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筠淘: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西方身份政治困境及其出路

——兼论自由主义公民政治解决方案的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7 次 更新时间:2024-05-08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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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筠淘  

作者简介:陈筠淘,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原载:《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近年来,身份政治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此,有自由主义者认为过多地强调个体身份认同而忽略普遍公民认同是引发当前身份政治危机的原因所在,因而主张重启公民政治以解决当前身份政治所引发的危机。然而,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自由主义公民政治不仅不理解身份政治之所以陷入困境的真实原因,更企图以形式平等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存在的不平等,因而难以突破当前身份政治的困境。这启示我们,唯有重回寻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之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身份政治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身份政治;公民政治;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视角

【基金项目】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22ZDA02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8BKS087)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助推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政治急剧右转,政治极化成为新常态,这不仅造成了一种碎片化的、易爆的“新部落主义”的政治局面,更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对此,一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当前身份政治之所以陷入困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在确立政治倾向、采取政治行动时过多地强调了建基于特殊主义的身份认同,而忽略了建基于普遍主义的公民认同;因此,有必要重启“公民政治”(civic politics)来解决当前问题。然而,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指出,身份政治及与之关联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本质上是不同群体对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交织等议题的政治反应,是脱胎于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经济斗争和阶级博弈,【①】因而普通民众的现实物质利益诉求才会始终作为一股暗流贯穿于当前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运动当中。这提示我们,对当代身份政治问题的反思,不能局限在自由主义公民政治的话语中,把当前身份政治困境仅仅理解为“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危机,而应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视角,深入到经济关系当中审视身份政治的乱象及其映射出的当代资本主义深层危机。

一、重启公民政治:自由主义对身份政治困境的反思

当前身份政治强调的是一种更加复杂多元和个人主义化的身份认同,其对身份的理解具有排他性和隔绝性,因而其主体更多地以个人的情感、意志和情绪等非理性因素来决定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选择。这种政治对维系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规范和运行机制构成巨大威胁,将美国推向了政治极化、文化内战乃至国家分裂的险境之中。对此,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提出了重启公民政治的解决方案,他们希望在社会上重新确立起对公民或国家的身份认同,从而将美国从身份政治的泥潭中解救出来以及守护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由此形成了两种反思路径。

第一,以公民政治取代身份政治。这种反思路径认为,过分强调文化身份多元差异以及凭借差异化的身份认同来塑造政治,是造成社会撕裂的罪魁祸首,因而主张从“身份视角”重返“公民视角”,用“公民政治”取代“身份政治”的方式来破解身份政治难题。在这一反思路径下有两个较具代表性的解决方案:

其一,重返“公民自由主义”(civic liberalism)。美国自由主义学者马克·里拉严厉谴责了美国自由派终日沉迷于身份政治而忽视公民政治的行为,认为他们丧失了作为公民所共享的以及将全体公民团结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在他看来,身份政治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伪政治”(pseudo-politics):它既无法提出一种能够团结社会成员、凝聚社会共识的政治愿景,又偏离了“透过竞选赢得政治权力”这个政治的核心问题,而终日沉湎于空洞的个性表演与缺乏建设意义的街头抗议运动,加剧了社会的对立与分裂。因此,无论强调身份政治在道德上多么高尚,但在现实政治中(尤其是就选举政治的竞争策略而言)是极不明智的,它只会导致美国的自由主义滑向一种对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身份的道德恐慌,从而“扭曲了自由主义的信条,并使其无法成为一种能被掌控的统一力量”。【1]为此,里拉主张以“后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来终结“身份自由主义时代”,即在身份政治的道路上悬崖勒马,重返公民政治。他呼吁美国自由派今后应根据绝大多数人关切的问题和确信的原则来表达诉求,并从体现普遍平等与自由权利的公民身份、公民的政治责任以及公民团结出发来建构一种“公民自由主义”【2]42政治——它强调美国公民身份、公民的政治责任和公民团结,以及媒体的自我教育等。

其二,重申“契约政治”。这种方案相信“重拾契约精神”是解决个人与国家、群体与社会之间各种冲突与对立的有效进路。在其看来,身份政治是一种瓦解性而非聚合性的政治;它以群体差异性为奠基,会对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安排的社会整体认同造成损害,因而无法有效整合一国之内的公民身份,不能成为现代政治的有效引导力量,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消解作用不容小觑。对此,就必须回归契约政治原初设计的政治原则,真正将公民与国家的政治立约作为人们介入公共生活、国家事务、社会政策的根本遵循,从而保障公民精神在社会政治想象中的核心地位,并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自我规训的行动指南。【3]

第二,调和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张力。这种反思路径认为身份政治应以同一性的政治文化为基础。在其看来,社会的多元化已成为当前自由民主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且现代人也无法摆脱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自身和周遭社会,因而主张在尊重身份多元性、保留身份政治的基础上调和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张力,使不同身份的群体利益被整合到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中,这实际上是在为现代身份政治找寻一套普遍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这一反思路径下有三个较具代表性的解决方案:

其一,建构“信条式国家身份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美国另一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同样对身份政治引发的社会碎化、政治极化感到担忧,认为如果左右翼的关注点都转向保障日益狭隘的群体身份认同,将造成民主社会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整个社会展开公共协商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了威胁。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衰颓,最终以失败告终。【4]但与第一种反思路径不同的是,福山认为身份政治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抛弃身份认同的理念,而在于必须充分考虑当前自由民主社会的多元性这一既成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出范围更大且更具整合性的国族认同。在他看来,“身份可用于分裂,也可用于整合”【5]171,所以能够成为突破身份政治困境的良药。这是因为,既然身份政治的逻辑是把社会分隔成越来越小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群体,那么这个逻辑同时也有可能创造出更广泛、更一体化的身份。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充分尊重公民的特殊身份的基础上,以法治、宪政主义原则、民主责任制以及人生而平等的信条等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为基础,构建一种具有积极价值和共享信息的后族群政治的国家认同、公民身份和归属感,即所谓的“信条式国家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既能包容其他文化,又能体现出自身独特性而且还凸显国家意志的主导文化,它能够同化移民,使美国在维系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免于分裂。

其二,建构“公共自由主义”。与福山的思路大致相同,该方案也认为公民政治必须在保留身份政治的基础之上重新确立,因为“公民”只是一个抽象空洞、缺乏感召力的词汇,并不能将公众的关注点从对个体利益转移到对投票选举这一践屡公民政治最重要的行动中来。因此,如何建立“具体的个人”跟“抽象的公民”之间的情感联结就成为恢复公民政治的关键,而各种具体的“身份”恰恰能够成为一座从具体的个人通达抽象的公民,从个体利益通达投票选举的情感桥梁。在此意义上,身份政治是公民政治的重要基础,离开了身份政治也就没有公民政治。基于上述认识,该方案认为里拉主张的“终结身份政治”只注意到身份政治的消极作用,而忽视了身份政治的积极作用,因而其提出的“公民自由主义”存在着严重弊端。【6]对此,不应强调从身份政治转向公民政治,而应在保留身份政治的基础上走向公民政治,这便是所谓的兼具了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双重属性的“公共自由主义”。

其三,“兼容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方案。该方案相信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之间存在一定的兼容性,并据此提出了调和二者冲突的主张:一是充分发掘二者间的兼容性。一方面,身份政治应将自身的特殊诉求表达为公民政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公民政治也应积极吸纳这种差异政治的诉求,寻求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这些差异及其需要的特殊待遇。二是遵循“差异化地对待差异”的原则,即区别正当的与非正当的差异性诉求,对正当与合法的差异性诉求建立优先性排序,并不是所有正当的特殊要求都具有同等的优先性。三是对身份与身份政治极端化进行批判性地反思。群体的特殊性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必须被纳入民主政治的规范性视野中予以考察和判断。四是进行“话语转译”,即主张身份政治在实践中应当尽可能地将自身诉求的特殊语言“转译”为公民政治的语言或其可理解的语言。【7]

综上可知,上述两种反思路径尽管在对身份政治、公民政治以及二者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完全相同的理解,但二者均认为过分强调特殊性和差异性的身份政治造成了族群对抗与社会撕裂,因而主张“恢复公民身份认同的优先性”【8]。这实际上是一种重启公民政治的解决方案,它试图重振已经被身份政治冲击得脆弱不堪的公民国家,发挥国家在普遍的公民认同建构上的积极作用,用同一性的公民国家认同来驯化或吸纳形形色色的差异性身份认同,使政治活动在普遍主义公民文化和制度的约束下开展,使被身份政治所撕裂的碎片化的个体重新连接到国家共同体之中,从而将政治生活重新带回理性轨道,以化解当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所面临的危机。

二、饮鸩止渴:自由主义公民政治方案的局限

尽管自由主义公民政治方案似乎能为遏制身份无限分裂和防止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带来新思路,但从其与美国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张力来看,这一方案实际上并不理解公民政治向身份政治嬗变的内在逻辑,甚至回避了身份政治已触及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这表明,这个方案仍然在当代资本主义所塑造的制度框架和意识形态之下探索解决身份政治困境的出路,因而前景并不乐观。

第一,自由主义公民政治所倡导的同一性的公民权利,只强调公民所享有的无差别的政治和法律权利,而忽视了不同身份群体在社会中真实面对的系统性和结构性不平等。在美国社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公民政治强调的公民权利、契约自由和法律平等并未带来经济或社会的平等,对边缘群体的歧视和压迫依然存在。这种不平等一方面表现在文化领域,比如在当代美国,白人享有某些特权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白人身份”:他们通常不必担心警察会针对他们,他们可以搬进任何他们想要入住的社区(只要他们能负担得起房租或抵押贷款);他们通常也不必担心因种族而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也不必被误认为是服务生、停车场服务员或女佣。【9]另一方面,这种不平等更表现在经济领域。比如有调查指出,早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美国黑人和白人家庭之间就存在巨大财富差距;而在大流行期间,黑人家庭面临更多的金融危机,经济资源更少,导致黑白家庭之间的经济机会差距越来越大;【10]并且这种黑白族群差距在2022年达到了过去160年来最为严重的程度。【11]这表明,以个体化的公民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公民政治,并不愿面对和解决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基于群体的结构性不平等。对此有学者指出,公民权利本质上就是一种“机会均等的权利”,这种“机会均等”并不排斥结果上的不平等,因而是一种“要求承认不平等的平等权利”。【12]48在公民政治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存在的阶级、性别、种族不平等,都在“机会均等”的话语体系中被合理化了;同时,“特权阶级的利益和主张会在统一的公众中占支配地位,而其他群体的利益和主张却会被边缘化而陷入沉默”。【13]这实际上意味着,身份政治尽管走上了错误的斗争路线,但其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自由主义公民政治却企图否认这些问题本身的存在。【14]无怪乎有学者指出,当经济上的不平等得不到解决、当身份背后的阶级利益冲突无法调和时,公民政治的解决方案不过是企图以一种新的身份政治运动来解决当前身份政治问题的饮鸩止渴式方案而已。【15]

第二,自由主义公民政治未能正确把握公民政治向身份政治蜕化的深层逻辑,掩盖了政治危机的经济根源,不仅无力扭转社会撕裂,更导致问题长期发酵、矛盾愈演愈烈。特定的身份认同取代普遍的公民认同并非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对主流公民政治的“僭越”,而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系统性危机的表现。【16]正如前文提到的,传统自由主义公民政治运用一种形式平等的话语抹杀了人的实际差别,掩盖了对少数边缘群体的排斥和歧视,更将结果的不平等归咎于个人天赋差异或后天努力不足,以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辩护。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得以确立和传播的前提,仅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就业充分、中产阶级相对庞大和稳定、群众福利有保障。因为只有在这种良好社会环境下,普通民众才能看得到凭借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的希望,才会相信自由主义话语而将结果不平等归咎于自身。但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金融资本持续膨胀,国内产业尤其是能带来大量蓝领岗位的制造业不断外流,经济日益虚拟化、泡沫化、空心化,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对普遍公民权利本身而非个人自身的质疑;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多元主义则主张承认和尊重公民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的多元身份、重视少数群体的文化权利,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社会上诸多的不平等问题,从而开启了由代表“普遍”的公民政治向象征“差异”的身份政治的转型,【17]后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当前美国社会弱势群体反抗压迫和维护权利的主要手段。正因此,如今的美国民众在面对社会不公时,就不再相信资产阶级国家所代表的公共的普遍理性,不相信依靠价值立场中立的自由竞争和民主选举等政治安排就能保障自己的利益,而是纷纷拾起身份武器,不断凭借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话语强调差异性来维护利益。总之,公民政治向身份政治过渡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冲突白热化的必然产物,这一转变表明,作为虚幻共同体的公民国家已不足以调和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冲突,因而民众才会围绕族裔、文化、性别等不同身份而结成更小的共同体,并为这个狭隘共同体而非社会整体谋取最大化的利益。换言之,身份政治的粉墨登场恰恰是公民政治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而自由主义者却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

第三,自由主义公民政治所倡导的公民国家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披着国家信念外衣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核心价值观,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和强烈的排他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共谋。事实上,当自由主义者提出要以“公民国家认同”来替代或统摄“多元身份认同”之时,就不得不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所谓的“公民国家认同”的内核是什么?当塞廖尔·亨廷顿等人提出以“美国信念”为基础来重建公民国家认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美国多元、包容的移民文化纳入其中,而是把其所理解的“美国信念”明确为“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文化。他在面对美国社会多元化趋势时曾惊呼:在今天的新大陆,已经找不到美国了!——那个“盎格鲁~萨克逊”精神的美国。在其看来,文化多元主义销蚀了美国的灵魂,让美国的国家认同变得暧昧,美国将不再成其为美国,在各种“异教”的入侵之下,美国总有一天会像罗马帝国那样,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独特精神而灭亡。正是在基于这样的担忧,亨廷顿指出:“在美国历史上,凡是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人,都被要求接受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因为这对他们有利,也对国家有利”。【18]53即使是接纳文化多元主义、因而显得比亨廷顿包容得多的福山,其所提出的“信条式国家身份认同”方案依然不能洗清这样一种嫌疑,即承认“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文化在美国的国家认同中是一种决定性存在,并希望通过这种主导文化来完成对移民的同化和教育。这表明,所谓的公民国家认同本质上是披上国家信念外衣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文化,是一种基于白人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价值观,它包含着强烈的宗教和种族色彩。刻意强调这种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只会导向另一种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它与特朗普主导的右翼民粹主义并无本质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大量美国白人在所谓突出国家认同的“美国优先”口号的煽动下,不再把种族主义视为道德禁忌,转而与右翼势力保持暧昧不明的关系,从而使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尖锐化。这样一种前景对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来说极具破坏性,绝非“美国主义”式的认同建设能够解救。【19]

三、重回经济视角:马克思主义对身份政治困境的反思

作为一种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自由主义公民政治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它在尝试重新联结碎片化的身份认同时脱离了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因而它不仅对资本逻辑给底层民众在现实物质利益层面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始终不以为意,反而试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空洞抽象甚至暗含白人优先的“公民身份认同”来进一步掩盖身份政治已经触及却无力应对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这不仅暴露了公民政治是一种比身份政治还要保守的政治路线,更充分表明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并不能使美国摆脱当前多元身份混战的泥淖。必须看到,身份认同问题的本质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经济、政治不平等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表达,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有赖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只有重回强调经济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视阈当中,才能真正把握身份政治问题的实质,从而为突破当前困境找到新的出路。

第一,只有突破“身份 /文化冲突”的分析框架,进而深入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层面,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西方身份政治困境的症结所在。作为美国民众既希望追求平等却又无法突破当代资本主义框架的无奈之举,身份政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分强调了文化批判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实际上是遗传了自由主义无视生产关系的基因——因而总是将文化权利、多元社会文化价值凌驾于民众的现实物质利益利益之上,最终将斗争的焦点从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转移到了寻求文化多元和平等这类口惠而实不至的虚假目标之上。然而,身份政治这种斗争路线不仅不能现实地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下由经济不平等引发的诸多不平等,反而会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而放大市民社会中自私自利的个人理性,进而使自身彻底沦为“特定群体追求狭隘利益的工具”【20]。由此便能理解,为什么如今的身份政治主体不再把社会平等作为追求,而是不断基于“政治正确”的话语来强调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从而要求“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特权”。【21]由此可见,身份政治在斗争路线上的原则性错误,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无产阶级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当代社会矛盾与政治危机的历史根源遭到掩盖。【22]以文化产品为例,在2009年至2019年这十年间的美国主流电影情节中,阶级已然“成为身份的附属,不构成决定因素”,阶级不平等“带来的种种问题被弱化和淹没了”。【23]另一方面,这种路线错误更使本应针对金融贵族的矛头指向了同样受到金融资本戕害的其他群体的普通民众,造成纵向的阶级对立转化成了不同种族之间的横向对抗,这便是当前身份政治越发展,“上层团结、底层冲突”格局就越明显的原因所在。必须看到,当前美国不同群体之间之所以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在身份认同或价值理念上缺乏共识,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身份背后“都承载着特殊的、狭隘的因而也是相互隔绝的经济利益”【24]。这一点不仅决定了被身份认同动员起来的主体“在表述的形成、文化与身份的捍卫、目标的追求和实施的手段方面或许会有强烈的分歧”【25] 83,更决定了继续沉迷于文化斗争路线——不论是继续强调差异化的身份认同还是重建体现普遍主义的新式公民身份认同——并不足以化解这种分歧,更不可能化解身份政治所引发的社会冲突。

第二,只有充分回应社会成员普遍关心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才能有效将民众团结在共同的旗帜下,从而构筑起反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的整体力量。现代金融资本对社会构成全面统治意味着反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的主体不可能是基于文化差异动员起来的个体,而必须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劳动者阶级构筑的联合体。遗憾的是,身份政治并不能胜任联合劳动者阶级的重大使命。这是因为,由于不具备经济视角,身份政治并不懂得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现实物质利益诉求总是会以明显优势压倒所谓的价值信仰或文化认同,成为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深层逻辑,因而它不仅和公民政治一样对金融资本给底层民众在现实物质利益层面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以为意,更天真地认为能够在摆脱物质利益纠缠的前提下,仅仅通过强调某种价值理念或身份认同就能吸引民众参与到反抗不公的社会运动当中。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6]286,身份政治那种仅靠文化认同所建构的“观念中的团结”既不能在现实中打破物质利益对立造成的身份隔阂,也不能现实地改变经济关系的不平等,因而在资本主义引发严重经济不平等的时代已无法对底层民众形成感召力。与身份政治和自由派忽视经济议题不同,右翼势力却洞察到以中下层白人为主体的底层民众对经济议题的严重关切,并通过混淆经济议题和文化议题的政治操弄成功笼络民众,最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造成了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局面。这表明,在金融资本已经全面支配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时代,以寻求文化或身份上的普遍认同为核心的救世方案已不合时宜。而要想真正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和结构性不平等,就必须“把对金融资本的批判跟科学社会主义挂起钩来”,【27]充分观照广大劳动者阶级的现实物质利益诉求,推动和帮助更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并强调集体行动逻辑,从而使被组织起来的社会生产者阶级的联合体夺得国家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将国家机器改造为节制金融资本的强大工具。

四、结语

事实上,身份政治的异化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意味着经济和阶级相关的议题又再度回到政治运动的中心,更决定了新的社会变革不可能诞生于种种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良方案当中。必须看到,身份政治错误的实质,并不在于过分强调了差异性的承认和尊重而忘记了更具普遍意义、因而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的公民身份,而在于它在当前这个再分配正义的需求依然存在、不平等社会关系需要得到改变的时代,企图用“承认正义”代替“再分配正义”、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代替“我们对世界的行动”;【28]这就导致了这种政治尽管在理论上激进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实践中却表现为温和的改良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的协商民主。这也充分表明,身份政治与它所希望修正的公民政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还充当了巩固金融资本统治的不自觉工具。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少数边缘群体主导的身份政治的步步紧逼下,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倾向于认同右翼势力的各项主张,并积极投身于强调“白人身份认同”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这给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与进步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身份政治引发的社会乱象,必须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视角当中,把维护底层民众的物质利益和实现人的经济解放作为斗争目标,才能对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造成实质冲击。总之,教育、引导和争取广大劳动者阶级,把民众运动引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不仅是对身份政治困境的正确破解之策,更是马克思主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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