作系统,这种社会合作曾被罗尔斯典型刻画,它包括三要素:一,“合作是由公共认可的规则与程序来引导的,合作者把这些规则和程序看作是恰当规导他们行为的规则和程序”;二,“合作包含公平合作项目道德理念:这些项目是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理性地予以接受的——假设所有其他人也同样接受它们的话”;三,“社会合作的理念要求有一种各参与者合理得利的理念或善的理念”[18]。这种合作模式往往强调参与者的理性自主,参与者是独立的践行者,是行动的发起者,她合理地“认为她自己的行动承诺、关于她应该如何行动的判断和决定具有权威性”[19]。唐纳森和金里卡认为过度地强调理性反思和自主,实际上并不符合我们社会生活事实,我们经常是“无意识地、不假思索地、习惯地”参与社会合作、遵循规范,道德是复杂的,关涉动机(理性和感性的)、品格、行为等,单纯强调理性反思是狭隘而武断的。[20]相反,他们接受信赖式的社会合作系统,信赖模型“强调促进合作的条件随时间而发展,如同社会活动发展到例化合作原则,这些合作原则加强并系统化了人们彼此依赖的自然倾向。人们不需要能够清晰表述、仔细思考或承诺这些原则。”[21]他们以宠物为例,指出它们通过增加社区互动、促进邻里互惠关系等对社会规范的形成、修改以及社会合作产生了影响。

   经过一系列重新诠释,唐纳森和金里卡总结到:“(a)对驯养动物的正义要求接受它们是我们社会的成员,它们应在公平的条件下被纳入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安排;(b)考虑到驯养动物拥有成为公民所要求的能力:拥有并表达主观善的能力,参与的能力以及合作的能力,公民身份是概念化成员资格的合适框架。”[22]

   因此,驯养动物拥有公民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具体表现为居住的权利,受保护的权利,劳动权,在决定公共善、塑造规范共享社会和活动的规则和律法时利益被考虑的权利等。当然,它们也相应地负有责任,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它们应该社会化、规范自己的行为,还需要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②]

   三、扩展公民身份的可能后果

   唐纳德和金里卡发展了动物权利理论,超越了原有的解放驯养动物的路径,从权利-责任的正义框架探究我们与那些深深嵌入我们生活的动物的伦理和政治关系,是“有趣的、独创的、硕硕累累的——也是姗姗来迟的。”[23]然而,这一框架也存在诸多困难和张力,会招致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生态伦理学者会认为,将驯养动物纳入公民身份范围内将产生难以处理的困境。李奥帕德的“大地伦理”让我们站在自然的角度思考,认为“当一件事情倾向于保存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感时,这便是一件适当的事情,反之则是不适当的”[24]。如果驯养动物要被赋予不可侵犯的权利,以农场驯养的羊为例,它们会大量繁殖,这必然会带来草地的破坏,相应地,寓居于这一草地的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感也会遭致损害。驯养动物虽然有道德重要性,但当整体受到威胁时,为了大地共同体的繁荣,作为个体的动物应有所牺牲,因而限制驯养动物的数量是“大地伦理”题中之义。

唐纳森和金里卡并不完全反对控制驯养动物的数量,但要求区分方式,他们显然不会赞同大量扑杀动物的行为,而这在生态伦理中却可以得到证成。在与笔者的讨论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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