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我是怎样提出情感与理性问题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 次 更新时间:2022-05-21 21: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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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 (进入专栏)  

  

   我的研究工作是随着问题进行的。问题的提出,与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直接有关。我不能说我已经理解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我只能说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怎样才能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呢?我想,除了读原始文献之外,就是了解西方哲学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这方面我有很大的局限和不足。首先是不懂英语,只能看翻译著作,西方哲学层出不穷、眼花缭乱,只能读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理解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但是,我逐渐形成一个看法:读西方哲学著作,是为了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哲学的特质,而不是以西方的某个哲学为框架,套解中国哲学。这是我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方法。读当代学者的著作,也有一个局限,就是喜欢读的书,会认真读,不喜欢读的书,就不想读,缺乏虚心学习的态度。我对别人说过,对于有贡献的学者是不能绕开走的,但是我自己就做得不够。“入乎其中”,才能“出乎其外”,这是我后来逐渐领会出来的。

   我就是在读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过程中,经过自己的思考,提出一些问题,再按这些问题一步一步进行研究的。情感与理性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从思想进路上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从理学研究进到心性问题。这一点受到当代新儒家的影响和启发。通过“理学范畴系统”的研究,我意识到,心性问题确是理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儒家很重视人性问题,但不是自然主义的讲法,也不是单从知性上讲,而是从主体德性上讲,这就有心性关系问题。80年代,刚刚开始接触新儒家,他们的著作在大陆不易看到,但是,汤一介先生有一套台湾版的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这可能是大陆学者仅有的一部新儒家的代表性著作。汤先生很支持我的研究,将这套书借给我看。我可能是最早读到这部书的大陆读者之一。结果将书翻坏了(印刷质量不好),没顾得上修补就还给汤先生了。好在是学生借老师的书,汤先生并没有怪我。我当时还请教过冯友兰先生,我说我要写一本研究心性论的书。我知道,冯先生的观点和熊十力、牟宗三先生不同,但冯先生很支持我的研究,并说:“心性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体现了一位哲学家的胸怀。

   但是,我发现牟宗三先生用实体论的观点讲中国的心性之学,把心性说成形而上的绝对超越的实体,这符合宋明理学吗?于是产生了新的问题。至于纵贯与横摄、自律与他律一类的问题,就我当时的理解,也不能完全同意。我在台湾出版的《中国心性论》一书,现在看来很不成熟,但这些问题已经包含在里面了。这就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儒家哲学的精神特质究竟是什么?

   第二个阶段就是心灵问题。从心性问题到心灵问题,我的初衷就是针对实体论,探求中国哲学家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中国哲学没有灵魂的观念,没有上帝的观念,那么,它面对的是什么呢?是天,是道,但是天和道是不是绝对超越的实体呢?我认为不是。“天道流行”才是根本特点。而天道与心灵是直接沟通的,心灵的超越实际已是自我超越。我认为这才是中国哲学最关心的。所以我提出,中国哲学是心灵哲学这一看法。这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有一次某报社记者采访,我提出这个看法,可是在报纸上这句很重要的话被删掉了。儒家为什么对客观世界缺乏西方式的追根究底的探求?因为它要解决人自身的心灵安顿的问题。心灵既然不是实体论的,那又是什么形态的哲学?我认为是境界形态的。这一点显然受冯先生的影响。但冯先生又说过,在中国哲学中只有佛学是境界形态的。而牟宗三先生又认为,只有道家是境界形态的。至于儒家,他们都讲本体论(实在论)、存有论(实体论)。我经过一番思考,大胆地提出,儒、道、佛虽有不同,但是与西方哲学比较,都是境界形态的。这是我对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解,至于正确与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唐君毅先生讲“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将存在与境界分开讲,我的问题是,心灵有没有存在?其存在是什么?心灵境界何以可能?

   这就进到情感与理性阶段。这是心灵境界说的进一步追问和推进。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情感就是人的生命存在,也是心灵的存在,心灵境界是建立在存在之上的,不能离开存在讲境界,境界就是心灵存在的方式。情感既是最原初最原始最本真的存在,也是最终极的存在,既是显性的,又是隐性的。儒家不仅讲生命存在,而且讲存在价值,这些都是由内在情感决定的,所以,情感是儒学的真正支点,如同理智、知性是西方哲学的支点一样。因此,我又提出,儒学是情感型的,不是知识型的。这个看法是经过一系列追问,即从理学范畴系统到心性关系,再从心性关系到境界与心灵存在的关系,最后从心灵境界到情感,在中西比较中提出来的,是我对儒学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看法,即一个重知,一个重情。这并不意味着儒学排斥知性,但儒学的知性总是和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是生命体验式的,不是逻辑推理式的。儒家也追求人生的幸福,但不是通过知识而获得权力,靠知识权力得到物质欲望的满足,而是实现人生的价值从而得到情感的满足。这是生命体验即情感体验的问题而不是科学认识的问题。这当然不只是感性情感的满足(如好好色,恶恶臭,儒家并不反对,但不是主要的),而是高度理性化甚至超理性的情感满足。

   牟宗三先生说:“心可以上下其说。”我认为说得很好。那么,为什么不能说“情可以上下其说”呢?我认为完全可以。所以,绝不能把情感限制在心理学的实然的层面上,也不能像西方情感主义者所说,情感完全是个人的主观的喜好和兴趣。一个“情”字,可能永远讲不完,既能讲美学,也能讲道德伦理,还能讲哲学、讲宗教,不能只讲成《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一个“情种”,只和女孩子一起混。贾宝玉这个“情种”也是天地之灵气变来的,那块“顽石”也不是一般的顽石。

   情感能不能理性化?或者说有没有情感理性?这是问题的关键。西方哲学也可以讲情感,但是被归结为非理性主义、浪漫主义。中国哲学的回答则是肯定的。儒学的核心是仁,仁是情感,但又有理性原则。孔、孟且不说,就是理学家朱熹,也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爱是情,理是理性,“爱之理”就是情感理性,即中国人所说的“情理”。批评宋儒的戴震也说:“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以情释理。儒家是讲理性的,不是非理性和反理性的,但它是具体理性,而不是形式化的抽象理性。所谓“具体理性”,就是有情感内容,不只是空的形式。但是,过去受西方理性主义影响,总是把情与理分开,以情理二元论的观点讲中国哲学,结果越讲越不像中国哲学。儒家讲情理,实际是讲价值理性,因此未能开出科学知识,但不能因此否定儒家的贡献。讲人的哲学而不讲情感,那才是最奇怪的,最终只能讲“物化”的人、“异化”的人,变成理性的工具。

   至于我在《情感与理性》一书中的讨论,是很初步、很粗糙、很不成熟的。如果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我很欢迎,如果能由此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此文作于2008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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