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露:论政治社会的共享目的——以罗尔斯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 次 更新时间:2022-07-20 17: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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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露  

  

   大多自由主义者都提倡特定类型的国家中立(state neutrality)这一原则强调“公共的政策、制度等应该平等地包容所有值得的善观念”,它并不要求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现实影响是中立的,而是认为国家/政治社会在对待不同的善观念时要恪守中立的立场,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巨擘,罗尔斯典范地诠释了中立原则,并试图借此探讨理性多元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然而,罗尔斯又旗帜鲜明地指出,良序政治社会建立而践行正义的制度是一种伟大的内在善,是公民所应共享的终极目的。因此,对罗尔斯而言,如何理解价值中立与共享目的之间的关系便成为重要的问题。而且,这还引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限度何在?共享目的在政治社会中有何作用?

   本文将从罗尔斯出发,通过对相关文本的分析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找寻答案。首先,文章将在第一部分通过概述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来呈现他对中立原则的持续追求,进而指出罗尔斯并未因此落入“私人社会”的窠臼,他认为政治社会的公民持有某种具有内在善的共享目的。然而,第二部分将指出,由于共享目的对于内在善的强调,它的确与中立原则构成了紧张关系。于是,理解政治社会的善与中立原则之间的张力,将是第二部分的主要工作。在第三部分,我们通过进一步剖析发现,中立原则与共享目的的和解倚赖于公民共享的自由价值,政治社会实际上在两个层次上拥有共享目的。最后,本文将尝试性地探究共享目的与政治认同的关系,以彰显共享目的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

   一、政治社会的善

   “历史地看,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国家决不能偏袒任何完备性学说及其相关的善观念。”罗尔斯自觉地秉承自由主义的这一原则,努力地确保政治自由主义在目的上的中立性:基本制度的设计并不旨在鼓励特定的完备性学说。正是这一追求,促使罗尔斯将对正义的“稳定性证明”从“一致性论证”调整为“重叠共识论证”。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为稳定性提供的证明被称为“一致性论证”。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道德心理学角度描绘良序社会的成员如何经由权威道德、社团道德和原则道德获得正义感;第二阶段关注正义感与善观念怎样共同发挥作用、维护正义结构。第二阶段最基本、最核心的论证是由康德式的解释给出的,它将一种特殊的人性和道德能力指派给人们——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并认为实现这一人性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将正义感(按照正义原则行事的欲望)作为调节性的欲望。换言之,选择正义原则并按其行动,是内含于人性的要求。罗尔斯试图借助这一论证表明,人们在原初状态下选择的两个正义原则具有稳定性:即当无知之幕揭开,人们进入到由正义原则支配的政治社会中,他们会形成正义感并依据正义原则行动,当正义原则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也会自觉地让利益受正义原则的规导。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人们会遵循正义原则,而正义原则“规定了在不同的宗教和道德信仰之间以及它们所属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进行调解的协议”。

   然而,一致性论证并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及所属文化形态间的差异,因为康德式的论证将一种特殊的道德人格赋予人们,这种道德人格确保人们“接受相同的正义观,并似乎还接受相同的完备性学说,那个正义观正是此学说的一部分,以及是从此学说中推导出来的”。在这里,“正当原则的证成……是奠基于某种特定的人性观,这种人性观界定了什么是人最重要的‘好’,并促使人有最高序的欲望去实践人的本性”。这种对人的诠释是完备性的,“它界定人的本质,限定人理解自我的方式,规定人的根本利益,以及人如何看待自身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但是,民主社会的公民不可能就完备性的人性学说达成一致的看法。罗尔斯自己就曾设想例外情形:“假定即使在一个良序社会中也有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肯定其正义感不是一种善。假定由于他们的目标和需要以及他们本性的特有性质,对善的弱描述不能成为他们保持这种调节性情操的充分理由。”也就是说,在罗尔斯看来,虽然道德人格确保了正义感具有压倒性的动机地位,但仍有一些人不依正义原则行事。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援引道德人格的普遍性来指责这些人不合乎理性,进而将他们排除在社会合作系统的考量之外,但这难免武断。“或许罗尔斯认为,‘康德式的解释’只在那些相信它的人身上才是动机性的力量。”那如何应对这些反对者呢?巴里指出罗尔斯只有两条路:走向重叠共识论证;退回霍布斯,援用惩罚手段强迫反对者遵从正义原则。罗尔斯并不否认惩罚性手段的作用,但“稳定性问题并不是让那些反对某一观念的人来分享该观念的问题,或者说,如有必要的话,通过有效制裁让他们遵循该观念来行动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它违背了中立原则的要求,并没有公平正义地处理不同宗教和道德学说之间的冲突。于是,罗尔斯走向了“重叠共识论证”。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试图利用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交迭共识)来为正义原则的稳定性作论证。这一论证指出,民主社会的公民能就政治的正义观念经由临时协定、宪法共识形成重叠共识,并以此调节因所持有的多元化完备性学说而导致的在政治领域的矛盾。更进一步,由于政治价值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它们又兼容于公民的完备性学说,所以它们具有压倒其他一切价值的优先性。随着政治合作因重叠共识不断取得成功,政治正义观念的稳定性便得到了保证。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因为康德式的解释“没有考虑多元论的境况”而不具现实性,罗尔斯放弃“一致性论证”,走向了“重叠共识论证”。这背后的动力正是对中立性的追求。罗尔斯竭力避免将稳定性论证建基于某一独特的善观念(如康德式的人性),而试图中立地、无偏倚地对待所有完备性的道德学说、哲学学说和宗教学说。

   这似乎让罗尔斯陷入了霍布斯式的“私人社会”:个人和小型共同体都有自己的目的,政治制度安排仅仅被视作达致特殊目的的手段,“正如每个人在沿着公路旅行时都有他自己的目的地”。但在罗尔斯看来,并非如此。他指出,秩序良好的政治社会有被其公民共享的目的,即由正义观念(原则)所规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并不仅仅因为实现了人们的利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善,它本身就是善的,它的成功实施是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的最终目的。古德曼(Gutmann)在评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评时曾说:“如果我们假定,按照定义,我们的认同由善构成,那么我们就必须将正义感看作认同(不可分割)的部分。我承诺将他人视作平等的人并因此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恰如我作为犹太人并因此与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逾越节一样,都是我的认同的基本部分。”罗尔斯极其赞许古德曼的看法,认为他的说法“肯定是正确的”,“互相以正义对待这种终极目的是公民身份的组成部分”。

   罗尔斯的这一基本立场贯穿了其思想始终,并没有随着稳定性论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指出,“人们事实上分享着最终目的,他们把他们共同的制度和活动看作自身就是善的”。作为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存在物,遵循正义制度、将正义感置于动机系统的顶层是实现人性的必要条件,因而,人们会认可正义制度、正义观念并意愿按其行事。这样,我们进入到一种“人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们从彼此的由自由的制度激发的美德和个性中得到享受,同时,他们承认每一个人的善是人类完整活动的一个因素,这种活动的整个系统是大家都赞成的并且给每个人都带来快乐”。在其本科论文《简论罪与信的涵义》中,青年罗尔斯指出,人格只有在因信而结合的宗教共同体中得以体现。这里,我们似乎发现了类似的断言,“一个良序社会的成员们有共同合作以便以正义原则允许的方式实现他自己的和他人的本性这一共同目标,……正是通过维护这些公共的安排,人才能最好地表现他们的本性,才能获得对每个人可能的最广泛的调节性美德”。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依旧认为,良序社会中的公民拥有着共同的终极目的:“他们……认肯相同的政治正义观念。这意味着他们共享一个非常基本的政治目的,而这一政治目的具有高度的优先性:即支持正义制度的目的及因此而相互承认对方之正义的目的,更不必说许多也必定为他们所共享并通过其政治安排来实现的其他目的。此外,政治的正义目的也许是公民相互间最基本的目的,他们通过这些最基本的目的来表现他们构想成为的那种个人。”只是,罗尔斯不再谈及人性,更不强调共同体是实现人性的必要条件,而是认为,无论公民自身持有怎样的完备性学说,他们都会就“宪法根本”(constitutional essentials)和基本的正义问题达成重叠共识,而这一共识的核心是政治正义观念。受正义观念规定的宪法根本就构成了公民共享的根本目的,这样的政治社会便是公平正义的良序社会。这一社会在两个方面是善的。在个体的意义上,它对于个人而言是善的。一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深刻地体会到实践两种道德能力是善的;二是因为,“该社会确保他们享有正义的善和相互尊重与自尊的社会基础”。在社会的意义上,共享的目的需要许多人的合作方可达到,“建立并长期成功地运行理性而正义的……民主制度……乃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善,值得我们尊重”。

   二、共享目的的中立性

   在一定的意义上,共享目的发生了与稳定性论证的转向相应的变化,它不再诉诸于以康德式的人性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但是,它的内涵却始终如一、前后一致:首先,良序社会应该建立并践行理性而正义的民主制度,这是公民应该为之奋斗的终极目的;其次,这一目的并不仅仅在工具性的意义上为善——有助于个体过上好的生活,它更是一种内在善,正义相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善;再次,这一目的具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

   罗尔斯这一立场让人心生疑问:它在什么意义上是中立的呢?德沃金曾如此谈论中立性:“政治决定必须尽可能地独立于任何关于好生活或赋予生活以价值的特殊观念。”如果对政府一般结构和政治运行进行规定的根本原则必须体现某种内在善,公民必须在应然的意义上共享着某种终极目的,这样的政治社会到底与有着完善主义倾向的、严格的政治共同体又有何区别呢?

   罗尔斯指出,良序的民主社会显然不同于共同体,共同体是依靠完备性学说统一起来的、特殊类型的联合体(association);而政治社会却有着与联合体完全不同的特征。首先,民主社会是“完全而封闭的社会系统”——“在它自足且给予人类生活的所有主要目的以合适地位这一意义上,它是完全的。……它……又是封闭性的,……人们只能由生而入其中,因死而出其外”。这一特征被后来的学者深为诟病,“现实中如过江之鲫的移民浪潮足以证明,即使是在宪政民主国家中,‘社会成员资格’也并不都是先行给定的,而是有相当部分由主体自愿选择的”。但周濂后续的讨论实际上提供了理解罗尔斯的进路:罗尔斯所强调的是“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以法律地位’来界定的公民身份”。而且,罗尔斯并非在实然的意义上言及公民在现实政治社会中获得公民身份,而只是在应然的意义上指出良序社会的成员应被视为“平等而自由的公民”——“这些正义原则必须在市民社会的背景制度中给予基本自由和机会以优先性,它们使我们能够首先成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并根据这种身份将我们的角色理解为个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社会的完全性得以理解:只要兼容于政治的正义观念,公民由其完备性学说所界定的各式各样的特殊的终极目的就具有平等的地位,受正义观念规制的宪法为公民形成、修改、追求其特殊善观念提供了足够的背景支持。

   其次,良序的民主社会“没有任何……在完备性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目的和目标”,它只有“宪法意义上的特殊社会目的,在宪法前言中所陈述的那些目的……必须归于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及其公共理性的名目之下”。

在讨论完两者的区别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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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伦理学研究》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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